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平臺經濟下的靈活就業群體龐大，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無論是留守在城市中冒險奔波的外賣員、快遞員，還是由於疫情無法上門服務的到家勞動者，都讓人們感受到他們的重要性。但是，平臺與靈活就業勞動者之間是否是勞動關係，以及勞動者的安全與權益保障等問題目前仍然存在爭議。
那麼，在復工潮下，靈活就業人員面臨哪些挑戰？在特殊時期，社會應給予該群體哪些安全和權益保障？疫情是否會影響未來平臺企業的用工模式？
針對上述問題，澎湃新聞電話連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北京建築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梁萌、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聞效儀，請三位嘉賓分享近期的觀察與觀點。
「撐死的」與「餓死的」：靈活就業人員的復工挑戰
孫萍
：以我觀察的外賣員群體為例，他們現在
首先面臨的是就業與失業的問題
。許多外賣員過年返鄉，但隨著疫情發展，國家採取了嚴格的防疫措施，目前還有許多人不能回城。由於大部分平臺在2018年之後將自己直營的外賣員轉為外包，外賣員與外包公司的合約缺乏保障，再加上各地社區防疫開始後，一些平臺的需求量急劇增長，如果這時候外賣員回不來，很有可能被開除。
在我跟蹤的案例中，今年春節有外賣小哥需要在農村照看孩子、照顧生病的父母。這位小哥離了婚，孩子很小沒有上學，他沒法出去工作，也沒有收入，非常被動。我們在2019年的問卷調查中發現，1300多個樣本中外賣員的離婚率為5.06%，其中八成以上是因為分居兩地造成的，是個顯著的問題。
第二個風險來自城鎮化過程中供需匹配的不均衡。
目前在一二線大城市，訂單多到忙不過來，而在小城市幾乎沒有訂單。這是因為像美團買菜、餓了麼、百度外賣（註：百度外賣現已與餓了麼合併）這些平臺在此前的下沉戰略中並未打入三線及以下城市，所以當疫情出現，大城市的訂單特別多，但是由於外賣員多來自農村地區，所在地方沒有多少訂單。
第三是人身安全。
過年沒有回家的包括現在已經復工的外賣員出去送餐，其實面臨很大的風險，尤其是在我們提倡無接觸送餐之前。但不論何種送餐形式，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接觸。平臺或外包公司雖然會給外賣員配給口罩等物資，但還是有限，比如疫情初期我在山東青島就遇見幾個外賣員沒戴口罩，他們告訴我是因為買不到，當時，全國口罩都很緊缺。
人身安全還包括外賣員春節期間超負荷工作的問題。比如，北京海澱區商圈一個站點的外賣小組，運力18人，因春節返鄉12人，剩下的六人從去年臘月二十五一直工作到現在（2月28日）。另外還有外賣員告訴我，自己從早上六點半一直幹到晚上九點半，一天只夠時間吃一頓午飯。外賣員確實會為了多掙錢而多接單，但同時，不規律的吃飯、配送，導致不少外賣小哥病倒。
2月8日，盒馬小哥在上海復興中路送貨。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梁萌
：
平臺就業人員的復工狀況很大程度上由他們與僱主或客戶之間的關係決定。
相對於本次疫情中需求暴增的外賣小哥，家政行業的狀況截然不同。春節沒有返鄉的家政工現在一方面不一定能進小區，另一方面，大部分客戶仍然認為讓陌生人進家門會帶來很大的風險，因此，家政工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單。
比如在我觀察的北京家政工的微信群中，就有人表示，如果疫情再持續，就「沒得吃了」。多位家政工告訴我，今年春節以來單量銳減，春節前，在北京郊區接散單，一個派散單的群裡每天至少會發布幾十單，雖然價格沒有往年同期高，但是很快都會被接走；現在一天這個群裡可能只有一兩單，家政工雖然認為上門工作比較危險，互相打氣說不要接單，但還是有人會接，因為要吃飯。
顯然，這一部分
家政工主要在經濟上受影響
，如果家底比較薄，在北京生活會有困難。但是，他們的工作是兩棲的，也在平臺上接單，而在此次疫情中，也能觀察到平臺企業的變化。比如，某個有1900萬到家勞動者的平臺，除了要求家政工每日測量體溫，還為他們設立了一套新的工作流程，包括進入客戶家先自己全身噴霧消毒，全程佩戴口罩、手套，完成工作後為客戶家再免費做一遍消毒等。這一套
新增的工作程序在疫情後是否會保留為固定工作程序，還有待觀察
。根據我此前的了解，平臺與勞動者初期合作時免費提供工具包，之後勞動者逐漸需要自己負擔。那麼此時因疫情增加的物料成本和勞動投入在勞動者和平臺間如何劃分也是需要後續關注。
我認為，
相較於外賣行業，家政工會經歷一個緩慢的復工過程，因為即便疫情過去了，有老有幼的家庭仍然會對風險特別敏感
。一開始可能有膽大又有急需的家庭請阿姨，其他一些家庭可能會等相熟的阿姨回來、隔離、看阿姨還去哪幾家再決定是否開工。
聞效儀
：關於靈活就業群體風險和權益保障的討論此前已有不少，而疫情讓這些問題更加突出。從宏觀層面來看，當下中國的就業人群中，有兩大蓄水池，一個是高校，比如中職、高專就是為了解決就業的蓄水池，另一個就是平臺經濟。2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要擴大碩士研究生招生和專升本規模，透露出了中央要穩就業的信號，以及背後的挑戰。因此，
如果未來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以平臺經濟為主體的靈活就業人群也會不斷擴大
。
中國在失業保險方面制度已經比較完善，但國家有責任讓靈活就業群體更好地參與社會保險或者更有針對性地為他們提供保障。目前，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很多平臺企業或社會輿論把靈活就業認為是一種正規就業方向，但其實
正規就業與靈活就業不應該混為一談
，它們分別有相應的保障體系。中國以往在正規就業人群的保障落實上做得更好，在針對靈活人群的制度落實方面則需要完善。
通過公共責任、法定身份、工會組織增強靈活用工的保障
梁萌
：目前中國的平臺企業宣稱與勞動者之間是合作關係，平臺企業為勞動者提供的是信息服務，在這樣的前提下，勞動者無法要求企業在疫情特殊期間提供經濟保障。相比之下，疫情期間非平臺企業至少需要給員工發放基本工資，從中可以看出勞動關係的重要性。
在缺乏有效勞動保障的現狀中，
靈活就業人員最突出的問題是養老和工傷
，但目前新聞中按許多律師與勞動法專家的解釋，染上新冠肺炎不能算工傷。因此，外賣員是在復工中最需要被關注的群體之一。根據《人民日報》2月26日的微博消息，全國餐飲業在逐步復工，主要方式是外賣；武漢2月25日一天的餐飲外賣數量達13萬單。
雖說外賣的單價提高了，外賣員也能賺不少，但他們的
工作風險遠高於非疫情時期，同時也承擔了一定的道德責任
。因為現在是消費者和客戶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所以，我認為
在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武漢等地，社會需要承擔起對仍然堅持工作的外賣員群體提供基本的權益保障，不能僅有讚揚
。在家政行業，我觀察到有到家勞動者平臺承諾，所有勞動者都上了新冠肺炎險。以此為例，平臺企業和國家需要意識到對這部分勞動者的保障責任，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從業風險的託底責任。
孫萍
：針對外賣員疫情期間的保障，一方面可以
通過人身保險的方式，萬一出現疑似病例或疫情的傳播，幫助外賣員度過難關
。另一方面，有些平臺在春節期間會給外賣員加班費，據我了解，費用按法定節假日（年三十至初六）計算。但是，事實上今年春節放假遠不止這些時間，
國家先延長了假期，隨後各地的假期不斷延長，而鮮少有平臺將這些時間給外賣員計作加班
。這方面是否可以補償？
非疫情時期我們可以從社會關懷層面給予外賣員支持，比如此前我們與北京工會合作開展的項目中，有涉及幫助外賣小哥建立充電區、充電驛站，為他們提供場所喝水、洗澡等，但現在的問題是，社會關懷機構尚未復工，沒有人為外賣員提供服務。
此外，我們在2018-2019年有關北京市外賣員的調查中發現，由超過30%的外賣員未能繳納五險一金，另有18%的外賣員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障。
我認為，
強化對於外包公司的管制很重要
。國家曾對外包公司進行過管制，但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許多外包公司的註冊地不在大城市，大城市無權管理，而註冊地的外賣員數量不多，地方政府覺得不是問題，就不去管，因此，外包公司的管制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統籌和管理。
當然，給管理增添困難的現實是，外賣員的流動性很強。我們的調查顯示，2019年外賣員的平臺間流動率超過45%，他們遊走於不同的平臺，屬於零工經濟中新產生的「非正式勞工」群體。但是，目前的情況是
國家政策的跟進落實遠落後於平臺勞動的情況變動
。法律層面亟需對這一群體進行明確的劃分，以確保其在勞動法中有「容身之處」。
2月14日，在上海黃陂南路（盒小馬中海環宇店）接單的盒馬小哥。
聞效儀
：許多爭論會圍繞靈活就業群體與平臺是否具有勞動關係展開，但如果我們按勞動法將這種合作關係判定為勞動關係，企業將面臨巨大的成本壓力。
事實上法律應該是低標準、高強制，以解決所有人面臨的共同問題，它保護的是最需要保護的10%的人，其餘
90%的人應該靠行業自治解決問題
，比如醫生群體有特殊的勞動條件和勞動過程，而外賣職業群體的需求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無法用相同的標準規範。
中國勞動法律方面現在面臨的挑戰是，
由於行業自治與組織上做得不完善，導致所有問題都需要通過勞動法律解決，進而致使勞動法律規定的條件不斷提升
，以覆蓋大部分群體。所以未來要解決靈活就業群體的問題，還是應該考慮如何完善行業的自治。如果完全靠法律、社會保障，基本不太可能實現。
行業自治如何完善？我認為還是要通過調整工會的組織方式。從前，工會的組織原則是以企業為單位，把員工組織起來形成工會，但是，這樣的組織原則在平臺經濟中遭遇困難——平臺工作者是一個龐大的組織群體，但他們並不是企業的員工。
目前，中央與全國總工會不斷加大力度，希望把這一群體納入工會組織。
工會的組織原則能否從以企業為單位轉變為以職業群體為單位是未來探索的方向
。據我所知，一些地方正在嘗試建立快遞員工會，更完善的組織可能需要頂層設計加以支持。
疫情對平臺企業用工方式的長期影響有限
孫萍
：此次疫情讓我們看到，靈活用工有利有弊，弊在於平臺對勞動者沒有完全的控制性，利則在於勞動者的可替代性非常強，比如一些線下企業與平臺推出的「共享員工」模式，這是一個資本聯結、勞動趨零工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的靈活性加強，但同時勞動者的權益與保障也會變成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此外，我們
從2018年與2019年的兩份調研中發現，同時在多個平臺工作的勞動者比例明顯下降，有全職化的特徵
，意味著平臺為了提升競爭力，通過獎懲機制減少他們在其他平臺工作的機會，以增加勞動者的黏性。
經過本次疫情，平臺經濟又經一輪洗牌，但
長期來看，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製造業向新經濟轉變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
梁萌
：平臺家政企業吸引了更多年輕勞動者加入，我觀察的部分家政員很年輕，年齡介於26歲至35歲之間，學歷不高，做過女工或者自己開過小店，她們成為家政員的主要原因是結婚生子後無法朝九晚五從事固定的工作，而平臺正好提供了兼職的機會。相較於家政員，外賣員整體更年輕，九成以上都是80後、90後，他們對於平臺這份工作普遍抱有一種過客的心態，認為沒有技術含量，社會地位不高。
根據我的調研，
平臺就業人員普遍想學一門技術，但又特別迷茫，不知道什麼技術才能夠支撐他們更穩定地去賺錢，他們覺得在平臺工作雖然收入不錯，但各方面都沒有安全感
。其實同樣作為勞動者，我特別能理解他們，尤其是組建了家庭之後，希望能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並得到社會的認同。現在雖然有很多人做家政，可她們的親戚朋友並不知道。
疫情之後，不排除有個別從業者跳槽到平臺就業的可能，但我不認為會出現勞動者大規模從傳統行業轉到平臺經濟的狀況，因為勞動者選擇傳統服務業也一定有他的原因，比如學習怎麼經營，又如學做火鍋未來開火鍋店等，為更穩定體面地賺錢做長遠打算，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聞效儀
：
疫情期間產生「共享員工」的原因在於人員稀缺，是企業間人員供需匹配產生的一種靈活安排，未來這種模式是否會延續要看中國的就業形勢。
另外，我覺得需要強調社會對靈活就業人群的關注。有許多平臺在宣傳中打出標語，比如晚上送個快遞掙包煙錢，或是通過騎行感受城市等，這其實粉飾了靈活就業人群的艱辛，用語言體系包裝出一種美好的勞動狀態。社會需要正視這個群體，然後希望他們有一天能步入正規就業，獲得更完善的保障。
從國家政策層面來說，還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穩定就業。
通過長期人力資本投資，培養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智造」的實體經濟，提升員工技能與產業工人隊伍建設，實現體面勞動，這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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