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邊塞詩徵引典故十分廣泛，涉及「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先秦典籍主要有《詩》《禮》《易》等經部著作，《論語》《孟子》《莊子》《孫子》等諸子散文，《左傳》《戰國策》等史傳散文。此外，最常「資書入詩」的還有「前四史」、《法言》、《世說新語》、唐人詩句以及宋人筆記。諸典之中，契合邊事的英雄人物，折衝樽俎的制敵方略，沉鬱雄渾的老杜詩句，皆信手拈來，妙入詩歌。
荊軻隻身赴秦、易水送別的俠義精神受到宋人敬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兼有送別之悲與刺秦之壯，引發了北宋邊塞詩的隔代迴響。梅堯臣「平時易水頭，不復起邊愁」「將軍守漢法，壯士發燕歌」，蘇軾「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吊燕丹」，司馬光「酒薄陰山雪，裘寒易水風」，吳則禮「晚風蕭蕭近易水，想見懷古當傾曦」，在送人使北、送人戍邊中寄託慷慨，悲憫英雄。
出使西域的班超亦備受推崇，原因有三：一是投筆從戎、效力疆場的道路選擇，二是不畏艱險、萬裡出使的外交推進，三是威震遠域、萬裡封侯的價值實現。落實到邊塞詩創作，則題旨有差：一是借英雄自我審視，如司馬光「慚非班定遠，棄筆取封侯」；二是抒發失意鬱結，如王令「若使班超終把筆，由來何路取封侯」；三是鼓勵他人建功立業，如孔平仲「古今將相皆無種，好取班超萬裡侯」，毛友「預想歸時如定遠，爭持白玉上青雲」。與眾人稍異，蘇軾《獲鬼章二十韻》雖以「邊帥漢班超」肯定邊功，卻更主張「奇功勿再要」，叮囑慎用武力。
伏波將軍馬援平南有功，亦為宋人所重。劉敞《伏波》惜其身死蒙冤，歌其壯心不衰。睹于禁卒駐戍艱辛，追念馬援平邊之難，詩人遂以「將軍馬伏波」「頻獻凱旋歌」追念英雄，祈願和平。最能將古今南治邊略有機系連的，當屬劉敞《遷南行》。「曾出封疆鑄銅柱，竟留種族依荒山」，認為馬援雖立銅柱為界，卻令大量殘部散居深山野墺，埋藏隱患。「雕題來作冠帶民，鼻飲翻宜伊洛水」，則稱頌北宋邊略，將西南邊民成功收編為中原王民。在摧毀廓清的激壯之下，詩人不由暢想「此功一成萬世寧」。除卻劉敞，趙「伏波死去今誰繼」，曾鞏「捷如馬援不得志」，郭祥正「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蕭蕭篁竹裡」「借令伏波在，縮手定嘆息」，上述伏波頌歌，均注目邊事，遙想英雄，有務實之徵。
北宋邊塞詩用典，並不限於懷想英雄，亦在「折衝樽俎」中寄託理想。黃庭堅、梅堯臣、彭汝礪、強至、曾鞏均在邊塞詩中表達了對摺衝樽俎的認同，其中黃庭堅《送範德孺知慶州》最有代表性：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埋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臥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衝千裡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旍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範純粹（字德孺，範仲淹四子）將赴慶州，山谷作詩相送。詩人取典「折衝千裡」，意在頌揚範純粹治慶有術，克敵無形。「論道經邦」語出《尚書·周官》，直指鑽研妙略才是正途。全詩用典近三十處，廣博縝密，營造出「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詩境。全詩五次徵引杜詩，尊杜之意畢現。第一次引《塞垣》「一寄塞垣深」，將徵人思婦的舊調化作範公治邊的新聲。第二次借《驄馬行》「肯使麒麟地上行」讚頌純仁好比良馬，馳騁邊塞。第三、四次一句兩典，「邊頭耕桑長兒女」徵引《嚴氏溪放歌行》「邊頭公卿仍獨驕」與《客堂》「別家長兒女」，卻未沿襲「邊鎮驕蹇凌物」的舊路，亦未遵循兒女不相見的悽離，而是力贊純仁安定邊民，耕作生息。最後一處「公自才力應時須」徵引最切。杜甫「吐蕃憑陵氣頗粗，竇氏檢察應時須」借吐蕃三道入寇的危急形勢歌頌竇氏挺身而出，山谷則稱頌純粹繼承父兄，應時帥慶。五次徵引，兩次順流直下，三次反用典故，間有一句兩典。杜詩之外，王維「草枯鷹眼疾」，柳宗元「萬不試而一出」以及《文選》的「愛民活國」與「終軍以妙年使越」都熔鑄入詩，變幻莫測。詩中，山谷「以學問為詩」的理念得到充分體現。黃庭堅十分注意化古為新，旨在「點鐵成金」，即「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三首》其二）。所謂「奪胎換骨」，惠洪《冷齋夜話》記載如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張海鷗認為「奪胎」「換骨」雖未並肩出現，然其「不因襲其語辭，別創新語」的主旨是一致的。奪胎換骨「重在借意而創辭」，點鐵成金「重在借辭以創意」。側重雖有不同，旨歸併無二致。
山谷認為杜甫的「無一字無來處」有章可循，並在創作中積極踐行。如《和邢惇夫秋懷十首》其六：
慶州名父子，忠勇橫八區。許身如稷契，初不學孫吳。荷戈去防秋，面皺鬢欲疏。雖折千裡衝，豈若秉事樞。
此詩三次徵引杜詩語彙，「許身如稷契」濃縮了杜詩「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驅除了杜甫看齊稷契而四處碰壁的失落，呈現出範氏父子自信向上的精神面貌。此外，杜詩「防秋近赤霄」中的「防秋」，「直氣橫乾坤」中的「橫」字，都被山谷巧妙植入範氏忠勇、親力親為的描繪之中。從老杜自身的鬱結書寫到範氏的昂揚情緒，山谷移接自然，駕馭自如。這種效果不僅來自法度的掌控，更緣於意脈的貫通。只有創作旨歸與精神風骨穩固確立，作為枝葉點綴的掌故才能錦上添花。
同樣是對範氏父子的稱許，在《和邢惇夫秋懷十首》其六中，山谷再次表達了對「折衝千裡」的價值認同。此處揄揚邊功，詩人並沒有延續《送範德孺知慶州》借鑑《孫子》的舊路，而是反其道用之，用「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極力稱頌範氏謀略。山谷指出折衝千裡雖為良策，躋身兩府才是正途，故有「豈若秉事樞」之語。這種功名認識已經超越了「封侯」的外在形式，直接上升到政務的實質層面，充分體現了宋人的政治理性與務實精神。
從容不迫與事半功倍是宋人治邊理政的美好理想，外化在詩學方面則表現為對摺衝樽俎的推崇與追求。從用典的視角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宋人的隸事用典與其思維方式關聯緊密。防患未然的思慮方式決定了宋人對「曲突」的弘揚與「焦頭」的否定；友好隱忍的御邊理念決定了宋人對「五餌」的推崇與「前禽」的寬容；審慎務實的救國理想決定了宋人對「活國」的信奉與「超距」的貶抑；深沉理智的用世情懷決定了宋人對「持節寬赦」的渴望與「智勇功名」的消解。觀上可知，北宋邊塞詩援經據典雖然廣泛，卻多擇取契合邊事的常典熟典，對症下藥，有務實之徵。
（作者：丁沂璐，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2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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