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明治元老山縣有朋
《書屋》雜誌
元老舉薦制在明治憲法中沒有任何規定,它的存在實際上是憲法政治的變態。元老藉助自己的影響,通過對首相的舉薦來幹預國家政治,在軍部上臺之前的日本歷屆首相都要依賴於元老的舉薦。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贊成政黨政治,並且通過實際行動來推進政黨政治。西園寺舉薦的、由政黨組成的內閣先後有加藤高明內閣、若槻內閣、田中內閣、濱口內閣等,但是西園寺的舉薦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因為長期在元老的舉薦之下,政黨形成了一種惰性和慣性,反認為元老推薦是才是常態了。
一
按照日本思想家宮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間(1918—1932)政黨內閣出現前,日本實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軍閥與政客的特徵。明治維新後,元老們認識到西方之所以強大是和先進的政治體制分不開的,但在關於學習西方政治體制上,明治元老沒有以先進的英國政體為學習目標,而是考慮到日本的獨特情況,以德國的政治體制為版本進行複製,建立了兼具保守與進步的明治憲法體制。在日本資本主義的初始發展階段,這個體制有著它的特殊優勢。在國內,它可以在短期內集中國家力量完成資本積累,搞好基礎建設,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服務。在國外,可以運用國家力量去開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產品市場,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利益,這時期明治憲法體制尚未顯示出問題。到了大正天皇年間,當日本借一戰之契機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民主思潮開始在國內廣泛傳播、民眾開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參與,以「政黨內閣、普遍選舉、特權的限制」為標誌的大正民主開始後,明治憲法體制中軍隊統帥權獨立所帶來的問題便開始出現了。
「東洋道德,西洋技術」,佐久間像山如此區分了東西文明的差異。而指導明治憲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東洋道德」,即以天皇為核心的「主權在君」的指導思想。在制憲時日本存在著選擇英國模式還是普魯士模式的爭論,元老木戶孝允認為當時的日本是「未達到文明之化」之國,「故不得不暫由君主專斷,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漸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憲「尤當取者,當以普魯士第一」〔1〕。1889年2月11日(日本紀元節)舉行憲法頒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稱:「朕以祖宗所授大權,對現在及將來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頒布了由天皇根據神授之皇權「恩賜」給「現在及將來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明治憲法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條,最根本的特點是「以君權為基軸」〔2〕,天皇擁有絕對權力:「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在主權問題上,明治憲法斷然否定了當時在日本知識界中廣泛傳播的「主權在民」的進步思想,反而將日本古代的《古事記》中關於神權政治的說法移植到現代的憲法中來,這是它落後保守的一面。
在對明治憲政體制進行分析時,既要看到其中落後保守方面的影響,同樣也要看到憲法中進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戰後日本國憲法所確立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人權等常識作為價值標準衡量的話,那麼明治立憲體制中對人權等的考慮是不充分的」,「簡單地把現代價值套用到明治時代是令人疑問的」〔3〕。明治憲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進步的方面表現在以下:首先,憲法中對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諸多限制,這主要體現在憲法第四條、五條和五十五條中。這些條文使日本天皇成為如資產階級立憲主義中的君主。其次,憲法中承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雖然憲法仍在字面上將公民稱為「臣民」,但如同絕對主義的天皇變成了資產階級立憲主義的天皇一樣,「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時代的臣民,而是成為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公民」了。而憲法對帝國議會的權限規定特別是對財政監督權的規定、立法權的規定,也為政黨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平臺。作為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也是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明治憲法的誕生使古老的亞洲有了憲法、議會、政黨等。明治憲法體制二重性的影響,在未來的發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來的日本軍部勢力,而其中進步的一面則促成了大正年間的民主政治。
二
乘著一戰的東風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憲法提供的空間為平臺,日本的民主政治開始起步。從1918年原敬內閣成立,至1932年軍部發動「五一五政變」間,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體驗,即「大正民主」。對於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信夫清三郎評說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現了可能與二戰後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況,宮廷勢力使天皇走向立憲君主的道路,貴族院顯示了政黨化的傾向,眾議院成為政黨政治的舞臺,選舉時,警察願意接受政黨的驅使,絕對主義國家向立憲國家的轉變,由於政黨的統治近於完成。」以原敬為領袖的原敬內閣、兩次護憲運動、普遍選舉權的確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標誌性事件。
熊彼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對民主的定義是:「最強有力的決策者中的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而且在這樣的選舉中每個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競爭選票,並且實際上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麼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4〕依熊彼得對民主的定義,日本大正時代的民主,具備了普遍選舉和自由競爭的特徵;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黨政治運作卻又有其獨特的一面,即對元老舉薦的依賴。按照民主國家議會制的規則,一般是由在選舉中獲勝的政黨組閣,但是日本實行的是一種奇特的政黨內閣體制。內閣首相的人選並不是選舉中獲勝的政黨候選人,而是先通過元老舉薦出任首相,然後再通過選舉成為第一大黨組織內閣。政黨要想組閣成功需要跨過兩個門檻,第一是元老的舉薦,第二是選舉中獲勝。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為日本第一個出身平民的首相,並組建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們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組閣的。後來的濱口內閣、犬養內閣都是先由元老西園寺舉薦之後,再通過選舉在議會中獲取多數而確立政權。馬場恆吾在1929年評論濱口內閣時曾說道:「元老只是憲政過渡時期所能允許的一種制度」,「如果政黨發展起來了,使政權的授受能在政黨之間順利實現,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舉薦只是從官僚政治向憲法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體,它並不與民主精神衝突,因為政黨能否組閣仍需依賴於民意,接受選舉考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正時代的政黨內閣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舉薦制在明治憲法中沒有任何規定,它的存在實際上是憲法政治的變態。元老藉助自己的影響,通過對首相的舉薦來幹預國家政治,在軍部上臺之前的日本歷屆首相都要依賴於元老的舉薦。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贊成政黨政治,並且通過實際行動來推進政黨政治。西園寺舉薦的、由政黨組成的內閣先後有加藤高明內閣、若槻內閣、田中內閣、濱口內閣等,但是西園寺的舉薦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因為長期在元老的舉薦之下,政黨形成了一種惰性和慣性,反認為元老推薦是才是常態了。「西園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漸減小,但是正是由於西園寺,憲政常道才得以實行,如果沒有他,二十年代的政黨政治一定實行不了」。〔5〕現實政治的發展卻與西園寺的期望相反,政黨嚴重依賴於元老的舉薦和元老對軍部的牽制,這使得政黨缺乏自己的獨立性與鬥爭性。各個政黨不是努力去爭取自己所屬社會階層的支持,不是去通過自己的綱領和宣傳獲取民意基礎,而是寄希望於博取元老的歡心,揣摩元老的心意。當元老逝去之後,缺乏民眾根基的政黨內閣,在面對軍部的行動時只能被動挨打,毫無反擊之力。
三
從明治憲法體制之下發展出來的政黨內閣,在組閣後卻未能掌控國家中最重要部門——軍隊,這個缺陷帶來的結果是政黨內閣權威的缺乏,使得政黨內閣在政策的制定和實行上受到極大牽制,也使大正時期日本在國內外政策上往往表現出無連續性和不一致性。日本的內閣雖然是通過普遍選舉(這一點也是安德森認為日本不是絕對主義國家的原因)而確立,但是內閣並未擁有如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行政權力。日本行政權力的分散主要表現在軍隊統帥權的獨立上,軍隊是國家最強有力的工具,在憲政國家中它屬於政府的行政權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於明治憲法體制的特別設定,軍隊統帥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
明治後的天皇只有著象徵的意義,憲法中規定的「主權在君」也只是當政的元老們控制國家的招牌而已。圍繞「主權在君」這個立憲核心,元老們通過憲法加強對軍隊的控制。明治憲法在第十一條中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天皇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而作為憲法補充的《憲法義解》又進一步規定議會不得過問軍隊的編制、配備、給養、人事和訓練事宜。這就確保了名義上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和編制權。圍繞立憲核心,明治時代推行了以培養效忠意識為主的教育,並將國家權力集中在名義上的天皇之下,施行官僚政治。雖然「主權在君」的立憲思想在當時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從長期來看它給日後的軍部的崛起提供了機會。上世紀三十年代軍部正是在「清君側」的口號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義下對外發動「聖戰」,這些都是立憲核心「主權在君」所帶來的消極面。
一般觀點認為日本軍部大形成的時間是在明治年間,這些觀點的基礎是這個時期軍隊擁有了人事上的獨立、軍隊能夠實際影響政治運轉等。但是這時期的軍隊仍然不具備獨立的地位,它只是從屬於政治的工具。明治維新後來自長州、薩摩二藩的明治領導人把持了政壇,他們也面臨著國內追求民主化的壓力,在明治時期興起的自由民權運動更催生了未來的政黨政治。為了保持元老對政治的影響,1900年,元老山縣有朋在政府中通過法案,規定了軍隊的人事權獨立,將本已是既成事實的軍隊人事權獨立在法律上加以確認。該法案規定,陸、海軍以及參謀本部必須由軍方的重要將領擔任首要職務。通過這一法案,元老可以達到雙重目的,首先,可以保持元老對內閣的控制,內閣中的陸軍、海軍大臣必須由軍方高級將官出任,而由於元老和軍隊的天然聯繫,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過軍方將領拒絕出任而倒閣。其次,軍隊人事權的獨立可以保持元老對軍隊的影響力,使軍隊不至於受內閣的影響。官僚(元老)政治期間,軍隊雖然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由於元老和軍隊的天然聯繫,軍隊始終都是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還不具有獨立的地位。政黨內閣期間,對軍隊的壓制主要是來自於傾向於政黨政治的元老,它並不牢靠。當元老逝去之後,軍隊就如同脫韁的野馬,不是政黨內閣所能駕馭的了。
軍部的獨立是在一戰後的大正年間,一戰在戰爭模式、戰爭規模、戰爭效果上給日本軍隊以新的認識。一戰中歐洲各主要參戰國中都形成了總體戰的概念,但第一個在國家中推行總體戰的卻不是歐洲傳統列強,而是亞洲的後起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總體戰思想刺激了日本軍界把握國家政權的欲望,如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對滿州問題的策論中談到:「持久戰爭需要各方面的廣泛而慎重的計劃,當發生殲滅戰(持久戰)時,應當以武力為第一,外交財政等只具有第二位的意義。」他強調說:「吾等只所賴在與我統帥權。」〔6〕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駐歐洲武官及出差在歐洲的三位陸軍士官學校同學永田鐵山、小火田敏四郎、岡村寧次,在萊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溫泉聚會,商討日本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他們根據一次大戰的經驗和總體戰思想,約定回國後將致力於「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態勢」,這就是所謂「巴登巴登密約」,第二天,東條英機也從柏林趕到,繼續商討並加入密約。「巴登巴登密約」的結成,是日本軍部獨立並走向政治舞臺,推行軍國主義統治的起點。同時代的軍國主義思想家,如北一輝等人也系統提出了通過軍人統制國家,推翻政黨政治的主張。而他們的影響不單單限於思想領域,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思想為基礎在軍隊中形成了各種團體。
「巴登巴登密約」之後,在總體戰思想的刺激之下,日本軍隊內部各種團體開始形成,並圖謀以軍事政變的方式對政治加以幹預。日本軍內的各種團體在二十年代開始紛紛成立,從1920年到1929年,軍內結成各種團體達數百個。這些團體分合無常。如以北一輝的國家主義指導的、以海軍軍官為主力的王師會;以陸軍大學畢業在參謀本部和在陸軍省工作的幕僚軍官為主的櫻會;以官僚、軍閥為核心的國本社等。在橫向上日本軍隊內的團體是分裂的,在縱向上由於獲取國家政權這個目標的存在,他們的行動又是統一的。這些團體雖然分散,並且彼此爭鬥,但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標——掌握政權之下,它們分散行動的合力卻導致了軍部的上臺執政,這表現為下級軍官力圖通過武力手段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而高級將領則在體制內以下級軍官的政變為契機逐步推翻政黨內閣。
四
1918年9月,以「米騷動」為契機,政友會總裁原敬上臺組閣。原敬內閣是第一個正式的政黨內閣,原敬本人也因沒有華族爵位而被稱為「平民宰相」。原敬執政期間也是軍部勢力獨立發展的時期,信夫清三郎說這時期「日本主要存在著政黨和軍隊之間的矛盾、外務省和軍部的矛盾」〔7〕。軍部和政黨的矛盾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人事權、軍備預算以及對外的軍事行動上。在涉及政黨政體的根本問題——軍隊統帥權獨立上,原敬首相也借其聲望開始了收回統帥權的鬥爭。原敬首相藉助1921年海相加藤出訪美國之機,準備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這昭示著軍隊大臣武官制的突破,進一步努力而收回統帥權是可能的。但是原敬首相在即將代理海相之前,卻突然被一個少年莫名其妙地刺殺。收回統帥權的努力也以原敬首相之死而告終。
原敬之後,雖然二十年代中政黨和軍部之間存在著矛盾,但由於元老的存在,在軍部、政黨間形成了一個中和的力量。對於政黨和軍部來說,元老都具備他們所認可的因素。對軍部來說,元老大都出身於武士階層,並參與了明治後軍隊的創建,元老和軍部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繫,素有「薩摩海軍,長州陸軍」之說。在官僚(元老)政治期間,元老以其與軍隊的天然聯繫和威望,保持著對軍隊的控制。大正時代元老雖不再直接幹預政治,但元老仍然保持著對軍隊的影響,而在對外擴張上,元老也因其思想與軍部相吻合而被認同。
元老們大多對西方的近代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雖然他們強調日本政治的獨特性,但元老認識到政黨政治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向。明治時代的自由評論人植松考昭對元老政治評介道:「元老政治只是向憲政過渡的一個現象,立憲政治是時代發展的必然。」〔8〕通過元老出面調和,減少軍部使用暴力的風險,保持軍部與政黨力量的均衡,這是符合元老的利益的。「對於潛在危險的壓制來源於元老,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晚期後,元老們相繼去世,僅僅留下碩果僅存的一人西園寺公望」。〔9〕西園寺原本希望原敬在他之後成為新的元老,但在原敬突然被刺殺後,就再無具有資歷與威望的人選了。而在西園寺去世之後,軍部和政黨之間(特別是在軍部和外交部之間)開始了激烈的競爭。失去了元老這個牽制後,把握強力工具的軍部就更加肆無忌憚,在三十年代軍部以系列軍事政變為契機,最終取消政黨政治,建立了軍國主義體制。軍部勢力的上臺,並不是一個突變的過程,它是緩慢的漸進的過程,它以明治憲法中的主權在君為旗幟,以軍隊統帥權獨立為依託,通過一系列政變逐漸削弱政黨的力量而奪取政權。
民主化不是一步就完成的,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民主制的鞏固、完善不但需要經濟上的發展、思想上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它還需要傾向於民主的政治家們,在面對國內的保守勢力時,具備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去打破傳統的束縛,鞏固民主、彌補不足。大正時期發端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初級形態,在政治上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明治憲法體制的二重性、政黨對元老組閣舉薦的依賴、軍部統帥權獨立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原則上和具體的政治運作上阻礙了民主的鞏固與發展,再加上政黨自身的缺陷和軍部勢力的日益強大,使得日本的民主體驗以失敗而告終。亨廷頓在《第三波》中論述道,在民主政體組建後,民主派就需節制軍方權力,促進軍隊職業化。他指出,政治家們需要削減軍隊的規模、調整軍隊的使命、明確表示文官是軍隊的領導人、培養並維持政治組織,當政變時它會走上街頭支持你〔10〕。反思大正時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間,既沒有削減軍隊的權力、以文官對軍隊加以控制,也沒有組建自己的群眾基礎組織,在軍部政變後也缺乏自己的階級力量支持。而大正時期的政黨內閣如果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鞏固與發展,彌補明治時期開創階段的不足的。但是,他們卻未能完成這個任務,最後民主政治失敗,軍部勢力上臺,日本進入了軍部獨裁統治時期。(後頁為文章注釋部分)
注釋:
〔1〕(日)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80年版,第2頁。
〔2〕(日)伊藤博文:《在制憲會議上的演說》,《近代史史料》,第239頁。
〔3〕(日)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版,第6頁。
〔4〕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7, chapter21,p269.
〔5〕(日)升味準之輔著,董果良譯:《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76頁。
〔6〕(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河出書房1951年版,第260～264頁。
〔7〕(日)信夫清三朗著,周啟乾譯:《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頁。
〔8〕(日)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巖波書店2001年版,第78頁。
〔9〕W.G.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55
〔10〕(美)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05～307頁。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書屋》-袁燦興)
（責任編輯：李思達 HN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