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用 4 篇文章來告訴你廣州的另一面。
小北，距離廣州火車站 3 公裡，被廣深鐵路線、高架和人行天橋「切割」，土耳其餐廳、穆斯林食品超市和酒店門外多是非洲和中東面孔。這裡是全亞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區。「巧克力城」的別名據說最早來自廣州的計程車司機。
白雲山腳下，那個叫做「登峰」的城中村是許多非洲人開始廣州淘金夢的第一站，他們租下「握手樓」裡 10 平方米大小的「劏房」，放下行李就一頭扎進幾百米外的寫字樓。
小北附近有數個這樣的寫字樓，底層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鋪，每一間都做著批發生意，從假髮、女士皮包、足球服、桌布到電風扇、衛星電視……這是一些零基礎的新手商人們的「課堂」，中國的店主們熟悉地按著計算器，雙方都講著最簡單的英文「this money, and this money」。許多人在這裡下了自己的第一個訂單，收貨地址是非洲。
寫字樓裡還有早幾年進駐廣州的同鄉，他們租下了或大或小的辦公室，開起了貿易公司或是物流代理。新人們在這裡找尋經驗，也迅速搭建著自己的人脈，哪裡可以找到款式齊全的女士皮鞋，誰可以提供靠譜的供貨商，哪個同鄉值得信賴可以作自己的中間人。或是求得一份「防騙指南」——當中國商品漂洋過海到達非洲時，假貨和殘次品也堆滿了那裡的垃圾場。許多人會提醒新人，盯緊每一個流程，不要等貨物到了非洲才開箱驗貨，那時候發現貨不對版，哭就太晚了。
還有一些候鳥型的商人，在本國有正職，每年抽出一兩個月的時間來廣州「跑單幫」。他們的訂單並不大，無非桌布和飾品之類的小件。在廣州，大訂單每次運回數個貨櫃，十幾個小訂單也可以迅速攢出一整個貨櫃的貨。
2014 年前，夜市從小北的「地道」裡開始，直到寶漢直街，如今已被清理（攝 / 李東）商人們的一天從中午開始，直至深夜。登峰村南面的那條寶漢直街有著熱鬧的夜生活。
5 年前，當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抵達時，這條街還有夜市。臨近的人行天橋上，潮汕來的街頭攝影師專門為人們拍攝「遊客照」，取景地不是廣州地標「小蠻腰」，而是小北的高架橋和寫字樓，商人們可以寄回老家告訴親戚，這裡是廣州，他們就在這片區域生活。
從小北的地道開始，夜市一路蔓延，新疆人的燒烤攤熱火朝天，湖北湖南人的「走鬼」攤位上，襯衫 15 元一件。
麥高登覺得那時的廣州和 19 世紀末的紐約有些相似，來自各國的冒險者都聚集在此「搵生活」，找尋自己的位置。
「這些商人們帶來了全球化，儘管這種『全球化』和人們熟悉的 iPhone 或是大眾汽車的全球生產相去甚遠」，麥高登稱，不同於那些有著雄厚財力和大量員工的跨國公司，這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資金，甚至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低端全球化」的核心是一群「倒爺」，他們來自中東、非洲、南亞的發展中國家，把這座世界工廠裡的一切廉價商品運回本國。「非洲倒爺」成了麥高登和他的學生林丹、楊瑒的觀察對象，他們用了幾年時間輾轉廣州各處，採訪了數百位非洲商人，想弄清楚他們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
這延續了之前麥高登在香港重慶大廈的研究。2011 年出版的《重慶大廈》關注這裡的南亞人和非洲人，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建於 60 年代的重慶大廈在王家衛的電影裡有著詭譎的色彩，混合了廉價賓館、貨幣兌換店、餐廳、店鋪，雖然地處尖沙咀，店鋪租金卻常年保持低位。一位香港警察曾告訴麥高登，這裡的犯罪率並不比香港其他地區高，但它仍給人「貧民窟」的印象。許多南亞人和非洲商人很少走出這棟大樓，甚至很少走出格子鋪，單憑關係維持生意。
「如果說重慶大廈是個池塘，廣州或許是一片海洋」，一個曾長居重慶大廈的非洲人給麥高登做了這樣的比喻，既然中國是世界工廠，為什麼不直接去那裡找尋更多的商品。在 2000 年前後，廣州取代香港成為非洲商人們新的目的地。
廣州存在著大量的機會空間，在麥高登眼中，這是這座城市最「美妙」的部分。
廣州政府一度對非洲商人他們的聚集地小北採取放任自由的態度，至少在 2013 年前後還是如此。長久以來，甚至沒有一個可靠的數據統計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非洲人。「有人一度聲稱這裡有 15～20 萬的非洲人，這太可笑了！」
第一個看起來可靠的數據出現在 2014 年伊波拉病毒爆發之後。根據當年 10 月廣州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會議披露的數據，1～10 月，從廣州出入境的非洲人總計 43.8 萬人次，其中在廣州實際居住的非洲人約為 15570 人，常住人口約有 4096 人。2016 年廣州市公安局又公布了新的數據，實際在廣州的非洲人約為 1.1 萬人。
大部分非洲商人並不清楚什麼是人類學，但在確認了麥高登不是 CIA 之後，他們很樂意和這個香港來的白鬍子教授討論生意經和生活瑣碎。
「談到全球化，人們總是會想起那些跨國品牌，但這些真正造就全球化的人如何在這座巧克力城裡生活，很少人了解。」
去年底，麥高登出版了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我們以我們的見聞概要，以及麥高登對其研究對象的闡釋作為「廣州：低端全球化城市」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麥高登（圖 / CUHK）
The World in Guangzhou (圖 / Amazon）
盜版、山寨：低端全球化的暢銷品很多非洲倒爺靠著假的 Nike 和 Adidas 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十多年過去，這些頂著知名 logo 的盜版（copy）仍是非洲市場上最暢銷的產品。為了逃避海關抽查，商人們自有策略，比如，一些人會將商標和產品分開，前者空運，後者海運，等回到本國再進行「拼裝」。但這麼做的成本還是太高，更直接的潛規則是賄賂海關。
隨著國內對盜版的打擊力度越來越高，更安全的是山寨品（knock-offs），它們抄襲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設計，稍做更改，換上不同的商標，Qlay、Nobla、Applies，或者乾脆沒有商標。「沒有人會沒收山寨品，除非某個山寨品的製造商被它抄襲的品牌起訴。」
麥高登曾跟著一些商人回到非洲，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 iPhone 和 Samsung 的商店，「這些店鋪的樣子、產品陳列看起來和紐約、巴黎、首爾並無不同，當然，同樣的還有價格，大部分人負擔不起」。這些正品商店的不遠處常常就有售賣山寨品的地方。
山寨品合理嗎？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主流話語中，人們批評「中國製造」裡設計的匱乏，「借鑑」的低成本，真正的設計者「打假」的困難等等。倒爺們從不糾結這些問題。
麥高登喜歡製造一些「偶遇」，讓原本像是生活在不同「時空」各說各話的人們撞到一起。一次，他帶著一位索馬利亞物流商人參加了一場學術會議，他們面對的是 20 位美國的商學教授。索馬利亞人講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機運回非洲，美國教授們的質疑包括：「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違法的嗎？每年跨國公司要花多少錢來打擊盜版！」
「但發達國家的設計並不關心非洲市場，或者說，很少有設計關心窮人們的需求」，麥高登稱這是一種「來自美國白人的道德優越感」，「一個盜版的 Louis Vuitton 或許並不那麼光彩，但我看不出一個山寨手機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某種程度上，這些山寨品『修補』了越來越兩極分化的世界。」
穿星條旗襯衫，吃中式早餐的非洲人（攝 / 李東）會後，索馬利亞人有些困惑，他的公司從屬於一間美國的物流公司，他的一位美國同事嚴重酗酒，另一位有情婦。他問麥高登：「我有信仰，不會酗酒，也忠於我的婚姻，那麼誰才是不道德的那個？他們，還是運山寨品的我？」
我在小北遇到了 29 歲的肯亞人 Abdinasir，他說「道德」是個「語言遊戲」（language tricks），這套遊戲規則還包括稅收、房租、智慧財產權……「接受它們，我也就沒有什麼機會了。」 Abdinasir 的一個哥哥已經在美國定居，是個計程車司機。
一個曾在加拿大居住過的東非人告訴麥高登，在加拿大做生意太難了。「你想做擦鞋匠，需要交錢接受培訓，想開一間雜貨鋪，同樣需要接受培訓，官僚手續太複雜了！」他後來去了肯亞的 Eastleigh，和廣州相似，那是一處混雜的自發形成的貿易區。「在這裡，只要你提供的東西足夠好，能吸引到客人，就行了，就是這麼簡單！」
「在一個如美國一樣的所謂成熟市場裡，稅收、房租、智慧財產權所設定的那個門檻太高了。如果你來自一個美國中產家庭，或許問題不大，但如果你是一個來自非洲的少數族裔——很多在廣州的非洲人都有長居歐美的親戚——常見的工種是計程車司機，教育水平高一點或許可以做律師、會計。但想要做點小生意，在那裡太難了。」
麥高登稱，這套遊戲規則不利於新移民，甚至不利於低收入白人，那是屬於大資本的世界。
小北天橋上的街頭攝影師（《廣州夢工廠》截圖，圖 / 廣東時代美術館）「你的辦公室裡吹著 90 年代的風」Abdinasir 的物流公司開在怡東大廈，環市中路北面。不同於那些由明星建築師打造的跨國公司總部大樓，他的辦公室只有 20 平米。抽溼機、空調、沙發、Wi-Fi 是這種小公司的「標配」，還有常年供應的肯亞紅茶，電視裡播著肯亞的新聞節目。每天下午，這個有些侷促的辦公室總是熙熙攘攘。
怡東大廈竣工於 1999 年，一公裡外的「淘金」和花園酒店、友誼商店是八九十年代廣州的 CBD。等到 2012 年 Abdinasir 來廣州時，這棟樓的硬體已經很糟糕了。寫字樓的 1～3 層是格子間的商鋪，扶手電梯直到今天都是壞的。他還記得空調修理工對他說了一句有些詩意但不太科學的話：「你的辦公室裡吹著 90 年代的風。」
但沒人會否認這裡的便利。小北地鐵站 D 出口就是怡東大廈，商人們還在格子鋪之間專門闢出一塊區域做禱告。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人脈，這棟寫字樓裡聚集了不少肯亞商人。
「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Abdinasir 的客戶大多是肯亞的同鄉，每天下午到深夜，他們會在這間 20 平米的辦公室裡消磨時間，交換生意信息、家鄉情報，或是組織一場足球賽——商人們的足球賽在工作時間結束後開始，凌晨兩點半結束。
非洲倒爺們只和本國人做生意，他們也會對其他國家的非洲人表示不屑。「中國人總是用很籠統的方式稱『非洲』，但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化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非洲，一些國家之間的差別比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差別還要大。」
在小北，天秀大廈是法語區，那裡幾乎是西非人的天下。東非商人則相對集中在怡東大廈。「大部分中國人眼裡，我們都是黑人，但不同地區的非洲人膚色也有不同」，Abdinasir 有些遺憾，「當你不了解的時候，只會用一種很模糊的方式區分，『好了，那是另一種人』，就像是中國人用到『國際友人』這個詞時，更多強調的是『國際』，而不是『友人』。」
和 Abdinasir 一樣，許多人都在用類似的方式維持本國朋友們的「忠誠度」。
一次，麥高登邀請了一位東非商人 Adnan 和一位同在廣州的日本會計鈴木共進晚餐。鈴木服務於一間知名的會計事務所，他需要陪客人打高爾夫，或是幫忙處理籤證問題。Adnan 是一個物流公司的老闆，有 4 名員工，但他同樣需要在客人病了的時候帶他們去醫院，或者幫忙去銀行開戶。
鈴木會接待任何國家的客人，他解釋自己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幫客人合理避稅，只要他/她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但對 Adnan 而言，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徘徊則是常事。他做的生意常涉及盜版和山寨品。
對一些逾期滯留者而言，他們甚至不需要一個合法身份，只要他/她有熟識的本國人，同樣可以做成生意。
攝影師李東曾在小北的一間「劏房」裡住了 8 個月，他認識了一些非洲朋友，得以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對許多商人而言，住所、社交地、談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濃縮在一個幾平米的房間內。（攝 / 李東）在高端全球化裡，合同是通行準則，有強大的律師負責法務，合同從草擬到籤署有著嚴格標準。一個曾在英國住過數年的西非商人向麥高登抱怨，在中國，合同像是廁紙，他還抱怨了這裡不像西方國家，草坪只讓看不讓踩。
索馬利亞商人 Ali 在他的辦公室裡向我展示了一張「委託書」，一個同鄉拜託他將兩萬人民幣的尾款分別支付給了廠家、物流和中間人，白紙上，除了手寫的幾個姓名和數字，沒有任何其他信息。Ali 用手機拍下發給了遠在索馬利亞的委託人。「這就是我們的交易方式，『合同』也大多如此。」
相比合同，人們更注重的是個人的聲譽，沒人記得住寫字樓裡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貿公司或是船運代理，你要記住的只有人。一個奈及利亞物流商向麥高登解釋聲譽的重要，「如果我欺騙了誰，他們不會去法院，回到家鄉，他們會告訴我的父親和兄弟，會對每一個認識的人說，你知道那個在中國的奈及利亞人嗎？他是個騙子，永遠不要和他做生意！」
2013 年的小北街景（攝 / 李東）協調人（peace-keeper）在這樣一個合同形同虛設、依賴個人信譽的社會裡，如何處理衝突？
麥高登的學生林丹和楊瑒是他的合作者。林丹的博士論文關於廣州這座城市裡的中非交往，「用『中非交往』這個詞有些歧義，像是國家層面的中非關係，實際上沒有那麼宏觀，我關注日常，中國人和非洲人是如何互動的。」
2010 年，楊瑒在廣園西一處批發市場遇到了一個衝突現場。兩個奈及利亞人，一個是來廣州採購的商人，一個是在市場裡開店的「坐賈」，前者在後者的店裡發現了一批自己被偷走的貨物。
市場裡的奈及利亞人指定了一個協調人（peace-keeper），他需要像個偵探一樣聽取雙方的說法，還要向市場裡的其他「證人」取證。他查驗出的事實是商人買了一批 5000 美元的衣服，送去附近一個中國人開的貨運公司，路上被人盯上，偷走了一些貨，小偷又轉賣給了這個奈及利亞的店家。
找出真相後，協調人還需要給出協調結果，他讓商人付給店家一些錢，買回了這批衣服，因為是他自己錯誤地選擇了貨運公司，又倒黴地被賊盯上。但買回的價格低於正常的市場價，因為店家不該接手來路不明的貨品。
協調人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於逾期滯留者人數最多的奈及利亞人，他們必須保持「隱形」。一位奈及利亞滯留者告訴麥高登，自己像是 Discovery 頻道裡在河邊飲水的瞪羚，需要隨時警惕「鱷魚」的突襲。他稱自己已經養成了一種「本能」，掌握每一個地方的出口位置，以便迅速逃離。
在法律「失效」地帶，人們需要自己維持內部秩序，避免生出事端。
許多非洲國家都在廣州有自己的商會，有公信力的人會被推上協調人的角色。
2014 年，麥高登的電腦在小北的地道裡被偷走，內有幾周的採訪錄音和未整理的資料。他詢問地道裡一個維吾爾族商販，表示願意支付 2000 人民幣贖回電腦。最初商販不同意，後來應允，找來八個同族人。
「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能聽得懂他們話裡不時出現的英文單詞『computer』。」一個小時後，他們找到了小偷，取回了電腦。「這是我從田野裡得出的經驗。如果當時我找的是警察，或許我的電腦連同裡面的資料就永遠消失了，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除了同鄉會，另一個秩序維持者是宗教。奈及利亞人常去的一個基督教堂裡，人們不時組織募捐，幫助一些被捕的逾期滯留者籌措罰款——他們需要在繳納罰款後才能被遣返回國。教會還曾幫助一些性工作者改行，比如用籌集到的錢作為啟動資金，做成一個小訂單。牧師對麥高登說，很多在廣州的奈及利亞人都是年輕人，遠離家庭，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什麼碰不得。
這裡的西瓜「全世界最平（便宜）」（攝 / 李東）「一經售出概不負責」幾乎每一個非洲倒爺都曾在廣州受騙過。早年，不少中國商人都認為這是「一錘子買賣」，他們的餘生不再會遇到同一個非洲人。一些人告訴麥高登：「我們信神，中國人只信錢」（We believe in God, 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
很快有人發現非洲人習慣了比較大的議價空間。麥高登說，面對一個開價 800 元的手機，非洲人會砍價到 200。相信「一分錢一分貨」的中國人為了做成生意，會滿口答應下來，籤了訂單，再在質量上做手腳。
低端全球化的其中一條準則是「一經售出概不負責」（caveat emptor），這要求商人們盯緊每一個流程，從看樣品，下訂單，和工廠保持溝通，確認貨物是否對版，到最後的運輸。這要求長時間的逗留，但當籤證所允許的時間太短，而續籤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經濟成本過高，手續又太繁複時，冒著風險留下來成了許多人的選擇。
最主要的逾期滯留者是奈及利亞人，不過也有一些人滯留下來的原因很簡單——忘了續籤。對一些人而言，逾期一天要繳納的罰款和滯留了五年被抓住要交的錢是一樣的，很多人怕麻煩乾脆賭運氣。
2014 年後，寶漢直街增設了警力和監控探頭，燒烤攤和「走鬼」隨著夜市而消失，一個潮汕的攤主告訴我，小偷和毒販都少了，這裡變得安全了，但生意也不比從前。（攝 / 李東）2014 年之後，廣州發生了轉變，夜市已經隨著城市的「亮化工程」全部消失，巷弄裡也裝上了監控探頭。政府控制商務籤證的數量，並打擊逾期滯留者，籤證允許人們停留在廣州的時間越來越有限。
根據新的政策，人們需要在續籤時提交犯罪證明，但所有的非洲國家都無法在線申請犯罪證明，商人們需要支付 2000 美元的機票回到本國辦理。「但等到他備齊了所有文件，他們的籤證常常已經過期了。」
「廣州在『美化』他們的街道，再也看不到當初熱火朝天的燒烤攤了，不僅廣州，很多中國城市都在這麼做。我個人自然更喜歡 2014 年前的廣州，人類學家不喜歡有太多既定『秩序』、『規則』的地方，很多人都在小北被搶過東西，但對人類學家，這些危險、混亂本身就是我們觀察的對象，多種力量如何保持平衡。」麥高登說。
但他隨即補充，「當然，如果我是一個廣州人，或許我會更喜歡現在這樣安全的環境。不僅是廣州人，好幾個非洲商人也這麼和我說。」
隨著這座世界工廠裡的人力成本不斷上升，「中國製造」的價格越來越高，一些非洲人告訴麥高登，他們正準備逃離這座「巧克力城」，下一站或許是胡志明市。
「對那些新人來說，這裡或許不再是一片從零開始的好地方了」，Abdinasir 告訴我們，「但只要我還能賺到錢，我就不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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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為小北街景，由攝影師李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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