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重慶大廈重慶大廈是一個令許多香港人卻步的地方。這裡有幾則從中文博客和聊天室摘錄的典型評論：「我每次路過（重慶大廈）都好緊張……總覺得自己進去就會迷路或者被人綁架」；「我也不敢去，裡面好像有許多色狼流氓」；「我看見一群黑人、印度人站在一棟大樓前，我抬頭一看是『重慶大樓』，如傳說中那樣真的是黑成一片，因為全是一團黑的人在裡面」；「今日我和同學去吃咖喱，是我第一次去重慶大廈，好像去了另外一個國度。咖喱還不錯，但是我剛進去還是很怕……因為爸爸警告過我不要進去」。如以上評論所指，一些香港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重慶大廈的興趣主要是為了光顧高層的咖喱餐廳，不過更多人還是害怕走進這棟大廈。
這種恐懼心理可以放大至整個香港地區，在許多發達國家的評論家話語中也顯而易見。以下幾段話摘自一些歐美記者的網絡評論：
有些家長的孩子們在亞洲背包旅行，家長最擔心害怕的就是重慶大廈……世界上最錦繡繁華的一個城市，卻有這樣一個藏汙納垢和魚龍混雜的廉價住處，更不用提它裡面有多少潛在的火警和健康問題了。重慶大廈的昭彰惡名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它曾經是許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這個惡名繼續蔓延。1994年王家衛拍攝《重慶森林》，講述了發生在重慶大廈裡的後現代愛情故事，再次加強了大廈的黑暗象徵，扭曲了其真實面貌。實際情況是，香港華人在九十年代初一般不會來重慶大廈，即使到了那種地方也不可能有電影所表現的行為。然而，這部電影準確地抓住了那個年代重慶大廈的面貌特寫，而這種惡名延續至今，主要因為後續不斷有大批南亞人和非洲人來到重慶大廈，在有點種族主義的香港華人和某些發達國家的人眼裡，與那些來自窮國的同胞打交道還真是讓人為難。
許多香港人和發達國家的人對重慶大廈感到害怕，主要因為他們覺得好多來自發展中和落後地區的人想來香港搶奪財富。文初所徵引的文字誇大了重慶大廈的危險性——有些香港警察向我坦言，比起許多其他同樣大小的本地樓宇，重慶大廈裡面的犯罪率小得多，因為重慶大廈位處中央，而且那裡經常有保安和警察出沒。但那些引言仍然反映了部分事實，即重慶大廈位於香港，但它不屬於香港。它仿佛是一座來自發展中地區的外星孤島，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帶，這才是令大家畏懼的地方，而並非什麼犯罪問題所導致。這也是我為什麼將此書取名為「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邊緣地帶（Ghetto）一般定義為「由於社會、法律、經濟壓力的原因，一群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個地區」 。然而，重慶大廈只是一座大樓而非地區，其中的居民也不僅僅屬於一個少數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種各樣民族背景的人。當然，重慶大廈在某種意義上也算是邊緣地帶，特別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華人的少數民族，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經濟排除在外。本地人由於對發展中地區所知甚少而產生懼怕，所以重慶大廈也因社會歧視而被隔離開來。對許多像上文引述過的人來說，重慶大廈是香港社會的他者。而對居住在世界上一個最富裕社會的本地人來說，重慶大廈就如香港的一顆「黑色的心臟」。
可是重慶大廈就算被看作是一個邊緣地帶，也不算典型。大廈中多數人作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樣貌還是十分資產階級的，他們代表了南亞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努力奮鬥的中產階級。香港人或許覺得重慶大廈是一個連地獄都不如的危險之地，一些來此住宿的遊客說不定也這麼想，但是對於許多工作生活在大廈裡的人來說，「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是他們的希望之光，是逃離發展中地區窮苦生活和通往錦繡前程的機會。在重慶大廈工作或做買賣的南亞人及非洲人，不論持什麼宗教信仰，不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錫克教徒，還是福音基督教徒，都在這裡活脫脫地體現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辛苦工作，努力攢錢，加上多多少少一點運氣，一定能讓他們買到幸福之號的船票。
但究竟為什麼重慶大廈這樣一個「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一個位於香港的發展中國家孤島，會存在於世界上呢？
重慶大廈為何存在以及為何值得關注重慶大廈內部對於這個問題有三個答案：第一，這座大廈價格低廉；第二，發展中國家居民能比較容易進入香港；第三，中國南方漸漸成為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地區。
第一個關於重慶大廈為何存在的實際原因是，那裡的飲食起居都很便宜。許多發展中地區來的人都會對香港的高物價發出感嘆，但位於市中心的重慶大廈的住宿價格卻格外廉價，一間單人房一晚上才100港幣，在這裡吃飯和購物也算是香港最便宜的了。為什麼這裡與外面的物價差這麼大？
一方面，重慶大廈的物業所有權並沒有統一，長期以來物業管理機構十分薄弱，令大廈一直處於修繕不佳的狀態，直到近年才有所好轉。但這並不是充足的理由，因為香港有太多樓宇在過去幾十年裡都沒有統一的物業所有權，卻沒有出現像重慶大廈這樣破破爛爛的景象。所以說重慶大廈的廉價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
下文將詳細探討重慶大廈的歷史背景，現在先列出幾個因素。這棟大樓一開始就有許多南亞人，其人口逐年增加，而由於香港社會對南亞人有許多偏見，所以這個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貼上了黑色標記，於是大樓物業價格一直很低迷。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廈因為被寫入《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而突然開始小有名氣，許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來入住重慶大廈的廉價旅店，於是許多本來住在大廈裡的華人開始將物業改建成小旅館，每個旅館有十幾間狹小的房間。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廈裡經常發生火警和停電。2000年初，非洲商人開始大批抵達重慶大廈，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樣，在最廉價的住處扎堆。這些因素使物業所有者能夠以便宜的單位價格獲取最大利潤。正因為重慶大廈「腐朽」，才能如此廉價，才能與周圍的發達區域共存，而且還不分伯仲。你隨便去加德滿都、加爾各答、三蘭港問問香港哪裡最便宜（我親身試驗過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慶大廈」這個答案。
重慶大廈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香港有較為寬鬆的籤證條例。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訪客必須在抵達之前申請籤證，不然坐不上飛機。即便他們到達了目的地，如果被發現沒有申請籤證，也會被立刻遣返回國。香港比較特別，訪客即便沒有籤證，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於是，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商人來香港並不事先申請籤證。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們也足以來重慶大廈查驗貨物，購買商品和進行貿易，在時間充裕的情況下回國。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還有更多人會去中國內地。他們在香港能很快申請到內地籤證，如果找中港旅遊中介就更加快捷。進入內地後，他們造訪各類批發市場，購買貨物，返回香港。貨物通過他們的行李箱或者經轉海運和空運送回老家，運送方法取決於貨物的質量及價格，運輸過程不過幾天到數周而已。來往香港的國際航班比來往內地的要頻繁一些，儘管近年來內地的國際航班越來越多，但是許多商人還是寧願先到香港，再轉車去其他地方。重慶大廈既廉價，又是一個結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點，所以自然而然就成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幾年，香港政府加強了入境管制。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納和尼泊爾等國家的公民，入境時都須出示籤證。這個變化主要由於有些人頻繁地在港進行毒品交易和其他違法活動，其他則是由於出現太多來自這些國家的人申請國際避難。類似的管制對重慶大廈有很大的影響，最近幾年大廈內的奈及利亞人、加納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許多。然而，許多留在重慶大廈等著申請聯合國難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難待遇的人，只好無限期地逾期逗留。因為香港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避難者，政府受到各界壓力，因而再次收緊入境規定。不過直至今日，此類規定還未見實施，所以重慶大廈仍然受惠於這一項不尋常的政策：香港這個發達地區的政府向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敞開大門，雖然只是幾天，但已經讓重慶大廈之存在獲得足夠動力了。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特別是南方省份的經濟崛起並成為世界工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商人蜂擁而至，在重慶大廈或在中國內地購買中國製造的貨品，包括二手和偽劣仿冒的手機、衣裳、建築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渦浴缸（我聽說東非的有錢人和政府官員特別喜歡買這種浴缸），還有蛋白石精品（它們在澳大利亞被挖掘出來，通過重慶大廈運往中國內地南部進行雕琢，然後再運回澳大利亞，賣給中國遊客）。正如歷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擔當著中國對外貿易的門戶，現代國際商人既能去中國內地購買商品，也能通過香港的中間商買中國製造的貨物，這些貨物的價格和質量普遍比較低下，卻是發展中國家消費者能夠負擔得起的貨品。
重慶大廈內部重慶大廈因上述三個原因而存在，但它為什麼值得我們關注？為什麼我要寫一整本書討論它？最簡單的理由在於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種背景的人物。這些人如何互動交流？甚者，重慶大廈如何教會我們今日全球化社會的運行法則？
如之前所說，我是一位人類學家，而人類學的學科特點就是民族志——一種針對一群人們互動和生活方式的記錄，這些詳細的記錄往往基於幾個月至數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為一種龐大和抽象的領域，常常成為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但是人類學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譬如Arjun Appadurai和Ulf Hannerz，他們的功勞主要在於通過民族志表現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點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數以百計的民族志闡述了全球化對於世界各地人群的影響，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匯處。這些交匯處不是國際機場或大都會酒店——雖然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間，但其中的人們並不會互動。我所說的交匯處是世界各地來的人們在商貿和娛樂中一定會進行交流的地方，在人與人層面上體現和印證「全球關聯之強化」。描寫全球化交匯處的民族志，能顯示我們耳聞目見的全球化，表現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動上交流取捨，此等文章較為稀罕。
重慶大廈恰恰是這樣的交匯處。雖然《孤獨星球》聲稱「或許世界上再沒有像重慶大廈一樣的地方」，但我們不一定要把這棟大廈看作多麼的獨一無二。紐約市、倫敦的布裡克斯頓或威爾斯登、日本東京的六本木，還有許多類似的地點，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們的許多特點在重慶大廈中也能見到。相比之下，重慶大廈不僅僅是全球化的一個中心，它是一種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載體，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對低端全球化的定義為，人與物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形態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著塞滿幾百個手機的行李箱回到家鄉，南亞臨時工給家裡捎去幾百美元的應急錢以及超乎想像的經歷和故事。雖然跨國公司是各種新聞報紙財經版的主要討論對象，但它們對普通老百姓意識層面上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對於在重慶大廈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許多小商販和非法工作者帶來的貨品、想法，包括媒體都對人們產生了深遠影響。
世界各地有許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場，比如曼谷、加爾各答、奈洛比，也包括巴黎、倫敦和紐約。有一些市場可能遠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也可能在臨近重慶大廈的廣州越秀區和三元裡，亦或是義烏之類的中國內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與研究助理去過許多上述地區，花幾天到幾周的時間與當地商人傾談，我們去過廣州、加爾各答、杜拜、奈洛比、蒙巴薩、三蘭港、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處地點的民族志紀錄中尋找將重慶大廈與亞非發展中國家相聯的低端全球化網絡。我們的旅程讓我們對於大樓與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推導出它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有怎樣複雜的聯繫作用。重慶大廈向世界各地延伸出連接線，而世界也就由這一座大樓反映出來了。
重慶大廈仿佛是一個被濃縮的環境，讓我們觀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這樣的彈丸之地，有如此多樣的族群和多層次的文化交流——從談生意到探討哲學，從印度煎薄餅到性，可以和各種文化背景的人談天說地。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世界上實在找不出與重慶大廈類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間裡集中表現出低端全球化的特點。我們需要了解重慶大廈和其中的人們，因為這棟大廈中的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們所經歷著的全球化。重慶大廈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怎樣相處？他們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們都去哪些地方，做什麼事情？他們的跨國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麼樣？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國生涯？這本書將一一解答這些疑問。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麥高登（Gordon Mathews）/著 楊瑒/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