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可謂家喻戶曉，老幼皆知。而臺灣當代著名導演賴聲川的話劇《暗戀桃花源》於1986年公演後，不僅成為現代話劇的經典，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大眾對「桃花源」和陶淵明的了解。不過，如果要問這桃花源究竟是在何處，估計很多讀者答不上來，陶淵明在該文中並沒有說具體地點，只說東晉年間武陵有一個以捕魚為生的人偶然發現了桃花源，他出來後告訴官府，官府派人去找卻沒有找到，後來此事也就沒有人注意了。
那麼，這武陵又是哪裡？「武陵」這一地名，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據《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荊州，其位置當在湖南常德市的桃源縣。不過也有人認為江西廬山大漢陽峰下的萬畝桃園，可能是陶淵明創作桃花源的原型，因為陶淵明就是江西廬山腳下的九江人。此外，國內還有幾個地方也認為自己就是「桃花源」的真正發源地，如安徽的黟縣和重慶的酉陽等。
不過，從文學角度看可以把「桃花源」當作一個虛構的地方，陶淵明只是用它來表現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如此「桃花源」就是一個中國文人筆下的「烏託邦」，它出現的時間較之西方文化中的「烏託邦」還要早一千多年，由此足見陶淵明的遠見卓識，也無怪乎陳寅恪要稱陶淵明是中古時代的大思想家了。
那麼，在精於考證的陳寅恪眼裡，這歷史上的桃花源究竟是在何處呢？陳寅恪認為它並不是純粹虛構，而是一個確實存在的地方，這就是晉代北方地區的塢堡。所謂「塢堡」就是古人用來避難、躲避戰亂的地方，一般建築在地勢險要之處，而又有水源可以灌溉耕種。陳寅恪認為在西晉末年，中原人民如果不能遠徙，就只有建築這類塢堡用來避難逃生。通常居住在塢堡內的人以同宗同族為主，塢主由德高望重者擔任，也可推舉產生。塢堡內一般實行共同勞動、互通有無、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後來延續為一種固定的文化系統。陳寅恪認為北方之所以較之南方更具社會宗法色彩，與塢堡的構築、人員構成及生產方式有很大關係。
對此陳寅恪曾撰文考證，文章很長，我們只看其最後的結論：
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實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記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因軍中有陶淵明熟識之人，故他可以運用此材料。
丁、至於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如此桃花源此文的文學意味更濃，甚至已經具有神話色彩。
這裡面有些地方要解釋一下。「弘農、上洛」為地名，當在今天的陝西一帶。苻秦又稱前秦（351——394），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政權之一。公元351年氐族人苻健佔據關中，因此地古代屬秦國，即稱秦王。所以真實桃花源所躲避的不是秦始皇的秦國，而是苻秦。
陶淵明與當時徵西的將領本就熟識，當間接或直接得知他們入關途中的所見所聞，《桃花源記》可能即取材於此，因此此文有很大紀實成分。至於其對理想生活的嚮往等寓意成分，則與《世說新語》中所記載的南陽人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有關。
《世說新語》中原文如下：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
顯而易見，《桃花源記》與此處文字有很多相似之處，陳寅恪認為是陶淵明有意把二者融合，以表現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生活的嚮往，並特意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把寫實成分與虛構融為一體。其實這就是文學大家和一般作家的區別，放在普通作者可能就滿足於描繪一個神奇色彩的故事，或者寫一篇簡單的紀實性文學作品，而不會想到把理想與現實結合。即便有所結合，也不會如同陶淵明此文這樣，借對現實的書寫表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從而讓作品的的境界得以升華。
為了說明陶淵明撰寫此文的意圖，陳寅恪特意引用陶淵明的《擬古九首》中的第二首，認為此詩可以和《桃花源記》互相印證。該組詩作於宋武帝劉裕代晉之後，主要內容是對易代之際世事多變的慨嘆，並有託古諷今、隱晦曲折之意。其第二首如下：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
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
斯人久已死，鄉裡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
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詩歌大意是：早上整理車馬準備出行，要去哪裡呢，不是經商也不是從軍（此為字面義，陳寅恪另有解釋）。聽說有個叫田子秦的人，是人中豪傑，雖然此人已死，但其鄉人繼承了他的遺風。我們為人一生就要向這樣的人學習，而不能成為為爭名逐利而瘋狂奔走的人（狂馳子）。那麼，這與《桃花源記》有什麼關聯呢？
陳寅恪引用《魏志》中《田疇》傳有關記錄後認為，田疇當年隱居山中，百姓慕其名而歸之，其實就是過著一種桃花源的生活。這裡的「商」並非經商，而是指古代隱士「商山四皓」入商山避秦一事。而「戎」也不是從軍，而是指老子出關到西域對胡人進行教化的傳說。如此則商洛一帶本來就是陶淵明心目中的「桃花源」，而田疇的高風亮節顯然也高於桃花源中的避秦之人。按照這個說法，這首詩和《桃花源記》確實有互相印證的關係，也就是說《桃花源記》中的紀實成分與詩歌中史實呼應，而詩歌的寓意與《桃花源記》中的思想互相呼應。 此外，陳寅恪還引用蘇軾對陶淵明此文的評價，指出自古以來談論陶淵明此文者，當以蘇軾所言最有見識，只是蘇軾仍然沒有理解此文中寓意與寫實的關係，所以還是不能說透徹。從歷史上看蘇軾可謂最崇拜陶淵明之人，陶淵明在中國歷史上的崇高地位可以說和蘇軾的極力讚美很有關係。蘇軾十分欣賞陶淵明的詩，曾說過「吾前後和詩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這樣的話。蘇軾本來也是一位雖歷經坎坷而達觀開朗的智者，他的思想深受佛教影響，但其內心深處依然堅持傳統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信念，因此他才能夠和陶淵明的心靈相通。 最後還有一點要說明，既然《桃花源記》所寫之事是在中國北方，為何陶淵明要點明是在南方的「武陵」？對此陳寅恪的解釋是，因為文中混入劉鱗入衡山採藥，迷路進入桃花源，後問道他人方返的故事，而衡山本在南方，也就只好把桃花源放在武陵。
當然，對於陳寅恪此文中的觀點學術界還是有人提出異議，例如著名史學家唐長孺就曾撰文與陳寅恪進行商榷，他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中認為，桃花源隱喻的其實是躲避賦役的農民在豪強率領下逃入山林脫離政府控制的情況，「桃花源」中的土地實際上被豪強佔據，隨其逃入的農民也成為豪強的依附性人口。據此他歸納了四點：首先文學作品可以直接說明歷史問題，其次歷史研究應該得到文學作品的印證，第三《桃花源記》體現了東晉的社會矛盾與生產關係，最後，《桃花源記》是研究東晉社會經濟的一手史料。顯而易見，這四點和陳寅恪的觀點其實大同小異，只是在陶淵明此文的寫實內容到底是寫的什麼這一點，他們有一些分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