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Raoux畫筆下的維斯塔貞女（1727）
第一階段：民權運動好好的羅馬共和，為什麼最後卻成了帝國？
在考察羅馬共和國500年的歷史之後，我們會發現整個羅馬共和的憲制史其實就是一部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史。在這個過程中羅馬不斷左轉，民權逐漸崛起，它促成了羅馬的輝煌，卻也導致「共和」最終的「禮崩樂壞」。
這段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民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微弱到足與貴族抗衡，歷時大概200年。
在民權與貴族的平衡中，羅馬迎來了輝煌的兩百年，羅馬統一了義大利，然後打敗迦太基，霸佔整個地中海。
最後的一百年，則是民權壓倒貴族的一百年，是「革命」的一百年。而民權壓倒貴族的結果，卻是共和的「禮崩樂壞「，最終從共和走向了帝制，反倒應了波利比烏斯的那個的「循環」。
《瓦勒裡安法》
羅馬號稱「共和」，但共和早期的羅馬與其他古代國家一樣，平民地位低下，行政官對他們幾乎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
就在末代國王塔克文家族被驅逐之後，公元前509年，通過了執政官利烏斯·瓦勒裡烏斯的一個法案，法案規定，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所有行政官員，未經審判不得處死任何羅馬公民。這個規定後來從死刑延伸到了鞭刑。
我們知道，公元1216年英格蘭的《大憲章》有一個類似的條款：
第39條，對任何自由人，若未經與其同級貴族依法裁判，不得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任何其他傷害
500多年後，使徒保羅指責一名鞭打他的獄卒，指責他毆打一位未經審判的羅馬公民，並讓這個獄卒十分惶恐。《聖經·使徒行傳》記載了這個故事：
22:24 千夫長就吩咐將保羅帶進營樓去，叫人用鞭子拷問他，要知道他們向他這樣喧囔，是為什麼緣故。
22:25 剛用皮條捆上，保羅對旁邊站著的百夫長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他，有這個例嗎。
22:26 百夫長聽見這話，就去見千夫長，告訴他說，你要作什麼。這人是羅馬人。
22:27 千夫長就來問保羅說，你告訴我，你是羅馬人嗎。保羅說，是。
22:28 千夫長說，我用許多銀子，才入了羅馬的民藉。保羅說，我生來就是。
22:29 於是那些要拷問保羅的人，就離開他去了。千夫長既知道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捆綁了他，也害怕了。
為何如此？因為有500年前的《瓦勒裡安法》。
第一次平民撤離運動早期羅馬也是君主制，即「王政時代」。與我們的想像不大一樣的是，王政時代的羅馬，平民與貴族反而沒有多大矛盾，由於國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制約貴族，扶助平民。
然而在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國之後，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卻日益激化，貴族成為一個排他性的等級，與平民等級界線分明，也不通婚。通婚往往是等級界限弱化的一個標誌，託克維爾就說過，舊時代的法國貴族與平民就不通婚，這樣的貴族其實已經是「種姓」了，它會加深雙方的裂痕，而不是「共和」，同時代的英格蘭則沒有這種問題。
當時平民的遭遇尤其體現在債務問題上，按羅馬的債務法，借債須以債務人及家屬的人身為抵押，到期不能償還，債主有權拘禁抵債者，強使他們充當債務奴隸，甚至出賣掉。這種債務法實際上在古希臘也很常見。
據說當時一位平民出身的老人，為國家打仗履立功勳，凱旋迴家之後卻發現自己的家園被敵人毀掉，不得不舉債生存，結果因還不上債務而淪為奴隸。老人逃到元老院門前的廣場，向人們訴說自己的遭遇。圍觀的大多是平民，這些淳樸的人們想到自己悲慘的生活更是感同身受，個個義憤填膺。
大家群情激憤，卻並未搞什麼暴力GM，而是採取了和平的抗議方式——前494年，羅馬的平民集體出走，離開羅馬，前往聖山Sacred Hill建立新城，羅馬是你們貴族的，我們平民走還不行麼。這也是「共和」的一個特點，矛盾與怨氣往往是以「和平抗議」的方式來表達。
而正在這個時候，外敵優爾西人逼近羅馬，當元老院命令平民出戰時，平民卻集體罷工，拒絕作戰。很顯然，這樣的羅馬不屬於平民，平民為什麼要拼命衛護它？你們貴族自己打仗去。
面對這個局面，就顯示出羅馬貴族們的遠見，貴族們手握重兵卻並未武力鎮壓，而是派出執政官瓦勒裡烏斯去同平民談判。據說，是一位元老的「肚子與器官」的寓言說服了平民，雙方達成妥協，條件是，貧民的債務一筆勾銷、債務奴隸全部釋放。此外，一項影響深遠的措施出現了——設立「保民官」。
最初只有兩位保民官，後增至十位；保民官由平民選舉而出，神聖不可侵犯，任何膽敢侵犯保民官的人都將被宣布為歹徒，人人可以「合法地」得而誅之。但保民官不得離城超過一英裡，他們的房門須日夜敞開，隨時接納遭受不公的平民，為他們提供庇護。東方幾千年來從未聽說有這種事。
可以說，這次民權運動為羅馬共和國樹立了一個垂範後世的典範，平民與貴族雙方都是以和平方式而非暴力，最後談判的結果是出於妥協而非決絕。
保民官的設立更是對民權的一種極大的保障，對後世影響深遠。
第二次平民撤離運動與「羅馬大憲章」
希臘人早就發現，成文法是普通人自保的最重要措施。若無明確公開的法律，那麼什麼是犯罪、如何懲罰就會含混不清楚，官員就可以依己意做出裁判與懲罰，這就很難確保公正。所以羅馬的平民就要求制定成文法律並公之於眾。
前451年，羅馬人派出了「十人委員會」（Decemvirs）去希臘學習法典，回來之後負責起草羅馬自己的法典。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法典完成，刻寫在十二個銅牌子上，立於廣場，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這就是「十二銅表法」。
在「十人委員會」期間，羅馬原來的執政官、保民官等專屬職位被撤銷，「十人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第一屆委員會並沒有出什麼問題，但第二屆委員會在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的領導下卻十分專制暴虐。
一位平民的女兒被克勞狄烏斯看中，他濫用權力將該民女貶為奴隸，然後要據為己有。女孩的父親非常憤怒，親手殺掉了女兒，然後從女兒胸口拔出武器趕往正在與薩賓人、埃魁人打仗的軍隊，提著帶血的刀向人們訴說他的遭遇。
被激怒的戰士們立即撤離戰場趕回羅馬，平民再次宣布脫離羅馬遷往聖山（Sacred Hill）。
最終，貴族不得不妥協，十人委員會被迫解散，執政官與保民官的職位也都恢復了。並於第二年通過了被譽為「羅馬大憲章」（Roman Magna Charta）的《瓦列裡烏斯-赫拉提烏斯法案》。
這個法案最重要的兩點：
1、平民部落大會通過的決議，經元老院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
2、保民官被允許進入元老院作為旁聽。
這個法案有著怎樣的意義？
首先，平民取得了相當大的「立法權」，儘管還受制於元老院；
第二，代表民眾的保民官可以進入貴族的元老院，而且不久之後保民官又獲得了一項重要權力，對元老院的決議擁有否決權！
從此，平民階層成為羅馬憲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平民與貴族的平等邁進了一大步。數年之後，貴族與平民通婚也合法化了。能夠通婚，階層的界限被打破，兩個階層才能夠凝聚為一個堅實的「共同體」。
這是公元前449年的事，這一年，遙遠東方的孔子已經死去了29年，希臘的蘇格拉底則剛剛成年。
前444年，保民官卡努萊烏斯（Canuleius）又提出，平民也應有權參選執政官。貴族也是一開始反對，最終雙方再次妥協，採取了一個折中措施，專門為平民設立了一個「軍事保民官」的職位，該職位實際上擁有等同於執政官的權力。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平民是如何一步一步取得與貴族的平等地位的。
羅馬陷落與《李錫尼法》
1892年蝕刻版畫《維斯塔貞女逃離羅馬》
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打怪升級」的歷史，因為羅馬共和的獨特而高效，它不斷地與周邊的城邦、國家發生戰爭，卻幾乎從未有過大的失敗，不斷地徵服，迅速壯大。
但是，在共和之後的第120年，羅馬卻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危機，這座宏偉的城市，被蠻族高盧人（凱爾特人）攻佔了。
此前，羅馬人剛剛徵服了比羅馬文化還要發達的近鄰伊特魯裡亞。伊特魯裡亞南接羅馬，北臨阿爾卑斯山，經濟發達、軍事也很強；有它在，高盧的凱爾特人就無法南下。所以羅馬人徵服了伊特魯裡亞，幾乎是自毀長城，馬上就與高盧人遭遇了。
而這個時候，羅馬的平民正在遷往伊特魯裡亞最大的城市，維愛，他們要在這裡建立屬於平民的「第二首都」。羅馬城因此幾乎成為一座空城。
羅馬的亂局給了高盧人以機會，前390年，他們迅速兵臨羅馬並攻佔了這座城市，連羅馬的維斯塔貞女都逃到了卡厄瑞。這是羅馬歷史上第一次被蠻族攻佔，蠻族下一次佔領羅馬，要等到整整800年之後西哥特人的入侵了（公元410年）。
這一次的慘痛經歷讓羅馬人久久不能忘懷，羅馬城中死屍遍地，甚至因此而引發了瘟疫，讓佔領羅馬的野蠻人不得不撤退。
它暴露出羅馬的脆弱，沒有上下一心的凝聚就沒有共和國。於是有了前367年《李錫尼法》，它進一步提高民權：
1、平民也可擔任國家公職，尤其是可選為執政官，並且兩位執政官中的一位必須是平民。從此，農民的兒子也可以成為國家最高長官；
2、平民也可佔用國家公共土地。所有人佔用公地的最高限額為500猶格（約125公頃）；
3、《西卜林書》原本是兩位貴族看守者，改為10位，其中5位平民。
註：：《西卜林書》是羅馬的聖書，以希臘語寫成，存在卡匹託爾Capitol山頂的神殿之內。
至此，平民與貴族在政治上基本取得了平等的地位，羅馬得以重建，並在後來一步步取得長久的輝煌。
許多民族曾在歷史上取得過輝煌，然而一旦失敗就再也沒有爬起來，像雅典、斯巴達、馬其頓，都曾盛極一時，卻無法長久。而這一次羅馬的陷落，卻成了他走向輝煌的起點。羅馬內部政治的協調合理，使國家凝聚力量，為後面的薩莫奈戰爭、布匿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民權繼續走強
羅馬共和初期，實際上並沒有馬上成為貴族與平民的「共和」，當時平民地位仍然很低；然而經過兩百年的努力、前後五次平民撤離運動，民權逐漸崛起成為一支堪與貴族平衡的力量。
此後，羅馬才真的是一個「共和」之國。今天大家都十分重視「共和」體制細節的制度安排，卻往往忽視了「共和」的實質。羅馬這個國家屬於貴族與平民的整體所有，平民對國家有著高度的認同，共同體賦予他們等同於貴族的權利，這才讓他們心甘情願地認可對國家的義務，所以平民在戰場上十分英勇。
羅馬可謂身經百戰，在古代諸多民族的叢林中廝殺出來，羅馬總能笑到最後，之所以如此，無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對內有公正、自由的秩序，對外則表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其對外爭戰的效率之高，古今歷史上無出其右，最終從一個撮爾小邦擴張到一個龐大的國。
共和末期將軍龐培出徵東方取得巨大勝利，在他凱旋的儀式上，史家寫到，在龐培威武的戰車前面，是322位被俘虜的王子；飄揚的戰旗上，寫著羅馬大軍抓獲的21位國王的名字，此外還有1000個要塞、9000座城鎮、800條戰船、1200萬臣服的子民....
可是，在這樣高效的戰爭機器下面，是深深的隱憂。
從共和肇始到《李錫尼法》，在這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民權從無到有，逐漸成為一支能夠制衡貴族的力量，平民與貴族在政治權利上達到了平等。如果把羅馬比作天平，平民與貴族就是天平的兩端，而《李錫尼法》則象徵著天平兩端的平衡。
此後，經過薩莫奈戰爭，羅馬統一了義大利；布匿戰爭之後，羅馬獨霸地中海，共和國走上了頂點。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民權走強的趨勢，卻沒有停下來；此後共和天平中民權的那一端持續走強，並最終導致天平再次失衡。而這一次的失衡，卻是貴族處於弱勢了，並最終被驅逐、剿滅，共和國也變成了帝國。
今天的自由派往往認為，民權越高越好，民權越高，社會越自由、越文明。然而羅馬共和的「禮崩樂壞」卻正是由此而起的。
《李錫尼法》之後，傾向於民權的法案繼續不斷出臺：
前326年通過了《波提利烏斯法案》，禁止以人身抵債，廢除債務奴役；
前300年，重申公民對任何判決擁有上訴至公民大會的權利；
同年，《歐古爾烏斯兄弟法案》，將大祭司與佔卜官由4人增至9人，新增人數都要從平民中選出（摻沙子）。神聖的宗教職務此前一直由貴族把持，如今也被平民分享。
那麼，天平開始倒向民權的標誌性事件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是在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平民撤離運動之後，獨裁官霍騰西烏斯提出的《霍騰西烏斯法案》。這個法案如此緊要，因為它規定：平民大會的決議，可以不經過元老院的批准，就對包括貴族與平民在內的全體公民具有法律效力。
此前，貴族構成的元老院一直是共和國權力的核心，羅馬共和國的簡稱「SPQR」，意思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元老院尚在人民之前。以前，所有法律提案未經元老院通過就不具法律效力。而《霍騰西烏斯法案》則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核心正在從代表貴族的元老院轉移到代表平民的「公民大會」。
羅馬社會格局的新變化——兩千年前的「全球化」問題
此外，羅馬共和國後期的等級鬥爭，也有新的變化，它們不再是舊貴族與平民階層的鬥爭。注意，類似的變化在後世英格蘭及美國的歷史中，也是如此。
在《李錫尼法》之後，羅馬的平民與貴族已經取得了同等的政治權利。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自然發生分化，形成新的精英集團與下層平民的對立。這些「新貴」並不是傳統的世襲貴族階層，他們其實原本都屬於舊的平民階層，但他們是平民中的富人，他們與舊貴族通過婚姻逐漸融合為一個新的權貴階層。這個新貴階層與平民的劃分不再是以出身為標誌，而是以財富為標誌，比如騎士階層的門檻是40萬塞斯特斯的財產，元老則需100萬塞斯特斯。
這個新的權貴階層，主要是以「大地主」的形式呈現的。按羅馬慣例，公共土地向任何公民開放，只要每年支付年產量的1/5到1/10就可合法佔有。但實際上，公地往往會落在富人手中，因為他們有競爭優勢，他們有錢、有奴隸來耕種。在富人的競爭優勢下，小農場主、自耕農紛紛破產。所以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土地兼併」問題，羅馬中後期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公元前1世紀，義大利的絕大部分土地由不到2000人把持。
近代西方發生過幾乎同樣的轉變，從封爵貴族與平民階層的爭鬥，轉向資本家與勞工階層的爭鬥，而他們原本都屬於第三等級。
有意思的是，這些新貴們手握大量土地，但他們卻並不是僱傭普通的羅馬公民來為自己耕種，他們用的是成本更低的「奴隸」，正如今天全球化的西方資本家把工廠轉移到成本更低的亞洲國家一樣。羅馬連年的徵戰，為他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奴隸資源，那些為羅馬拼命廝殺的平民卻想不到，恰恰是自己的勝利導致了自己的失業。失去土地的農民則湧入大城市，聚集在羅馬。
所以，共和國內部爭鬥的下半場，換人了。
這是羅馬共和後期社會的基本格局。
格拉古兄弟「土改」——「禮崩樂壞」開始
格拉古兄弟雕像
無論在哪裡、哪個時代，都有善良的人。
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選為保民官。提比略與弟弟蓋約·格拉古出身高貴，他們是戰勝漢尼拔的那位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外孫，但他們十分同情窮人。所以，提比略當選後提出一項議案，從大地主手中收回超額的公共土地（因為按法律的規定，每個羅馬公民佔有的公共土地不得超過一定數額），然後國家再把這些土地分給貧窮農民。
代表富人的元老院自然是強烈反對。他們唆使另一位保民官奧克塔維烏斯否決了提比略的提議。然而提比略卻通過公民大會的投票，罷免了奧克塔維烏斯。自共和創立以來，羅馬還從未以這種方式罷免他們選出的行政官，延續了近400年的神聖憲法在這個時刻開始遭受破壞，這正是羅馬共和「禮崩樂壞」的開始。（美國會走到這一天麼...）
人們很快就看到了破壞憲制的害處。
提比略的提議獲得平民大會的通過，但他也因此得罪了全羅馬的貴族。為免遭報復，他需要連任保民官（按羅馬的法律，保民官在任上神聖不可侵犯）；然而當時保民官不可連任兩年，這是違憲的，貴族們就抓住這一點攻擊提比略。羅馬因此而陷入紛爭，混亂中提比略與許多追隨者被殺。這是羅馬共和以來，首次訴諸武力來解決政治糾紛。之後，這種血腥場面就司空見慣了。
我們也要注意到，如果沒有《霍騰西烏斯法案》，提比略的這項提案是不可能成為法律的，因為它不可能被元老院批准，這就是為什麼說《霍騰西烏斯法案》是「共和的天平」開始失衡、傾向於民權的標誌了。
幾年後，蓋約·格拉古當選為保民官。他繼承哥哥的遺志，繼續為佔大多數的窮人說話。他促成了另一項法律，每個羅馬公民可以申請從公共糧倉半價購買糧食。蓋約顯然是善意體恤貧民，然而正如哈耶克所說，「通向地獄的道路往往是善意鋪就的。」不久之後，羅馬向所有有需要的公民免費發放糧食。從此，羅馬的窮人們在這個「公共大食堂」裡飽食終日，雖窮困潦倒，卻無需為生計擔心，也不需要工作了；而後期羅馬的財政卻不斷被這項福利政策拖垮，但卻無人敢去終止它。實際上，「高福利」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遠遠大於經濟上的危害。
而這個明顯「左」的法案，讓蓋約贏得了窮人的巨大擁護。
格拉古兄弟顯然是懷著對羅馬的熱愛與對窮人的同情；可是，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讓一些有野心的人看到了某種奪取權力的捷徑——「媚眾」。
此後，羅馬的政治家形成了兩派對峙的格局，窮人的支持者，是「媚眾派」；貴族精英的支持者，為保守派。此後的馬略、凱撒、安東尼、屋大維，就屬於媚眾派；而元老院、包括羅馬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羅，則是保守派，他們所保守的就是羅馬古老的「共和」傳統，而不是基督教。
從此，羅馬的「媚眾派」走上歷史舞臺，並註定要在歷史上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推行一系列有利於平民的政策以獲取民眾支持；另一方面他們藉助軍團的支持，要挾元老院。西塞羅對媚眾派看得很清楚，說他們是「挾民意以令貴族」，謀的卻是專制。
「虎兕」一旦出柙，就很難被關回去了。
馬略屠殺貴族，蘇拉屠殺民主派
羅馬人有三個最敬畏的外邦人，他們是迦太基的漢尼拔、哈米爾卡（漢尼拔的父親）、米特拉達梯大帝。
米特拉達梯是東方安納託利亞的本都王國的國王，這個人多才多藝、身強體健精力過人，其母為敘利亞的希臘人，他的宮廷可謂波斯與希臘文明結合的典範。
米特拉達梯大帝力主擴張自己的王國，不但侵佔了羅馬在小亞細亞的領土，之後又侵入希臘，當時的希臘早已是羅馬的的地盤，而深受羅馬壓迫的當地人卻稱他為「拯救者」。於是，羅馬與米特拉達梯之間的三次戰爭開始了。
但是，統軍人選卻出現了爭議。
當時羅馬最重要的兩位將軍，一個是代表平民的馬略，另一個是代表貴族的蘇拉。
元老院當然喜歡蘇拉，而蘇拉當時又是執政官，所以委任蘇拉做統帥，羅馬一直是戰時由執政官帥軍出徵；而平民們卻說，當然應該是馬略，馬略做過五任執政官。
前88年，保民官蘇爾比基烏斯與馬略聯合，在公民大會上通過了《蘇爾比基法》，剝奪蘇拉的軍隊指揮權，轉而授予馬略。但實際上這種做法是違憲的，此前無此先例；但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公民大會的權威逐漸凌駕於元老院之上。於是，蘇拉帥軍攻入羅馬，對羅馬來說，自己的軍隊打進羅馬城，這還是頭一次。
羅馬的軍隊怎肯攻打羅馬？這其實還是與民主派馬略有關。
此前北方蠻族辛布裡人和條頓人入侵，馬略臨危受命，被選為執政官帥軍北上，大敗蠻族，馬略聲名鵲起，此時蘇拉還是馬略手下的將領。就在這場戰爭中，軍隊悄悄地發生了一些變化，原本羅馬的軍隊，需要有一定財產的公民才有資格才能做士兵，因為窮人無法自備昂貴的武器裝備，所以只有在巨大的危機時，窮人才會被徵召入伍。但在這場對抗野蠻人的戰爭中，馬略允許窮人進入軍隊，並發給軍餉。其結果是，自此羅馬以貴族與中產為主的軍隊被貧窮的職業兵所取代，他們實際上成了將軍的扈從、私兵，完全聽命於將軍，將軍讓他們打誰就打誰，哪怕是攻打自己的祖國。
從此，羅馬的軍隊成了政治家手中的一把巨劍，只服務於政治家私人的意志，而非國家的意志。
（12月12日，川普出席西點軍校球賽，現場「山呼海嘯」般的歡迎）
然後馬略被宣布為「國家公敵」，馬略逃走。
等蘇拉率大軍出徵米特拉達梯出發後，馬略即返回羅馬，武力鎮壓元老院一派，對貴族反對派進行5天5夜的屠殺，並暗殺了貴族代表、執政官奧克塔維烏斯，把他的頭掛在廣場的演講臺前。此前羅馬從未發生過這種事，後來西塞羅的頭也是同樣的待遇。
蘇拉在東方的戰爭一結束，就寫信給元老院，聲稱要報復馬略黨人，結果造成羅馬的恐慌，元老院還起了火，連掌握著羅馬的命運之謎的聖書《西卜林書》都燒毀了，共和國面臨著不祥之兆。
前82年，蘇拉攜得勝之威回到羅馬，當時馬略已經死了，馬略派再次成為「國家公敵」。蘇拉還列出了一個「公敵」名單，而且這個名單變得越來越長。當時年僅18歲的貴族出身的凱撒因與馬略交好，也要被殺，後經人調節而逃過一命。但蘇拉卻說：「這個年輕人身上，有很多個馬略。」
後來，蘇拉還被元老院任命為「獨裁官」，並擁有「重塑憲法」的權威。可見羅馬共和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禮崩樂壞」到什麼程度。
前三頭同盟
龐培、凱撒、克拉蘇
蘇拉與馬略之後，羅馬的風雲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將軍龐培、凱撒、克拉蘇了。
龐培在剿滅地中海海盜的戰爭中崛起，然後在東徵中贏得了第三次米特拉達梯戰爭的勝利，羅馬人十分畏懼的米特拉達梯大帝自殺。之後龐培的聲望達到頂點，於是發生了前面所說的那場盛大的凱旋儀式。
克拉蘇是老牌富豪貴族，可以說是羅馬的首富。
凱撒就不用介紹了，出身於古老的「尤利烏斯」世家貴族，卻自認馬略黨、民主派，是極受羅馬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人民之友」。
這三位不安分的人為自己的私利而結成同盟。
執政官凱撒雖得民心，卻缺少龐培那樣的榮譽，尤其是龐培在軍中的那種影響力。所以，凱撒對高盧進行了他那場著名的徵服，前後7年，羅馬的觸角也首次延伸到不列顛。凱撒對野蠻人的輝煌戰績讓西塞羅歡呼「讓阿爾卑斯山沉沒吧，羅馬現在已經不需要它們的存在了！」如果不是凱撒，或許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就不是公元5世紀之後的事了。
在凱撒遠徵高盧的同時，克拉蘇在出徵東方的帕提亞，也希望靠戰功加強自己的地位，卻幾乎全軍覆沒，克拉蘇自己也戰死沙場。
龐培眼看著凱撒的崛起，只好在羅馬安撫民心，慷慨解囊舉辦公眾活動，討好大眾。
雖然龐培與凱撒都「媚眾」，但元老院知道凱撒更討大眾的歡心，也更危險，所以他們支持龐培，任命他為唯一的執政官（幾乎相當於獨裁官），然後勒令凱撒辭職，解散軍團。
此舉激怒了凱撒，凱撒遂率領軍團趕回羅馬。在凱撒南下的過程中，一路上所經之地所有的城市都歡迎他、所有的軍隊都歸順他，凱撒是人民的「好朋友」，加上他無與倫比的魅力，得到了全義大利的人的狂熱支持。在渡過盧比孔河的時候，「天選之子」凱撒躍入河中，高呼「木已成舟」。
龐培不得不帶著幾個軍團逃到希臘。
這時候很多人擔心蘇拉時代的恐怖會重現，但凱撒是那種真正有野心的人，他知道這麼幹只能喪失自己的輝煌。所以他承諾，人們的生命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像東方的漢王劉邦，與民約法三章才是真命天子。政治的勝利就需要盡力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人，「統戰」是勝利的法寶。於是，凱撒成功地恢復了羅馬的秩序。
然後，凱撒在希臘擊潰龐培的軍團，龐培在逃往埃及的途中被殺。凱撒也追到凱撒，結識著名的埃及豔后、託勒密王朝最後一任女法老克利奧帕特拉，他們還生下一子。
之後，敢於公開對抗凱撒的，也只剩下一些共和派的舊黨了。對於羅馬的「民主」之路，貴族共和派一再抵制，後來甚至刺殺了凱撒，卻無法抵禦歷史的車輪。前46年，凱撒在非洲的塔普蘇斯擊敗舊共和派的軍隊。
此後再無人能阻擋凱撒的崛起。但凱撒很聰明，他避免國王的頭銜，卻接受了象徵王權的紫袍，並按君主制的習慣把自己的頭銜印在羅馬的硬幣上。元老院將執政官、監察官、保民官，還有最高祭祀、元首頭銜，羅馬最重要的權力與光榮全部授予了他。
「人民之友」凱撒成了無冕之王。
凱撒特有點像一個人，但不是川普，而是拿破崙。
凱撒的改革
凱撒以國王般的權威在羅馬推行改革，改革力求「平等」：平民可以進入元老院，甚至從高盧人中選舉元老院代表（美國今天似乎還不夠左）；而更重要的是，帝國疆域之內所有地域、包括外省，都與羅馬市民擁有平等的權利。
公民權的「泛濫」其實與羅馬的民權運動有關，平民所要的正是與貴族「平等」的權利，而公民權的「泛化」正是這種「平等」邏輯的延伸。
羅馬公民權範圍的擴大，也有著一個複雜而漫長的歷史。
共和國早期，羅馬城之外的拉丁同盟是一個相當鬆散的同盟，拉丁姆各城鎮實際上都是相當獨立的城邦，它們與羅馬的同盟關係是以平等城邦的身份聯合而成，但後來羅馬逐漸取得了控制權，這也讓其他盟邦心生不滿。
後來羅馬解散了「拉丁同盟」，重建羅馬與拉丁城鎮的關係：剝奪它們的主權，使之成為羅馬的一部分，但保留自治權、自己的憲法，成為「自治市」。這就是今天美國的「地方自治」的鼻祖。
後來羅馬迅速擴張，每一次版圖擴大都是好事，但也都成為一個問題——新徵服的土地與人民，你羅馬該如何對待人家呢？
羅馬是以等級的方式來處理的：
1、最高等級，是核心圈，即羅馬。實際上這個核心圈原來還有一個更核心的圈子，以元老院為代表的貴族集團。
2、然後是拉丁同盟。
3、接著是義大利
4、最後是環地中海各「行省」。
從核心圈到外圍，圈子越擴大，人民越多，政治權利越低。核心圈的羅馬公民才擁有羅馬的選舉權，才能羅馬的國家大事擁有表決權。但是這些外圍的、外省的人，他們是不滿意的，也一直不斷抗爭。
如羅馬的義大利盟友馬爾西人就聯合了一些義大利城市宣布脫離羅馬，建立自己的國家「義大利卡」（Italica），與羅馬之間發生了「同盟者戰爭」，最終是以羅馬的讓步為條件才結束了戰爭。前90年，羅馬同意將公民權授予全部義大利人。
它有一個有趣的後果，因為之前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羅馬對公民免費發放糧食；而現在義大利各地人民都有了羅馬公民權，於是全義大利的窮人、懶人都匯聚到羅馬吃大食堂，羅馬成了「暴民之都」，為那些不擇手段的煽動家敞開了權力的大門。
所以，這個等級差序是不斷被打破的——正如早期羅馬的平民一直要求與「核心圈」的貴族集團擁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否則的話，身處外圍的人心懷不滿，國家一樣無法凝聚。這真是一個政治的悖論，核心圈界限明確，則權利不等，外圍會因不滿而「撤離」，甚至是反抗；而權利一律平等、消除核心圈，則分攤到每個人身上的「責任感」就會大大降低，公民「德性」將逐漸喪失。前者的極端情況如斯巴達，後者如雅典，而羅馬「共和」居二者之中。只可惜，這個「居中」的局面卻無法長存，左轉幾乎是一種歷史性的規律。
凱撒的這次改革，就是這個歷史大趨勢的進一步推進，幾十年前剛剛被授予全義大利人的羅馬公民權，現在又被授予了所有「外省」人。
但也正因如此，凱撒的改革使他贏得了整個帝國佔絕對多數的外省人、尤其是p民的支持與愛戴。
我們要注意政治的這種邏輯，保守的「等級差序」有利於政治，它讓共同體內秩序分明、各等級權責分明；然而，它的弊端是人數眾多的外圍底層，他們很難長久接受這種「不平等」；而一旦外圍大眾擁有了與核心圈同等的平等權利，核心圈就不再存在了，貴族集團將與平民中的富人無異。而這恰恰是「皇帝」所希望的。無論是秦始皇、還是拿破崙、還是凱撒，他們都喜歡打擊貴族，夷平等級，讓社會平等；而平等的人民也會愛戴皇帝，是皇帝讓他們從自己的舊貴族主子那裡「翻了身」。
然而，羅馬的「舊共和派」仍未死絕，他們仍在企圖逆轉歷史的大勢，他們以為殺掉凱撒就能挽救共和與自由。前44年，元老院的反對派刺殺了凱撒。
走向帝制
為羅馬指明方向的「奧古斯都」
西塞羅說：「暴君死了，但是暴政仍然活著。」
凱撒遇刺後，他的親信安東尼掌控了局勢。但為了對抗刺殺凱撒的元老集團，安東尼又與凱撒的另一個親信雷必達、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從血緣上來說，凱撒是屋的舅老爺）結成「後三頭同盟」。
他們的策略很特別：三巨頭中的每個人都要把自己朋友中，對其他兩位有威脅的人拿出來，交給對付暗殺。於是，西塞羅雖是屋大維的朋友，但因反對安東尼，而被放在「國家公敵」的名單榜首。
這三位「人民之友」專政的結果是，二百多位元老、超過兩千名騎士被殺，很多富人的財產被沒收。
殘存的舊共和派在靈魂人物、刺殺凱撒的核心布魯圖斯、卡西烏斯的帶領下逃到希臘。安東尼、屋大維追擊而至，舊「共和國」最後的火苗也被熄滅了。
從這個時候到帝國建立的十多年間，就只是三巨頭爭權的歷史了。
此後，安東尼如何迷上了凱撒的情人、「尼羅河之蛇」埃及豔后，屋大維如何戰勝安東尼、削弱雷必達、收服埃及等等，就不細說了。
但像凱撒一樣，得勢之後的屋大維也一直拒絕稱「國王」，也拒絕「獨裁官」頭銜，蘇拉之後羅馬人很難再接受這個頭銜了。公元前29年，屋大維接受了「Imperator」的稱號，直譯應為軍中的「大元帥」、「元首」，中文也譯作「皇帝」；第二年，元老院又授予他「奧古斯都」的稱號，這個稱號與羅馬的神聖信仰有關。
同時，他還是「第一公民」。
屋大維曾經做過執政官、保民官，而現在這些官職都由他來提名、任命，元老院則成了橡皮圖章。
實際上，在帝國早期，元老院仍被皇帝所尊重，至少是表面上的「雙頭政治」，一頭是皇帝，一頭是元老院。但實質上元老院已經沒有實權，被皇帝任意拿捏，摻沙子、改組...逐漸淪為橡皮圖章。
如果還記得那個「波利比烏斯循環」，就會發現羅馬的歷程恰恰印證了這個循環，由最初的王政、到貴族專權、民權崛起，最後又回到了實質上的「王權政治」。社會在向前發展，但政體卻在循環。
當然，這個「回歸」也並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帝國早期「君主制」還比較含蓄，而後不斷朝向加強「君權」邁進；到戴克里先改革之後，皇帝的權威甚至已經超過西方一般意義上的君主，而更有著明顯東方專制君主的色彩了。
結語
民權運動總是有著「天然的正義性」。
最初民權總是低微的，人民總是卑賤的，任何人看到平民悲慘的命運都會心生同情。所以提高民權有著充分的正義性，而此時提高民權對國家也十分有意義，有助於凝聚國家、社會繁榮。
等民權高到堪與精英階層抗衡，卻又不至於造成精英受損的程度，這段時期，將是「國家」這個生命體最為「健康」的時代，它既有著足夠的自由以推動社會繁榮、富裕，也會有著強大的凝聚力維護秩序、保衛自身。國家上下一心，精英與平民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協作，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和」。
但民權一旦萌發，持續走強的勢頭就很難遏制，最終導致共同體內部的分化與對抗，「不和」將取代「共和」。這是羅馬的故事，也是今天西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精英與平民之間的平衡能持續多久，國家的輝煌就能有多久；這段平衡的黃金時期過去之後，國家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敗落。
羅馬最終「平等」了，貴族精英被消滅、驅逐，而其結果卻是「帝制」。實際上，這個局面在歷史上不斷被重複。中國的戰國時代，法家改革首要的就是削平等級，剷除貴族，「一斷於法」，平等與帝制相連；法國革命，也是在屠殺貴族之後，人民的將軍拿破崙卻成了「人民的皇帝」。
民權運動有著天然的正義性，然而「政治」不只是正義的問題，政治更事關國家「共同體」的健康問題，「陰陽平衡」才能健康。
也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民權運動是正義的，而精英與貴族，就一定是「黑暗」麼？
下一篇我們以英格蘭為例，來看一下西方近代的憲制歷程，與羅馬共和的歷史有著怎樣的聯繫。
要讀懂當下，就需要了解歷史。「當下」，只是歷史演進軌跡上的一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