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有規劃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學等原因；從深層次看，有政績考核體系、財稅體制不完善等體制機制性原因。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專屬病」。國內外實踐也充分證明，「城市病」與城市大小沒有必然聯繫。實際上，大城市特有的規模效應反而更有利於治理「城市病」。
報導認為，既然「城市病」不是因為大造成的，我們就不應因噎廢食、因「病」廢大，而應在發展中小城市的同時，重視大城市的發展，同時治理其「城市病」。
人往高處走
大城市機會多、選擇多，是創業者的高地、圓夢者的福地
大城市，承載夢想和希望之地。
截至2013年底，我國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達127個，其中超過400萬人口的城市為21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有6個。
有人說，大城市的門是單向的，城外的人想進去，城裡的人不願出來。人們為什麼願意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魔力」從何而來？
王愛蘭，家在江西農村，15年前她揣著200元錢到上海打工，如今做育兒嫂月收入達5000元。
12歲的小林家在甘肅農村，近幾個月來他經常會頭痛到全身抽搐。父母帶他奔蘭州，去西安，最後來到了北京。小林父母相信，北京有全國最好的醫院和醫生，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走出山鄉，奔向城市；離開小城鎮，匯聚大城市。這樣的選擇基於一個道理：「人往高處走」。
「高」，意味著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說，大城市裡的就業機會更多，城市規模每擴大1%，個人的就業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個百分點。
「高」，還意味著更完善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和更豐富的文化生活。紐約公立學校在每位學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經費居全美第一；倫敦則擁有45所頂級大學，居英國各城市之首。紐約和倫敦之所以成為世界聞名的移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擁有優質的教育、文化等資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這樣揶揄東京人的生活：「他們的家遠在郊外，每天花費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擠在令人窒息的滿員列車裡上下班。為了償還房貸加班加點，消耗寶貴的健康與時間。」但即使這樣，由於大城市機會多、選擇多，是創業者的高地、圓夢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著眾多人口源源不斷地向其集中。
大有大的好處
發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
一位針灸醫師，從臺北移居上海。眾人不解：臺北不好嗎？醫師說：「我在臺北一天扎30個，在上海能扎300個。」
「這個故事雖然簡單，但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集聚帶來的好處」，陸銘說。
大城市的集聚效應首先體現在分工專業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層次人才，能更好地實現專業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其次，大城市裡的大量人才資源可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企業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資源，勞動力也能找到更多就業機會，中間的交易成本被壓縮；此外，按照大數法則原理，大城市裡的大量人口、資源可帶來更大、更多元的需求，能對企業開展經營活動形成天然的保險屏障，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
從國際上看，發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在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說，1880年到1920年間，美國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達0.58個百分點，紐約人口從191萬人增至562萬人；1800年至1900年間，英國城市化率從30%多提升到78%，倫敦人口則從約100萬人飆升至近660萬人。
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大城市，是因為大城市經濟具有規模經濟遞增的特點：城市以集聚效應引導工業向自身集中，這種集中又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的集聚效應，如此循環往復，推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韓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人口和產業向少數大城市高度集聚。以首爾為核心的首都圈，國土面積僅佔全國的12%，卻曾集中了韓國近50%的人口、近60%的製造業和70%的國內生產總值。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市中心人口向郊區疏散、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動的「逆城市化」階段，但隨著大城市生活質量改善、油價上漲，人們重回市中心，大城市又「復活」了。截至2000年，美國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過其1970年人口，超過幅度約為3%—17%。
從國內看，發展大城市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
大城市是「發動機」。以人口、經濟、科學文化高度集約為特徵的大城市，能有力帶動區域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
大城市是「大旗艦」。它既是民族經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又是外國資本、知識、技術進入中國的「吸收器」，對於我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傳統工業進入尾聲，新型工業化正在展開，人口和資源開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未來對信息、技術、資本等需求旺盛，而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較優勢。
反過來說，如果大城市發展滯後，將弱化國民經濟質量，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事實上，大城市的綜合要素生產率是小城鎮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達到3至4倍之巨。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式的粗放經營與大城市發展不足不無關係。
發展還有空間
我國的大城市在數量、經濟產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隨著交通擁堵、空氣汙染等「城市病」的蔓延，人們擔心大城市的發展潛力。那麼，我國大城市發展究竟還有沒有空間？
採訪中，眾多專家認為，與國際上相比，我國大城市發育還很不足，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數量方面考量，我國大城市的數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2010年國際上3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300萬人的城市數量的比值為0.4，5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500萬人的城市數量為0.17。據住建部數據測算，同一時期我國這兩個比值分別為0.35和0.13，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
「即使未來我國這兩個比值略高於國際水平，也不能說明我國的大城市數量過多。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大城市數量應明顯多於國際水平」，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坦言。
從經濟產出方面考量，我國的城市群與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還很大。數據顯示，大紐約等三大城市群GDP佔美國經濟總量的67％，大東京等三大城市群佔日本經濟總量的70％以上。而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佔全國經濟總量的36％。再看單個城市，倫敦GDP佔英國經濟的17％，東京佔日本經濟的18.6％，而我國上海僅佔全國經濟的5％。
即使從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國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發展餘地。
先看增量。1991年到2012年，上海總人口年均增長49萬人，有人驚呼「人口爆炸」。但如與日本東京相比，這樣的擔心似乎沒有必要。1945年到1965年，伴隨著二戰後日本經濟的崛起，東京人口每年增長近37萬人，考慮到上海面積為東京的3倍，這相當於上海每年增長111萬人；即使將時間拉長，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時期也包括進來，比如1920年到1975年，東京人口每年也增長近15萬人，與之相比，上海49萬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
再看存量。東京都市圈由東京與神奈川、千葉、埼玉三縣組成。在面積上，北京轄區、上海加蘇州、廣州加佛山與東京都市圈均大致相當；在人口密度上，上海加蘇州範圍內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東京都市圈，而北京轄區、廣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與東京都市圈有明顯差距，這一差距主要來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區的「稀釋」。
有人擔心，大城市人口繼續增加，會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但事實上，通過完善規劃、精準定位、科學管理、改善技術等手段，資源環境瓶頸也能繼續「擴容」。比如，發達國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態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邊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這樣往往能容納更多人口。資料顯示，紐約都市圈人口高達650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20%；東京都市圈人口約3700萬人，約佔日本總人口的30%；倫敦都市圈人口也多達3650萬人。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大城市的發展有優勢也有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城市就可以任意發展甚至盲目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
集聚考驗承載能力，人口規模的擴大對供水、交通等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的壓力不言而喻。時下，一些大城市熱衷於建新區，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攤大餅」，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國際化大都市。「大城市發展一定要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不能無限制擴張，不能一味『造大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說。
——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現，說到底是市場自然選擇、生產要素集聚的結果，這是個漸進的自然的歷史過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強力推進、拔苗助長，而產業支撐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產業的「睡城」、沒有人氣的「死城」。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政府應當在規劃、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難題最終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國際上，主要靠市場來自發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隨著人口的湧入，房價等生活成本的上漲，會使一部分人逐漸離開大城市。「首爾人口在2010年—2013年間連續4年呈淨流出，其中46.6%是因為高昂的房價」，李鐵說。
李鐵認為，我國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礎設施供給市場化的範疇，加快推進階梯價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場化之後，價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場化調節也自動會導致人口分流。
需要指出的是，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需要更為寬廣的視野。姚洋認為，在類似北京這樣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通過一些措施來抑制城市的過度膨脹，從中長期看，還可以通過發展都市圈、實現圈內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來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時下京津冀一體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為我們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發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條有別於傳統的新的思路。（人民日報，記者 朱雋 顧仲陽）
特大城市人口超載了嗎？
隨著城市化快速推進，我國的大城市發展迅速，特大城市從1997年的34個增長到2007年的63個。近年來，某些特大城市顯現出來的一系列交通擁堵、資源匱乏、環境汙染、住房緊張、公共服務失衡等城市問題，引發了各方熱議。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如何調控？人口如何管理？」，越來越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記者：中外城鎮化歷史經驗表明，城市社會經濟生態的最佳發展，在客觀上存在一個適度、合理的人口承載量，如何判定一個城市的人口已經超載？
張佔斌（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城市人口承載量反映的是城市人口與城市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關係。判定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載，就是要判斷該城市的人口是否超過了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對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做出過界定，即保持正常的經濟發展速度及城市綜合功能，而又不損害城市環境質量和破壞城市資源的永續利用，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及其他物質、智力、技術等條件，城市所能持續承載的人口數量。
可見，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是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空間規劃和形態、城市管理水平、與周圍城市的聯繫強度等因素也會影響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所以，確定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就必須根據上述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這是判定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載的第一個依據。
對於這樣一個理論值，我們還需要動態地、具體對待。首先，影響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的因素，尤其是社會經濟因素都處於發展變化之中，從而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也是發展變化的，隨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城市資源及其生產領域的擴展和深化，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將會不斷提高，所以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的確定必須根據發展階段進行動態調整，不能一成不變。
其次，各個城市由於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同，城鎮空間布局和管理水平不同，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必然不同，所以，統一的人口合理承載量是不存在的，城市人口合理承載量的確定必須進行具體城市具體分析，不能千城一數。
判斷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載還需要第二個依據，即有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大城市病。任何一個理論值都是有缺陷的，它不可能考慮到所有因素，也很難及時作出動態調整；而且，城市的功能定位、管理水平、空間布局等因素也會影響人口合理承載量，但這些因素又難以量化。
實際上，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載必然有一些表象，如集聚經濟效應大小、交通擁堵狀況、就業收入水平、環境汙染程度等。不管一個城市人口規模大小，只要出現了交通堵塞、就業困難、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比較嚴重的城市病，就說明這個城市的人口已經超載，如果還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城市病，就說明這個城市的人口還沒有超載，還有聚集人口的空間。
記者：對於一個城市的健康發展來說，人口規模是否超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人口規模太小或人口規模超載都不利於城市的健康發展，如果人口超載會造成哪些問題？
張佔斌：人口規模過小，會因缺乏相應的規模經濟效應而造成城市經濟建設乃至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效益低下，導致城市發展不足和資源財富的巨大浪費。美國布朗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發現，城市的淨集聚效應首先隨著城市規模擴大而急劇上升，在達到峰值之後緩慢下降，最大集聚效應的峰值大致處在250萬～380萬人規模之間。
但如果人口規模超載，也勢必會對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城市生態環境乃至居民的生活質量造成巨大的壓力。比如，經濟上，會導致城市集聚經濟效應下降，甚至出現規模不經濟，造成生產生活成本過高、資源嚴重浪費等問題；社會上，會導致就業困難、收入下降、貧富懸殊、交通擁堵、社會保障水平下降、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等問題；生態上，會造成資源緊張、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嚴重等問題。
近幾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城市病，尤其是超級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現的比較嚴重的交通堵塞、環境汙染等問題。但實際上，這些問題主要原因並不是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大，而是城鎮化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如人口規模擴張速度太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城市功能過多、城市空間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和措施不力等。這些因素都需要在未來的城鎮化過程中逐步消除。
記者：中國特大城市在控制人口規模上，有什麼特殊的情況需要研究應對？
張佔斌：我國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控制有兩個特殊的難題需要特別關注：一是我國人口基數大，農民數量多，城鎮化又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每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達1000萬人，2013年農民工總數高達2.69億人；二是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城市的行政級別密切相關，行政級別越高，城市集中資源的能力就越強，對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如果大多數農民工都流入數量有限的特大城市，這些城市控制人口規模的壓力和難度就很大。
記者：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如何科學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張佔斌：「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裡的控制應該包括控制人口的增速和規模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增速。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1996年～2013年間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8個百分點，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增速更快。由於對城鎮化加速階段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使得各方面的準備和應對不到位，使得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快增長成為城鎮化過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長期看，通過科技進步、城市空間格局調整、基礎設施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和人口合理承載量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所以，只要控制住特大城市人口增速，我們完全不必擔心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城市病問題是可以逐漸消解的。
記者：城鎮化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農民進城，他們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如何解決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和農民工進城的矛盾？
張佔斌：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但城鎮化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是農民為了追求更高收入、更高質量生活和更多發展機會的自主選擇過程，農民進城的願望要尊重。而且，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和農民工進城並不矛盾，但農民工進城要合理引導，特大城市發展也要適當調整。
首先，農民工進城要有序進行——
一是農民工不可能全部市民化，而應注意到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分化，調控進城農民工規模增速。要尊重農民工進城願望，重點推進市民化能力強、市民化願望迫切的群體，對於不具備市民化能力或不願意市民化的群體，要積極創造條件，支持其返鄉創業。
二是農民工不可能全部進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而應多路並進，適當分流。要重點引導農民工進入小城鎮、中小城市，支持農民、農民工就近進城；特大城市可以設置一定門檻，採取積分制等方式合理引導農民工進城。
三是農民工市民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應分階段逐步進行。應從政府、社會、農民工群體幾個方面統籌考慮，確立近、中、遠期目標和相應的配套政策，有步驟、分階段地逐步解決。
其次，特大城市發展要適當調整，提高綜合承載能力。一是要通過特大城市的科學規劃和布局，發展新城和衛星城，適當分解功能，改變目前多數城市攤大餅式的布局形態，促進城市空間布局科學化。二是要加強特大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信息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三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步伐，逐步縮小與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就業收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光明日報，記者 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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