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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作出了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為此，本刊開設「聚焦『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專欄，約請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領導和業內專家，結合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發展，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進行解讀，總結「十三五」金融發展成就，對「十四五」和2035年金融發展進行展望。
作者｜巴曙松 王一出「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協會；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24期
中國即將進入「十四五」時期，這是兩個百年目標的交匯期，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時期。《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確立了創新在中國未來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位置，這不僅是基於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變局下對國際經濟趨勢的把握。
「新動能」與「新優勢」：中國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邏輯趨勢
科技創新應當成為未來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新動能」
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看，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基本與全要素生產率（TFP）和資本投入的貢獻同步波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TFP增速突降至2.81%且持續低於3%，全球TFP這一時期的下滑也呈現類似趨勢。而2012年後，隨著TFP增速落至1%以下，資本和勞動力貢獻水平又略有下降，中國經濟在這樣的轉型中逐步進入新常態，隨著改革紅利的充分釋放和財政刺激政策的充分運用，經濟開始展現出明顯的收斂特徵。
在「十四五」到2035年這一新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系列因素出現明顯變化，使創新的重要性凸顯，具體來講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經濟正在替代傳統產業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其發展更為依賴創新。從產業結構發展趨勢上講，中國的第二產業佔比在2015年之前多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而從2015年至今，這一比例下降至40%左右並維持穩定。同時第三產業佔比一路上升，從2015年開始超過50%之後，第二、第三產業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從資本投入來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從2016年達到峰值80.6%後開始回落，結束了持續18年的上漲，表明經濟對投資的依賴開始下降；同時資本投入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減弱，近幾年呈現貢獻率約為3%的增長。「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處於動力切換期，產業結構重心將全面轉向新經濟。當前新經濟儘管從體量上佔比不大，但增長迅速，需要通過創新來逐漸替代傳統產業，支持經濟的平穩增長。
第二，隨著中國人口結構出現重大變化，發揮人力資本潛能和應對人口老齡化需要創新。中國從2011年出現劉易斯拐點，適齡勞動人口佔比從74.5%降至2019年的70.6%，總量已降至9億人以下，有效勞動力增速也下降至1.2%左右。從「十四五」時期開始，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都要面臨人口紅利衰減的局面，這使得經濟增長必須從原來以人口紅利增長為導向轉向以發揮人力資本潛能為導向。創新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技術進步既可以顯著提升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也可以以創新方式推進智能化數位化，使人們能從事更多創造性活動，激發勞動力潛能。
人口老齡化也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的增長數於2019年首次超過了60～64歲老齡人口增長數，老年撫養比也於2020年超過20%，人們對「未富先老」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本質上講，老齡化是否會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足夠多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和足夠完善的保障體系。創新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有突出作用。一方面，老齡化產生新市場需求，老齡化為健康醫療、智能服務等新經濟行業和相關創新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老齡化產生新生產方式需求，為應對老齡化，未來生產方式需要更多地向非體力勞動型崗位傾斜，這其中必然需要大量新技術產品的使用。同時，老年人的經驗更豐富，在服務業佔據主導的產業結構下，工作崗位對體能的要求下降，對經驗的要求上升，這種產業結構為老年人發揮積極作用提供了巨大空間。
第三，疫情衝擊客觀上為新經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空間和機遇，倒逼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從統計數據觀察，疫情影響下消費短期內受到衝擊，但長期內會使人們調整消費方式和行為習慣，例如從線下轉向線上。在生產方式上，疫情客觀上加速了傳統企業的數位化轉型，「在線經濟」中遠程辦公和在線教育異常活躍，增速很快。此外，各地加速推進醫療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促使「網際網路+醫療」高速發展。可以說，疫情短期對經濟造成衝擊，但同時也有助於打破既有產業格局，為新經濟創造寶貴的生存發展空間，相當於在客觀上倒逼經濟實現動能轉換。「十四五」期間，面對處理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與動能轉換，積極促進創新不失為一個順應發展需求合乎邏輯的選擇。
總之，「十四五」時期中國正處於原有增長路徑收斂，需要邁向更高水平和質量的新增長路徑的重要轉型期。隨著經濟發展舊動能減弱，推動經濟新舊動力轉換和轉型已經成為了下一階段的重點。應對這些挑戰都要靠創新帶來的新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建設的重心也需要從過去四十年通過市場化改革和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帶動增長，轉軌到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生產效率不斷提升的方向上來。
科技創新有助於當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重新布局過程中形成「新優勢」
首先，在局部逆全球化浪潮推動下，當前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正在經歷深刻重構。從趨勢看主要發生在四個方面：一是關鍵行業回歸本土；二是區域合作深化；三是分散化以增強產業鏈抗風險能力；四是跨國企業布局強調貼近客戶和市場生產，內需市場在吸引供應鏈布局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在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等逐漸從中國流出，轉移到越南等國，這一趨勢從2013年已經出現，因中美經貿摩擦表現得更明顯。2018～2019年美國對中國進口減少約900億美元，而對越南等低成本國家進口增幅超300億美元，對墨西哥進口增加130億美元。同時中國和越南等國已經呈現出較為緊密穩定的分工，這些國家已經在從中國進口大量的中間品進行加工出口，其在區域內產業鏈的位置越發像中國過去幾十年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在產業鏈重構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國可以通過龐大的內需消費市場，對產業轉移起到一定的錨定作用和吸引作用；另一方面，中國還需要抓住當前全球價值鏈產業鏈調整的機會，在騰出一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的同時積極推動創新，推動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中自下而上轉變，由成本和勞動力優勢國轉為技術優勢國。
其次，目前全球和中國正處於新舊技術周期的轉換階段，是技術進步的歷史機遇期。從技術進步的規律看，真正顛覆性的底層技術創新，一般是刀鋒式的，具有技術突變特徵；而同時又往往是基於充分的技術準備和各類創新業態模式的長期醞釀的。當前技術發展周期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從行業特徵看處於舊技術的周期末尾和新技術的周期導入前夕，也就是一個新舊技術周期的轉換階段。一方面，通信、人工智慧等技術飛速發展為創新的自我迭代做好了較充分的技術準備；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的網際網路革命催生了眾多新興業態模式，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行業都需要新一代信息通訊技術來保障其大幅擴展應用場景，可以說新一代技術革新已經呼之欲出。技術周期更替是產生刀鋒式技術進步的絕佳歷史機遇期，各國都試圖爭奪新技術周期導入的話語權。中國也不斷加大研發投入，2019年研發支出佔GDP比重為2.23%，比2000年的1%增長了一倍多。
最後，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運行範式的根本變化要求中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近年來，各國對於科技、產業鏈和貿易安全的擔憂與日俱增。特別是疫情衝擊下，重要物資及其背後產業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引發了世界各國的重視，各國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範疇也進一步擴圍，從原有的高新技術擴大到國家基礎設施、醫療設備和藥品等。「十四五」時期開始，中國將面臨新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全球價值鏈分工合作將更多考慮納入新規則，全球將進入風險頻發的高度不確定性時代。在此過程中，科技行業會日益融入國家安全的考量，這成為未來增長主動權的關鍵。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之下，高新科技和自主研發將成為中國應對風險、加強自我防禦、保持戰略定力的重要手段，也將是爭取未來增長制高點的核心工具。
總的來說，當前整個世界正在經歷深刻的變局，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新舊技術周期性轉換，同時疫情的衝擊也給國內經濟系統和國際金融體系帶來了一系列長遠意義上的變化。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需要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塑造新的比較優勢，由模仿引進為主的新興市場逐步成長為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創新型國家。
創新驅動發展需要頂層設計和市場活力的有機配合
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決定了頂層設計和市場活力有機結合的重要性
創新活動的特點決定了首先需要活躍的市場機制，同時也要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以匹配創新的內在規律。而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突破更是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在依靠市場體系充分動員資源的同時，也需要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的聯合推動。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NASA在2021年的預算達252.46億美元，這些政府投入通過政企合作為創新型企業提供了大量經費，是美國通過國家力量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NASA的商業航天政策通過與市場合作極大地提升了資金效率。SpaceX等新興公司的誕生迅速大幅度降低了相關成本。
中國創新活動需要提升市場價值，並通過遠景規劃創造支持創新的生態環境
中國在專利數量上於2016年就已超越美國、英國等國家，但同時中國智慧財產權使用費的逆差也於2018年達到了302億美元，與美國超800億美元的順差形成鮮明對比。
當前中國專利的特點是：數量高，質量低；申請數高，通過率低；設計和實用型專利佔比高，發明專利、核心專利佔比低；專利撤回率高，市場價值低。例如，在發明專利的申請佔比上，美國這一數字長期超過90%、日本為82.92%、德國為80.5%，而中國僅為35.53%；從授權來看，中國專利授權中發明專利佔比更是始終沒有超過20%。
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客觀上講，中國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有不少產業並不處於全球技術前沿，通過技術引進實現效率提升的成本要遠低於自主研發，這使得國內的創新多集中於應用性的次生創新；其次，中國的基礎科學發展水平有待強化，創新的發展基礎相對薄弱；最後，中國的創新激勵政策基本上都考查專利數量，總體上衡量創新活動的指標體系不夠豐富。
總之，在未來一個發展時期內，中國不僅需要把創新擺在核心位置，積極提升專利的市場價值，更需要注重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形成促進創新的生態環境，在市場力量與政府支持相結合的基礎上，提升實質性創新的質量，改善創新的結構。
以金融創新促進技術創新，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作用
技術創新活動的特點決定了資本市場在促進創新活動中應起到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創新活動高風險、長久期的特點天然和傳統銀行的風控模式不匹配，必須依賴資本市場支持；第二，資本市場中的股權投資機構組織靈活、專業化強，可以更順暢地為創新活動導入金融資源；第三，股權投資者會積極進行主動監控和投後管理，有效提升創新質量並降低風險；第四，資本市場投資者眾多，金融工具豐富，可以更好地對接創業企業的全生命周期和創新活動的各個階段。總之，創新活動離不開金融體系的全方位支持，其中資本市場的作用應當被充分挖掘和釋放出來，以更好地匹配創新活動的特點。
在制度和政策層面，促進技術創新需要更加靈活、適合新經濟行業特徵的資本市場
在新舊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時期，資本市場的靈活性和多層次性是創新融資的先決條件之一。據統計，近年來90%左右的美國生物科技上市公司上市前12個月沒有盈利，這些企業有60%～80%的資本開支在研發環節，而這一階段通常是不可能有盈利或現金流的。等到這些企業真的滿足上市標準的時候，上市融資已經顯得沒那麼重要了。因此，針對創新型企業應當更靈活，更符合新經濟行業的獨特運行特徵。香港在生物科技企業領域的上市改革，就是一個積極的探索。
在市場層面，促進技術創新需要更豐富的資本市場參與主體和更活躍的金融工具創新
在新經濟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更豐富的市場參與主體和活躍的金融工具創新可以有效平滑創新型公司的融資曲線，幫助創新型企業乃至整個創業市場防範和降低風險。比如，美國十分成功的矽谷銀行模式，即風險貸款（Venture Lending，VL）機構採用債股混合的模式，既防止股份稀釋，又滿足企業小額緊急的融資需求，備受青睞，美國75%由VC/PE支持的創業企業都接受過VL的注資，前20大獨角獸企業有VL注資的達18家。
當前，香港推出了面向新經濟的上市制度改革，中國內地也積極推出科創板，這些都是制度層面針對資本市場服務創新融資的積極改革嘗試。不過，無論從融資總量還是結果看，中國直接融資比重總體還很低，銀行體系依然是金融的主導力量。在新發展時期，從促進創新角度觀察，中國必須著力全面提升直接融資比重，提升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水平和開放程度，才能更好地動員金融資源支持技術創新，支持中國創新能力逐步邁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這既是基於創新發展的需要，也是以創新為抓手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和金融體系改革的良好契機。
目前，全球經濟處於動蕩變革期，中國經濟也在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和新舊動力的轉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的創新驅動戰略和創新型國家目標，既是中國未來一個發展階段的內在需要，也是把握創新活動規律的重要戰略布局，更是在未來全球化過程中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中國在未來更高的發展階段是否可以成功實現「邁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遠景目標，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十四五」為起點，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要在總體上秉承創新驅動戰略，支持創新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活力，促進頂層設計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逐步推動中國從專利數量大國到創新強國的轉變，最終實現邁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遠景目標。■
[本文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項目（71790591）、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71825002)和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學家計劃項目（BJJWZYJH01201910003014）的資助]
（責任編輯 許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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