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陳為軍導演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的當天，8月25日，四川閬中發生的一則城管執法人員與商戶產生肢體衝突的事件被媒體曝光，引發輿論強烈關注。
媒體報導稱，閬中城管方面一開始認為涉事商鋪屬於佔道經營，他們在正常執法。此後，隨著事件熱度在網上發酵，官方又公開發布通報表示，在執法過程中，個別執法人員語氣生硬、現場處置欠妥，已對涉事人員暫停執行職務。
事實上，這不過是我國諸多城管與商販衝突事件中的一個小小案例。
《生門》《好死不如賴活著》《請為我投票》等高分紀錄片的導演陳為軍，把他最新的作品鏡頭就對準了城管和擺地攤的商販。而故事的發生地，仍然是他最為熟悉的湖北武漢。
《城市夢》劇照。 本文圖均為製片方供圖8月28日，陳為軍導演新作《城市夢》在國內公映。該片聚焦了來自河南農村的王天成一家，他們靠著在武漢市洪山區魯磨路上擺水果攤逐漸在城市中紮根，直到這條街道按照城市規劃需要徹底清理所有沿街攤販，王天成一家和洪山區城管的矛盾開始升級，一場「生存保衛戰」就此展開。就在公映當天，該片拍攝對象之一——武漢城管通過其官方微信公眾號薦片，認為這是「中國首部真實反映城管的紀錄片」，並表示，「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代表著底層人民生活樣態的攤販群像；另一方面，我們還能看到突破刻板印象的城管形象。」
儘管排片不多，但對陳為軍來說，能夠完成拍攝、製作到拿到「龍標」公映的整個過程已經實屬不易。據了解，《城市夢》拍攝於2014年的武漢，拍攝期長達一年，但當時陳為軍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看著總共600多個小時的素材，他覺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後期製作工作。
在合作夥伴的鼓勵下，陳為軍用了近三年時間剪完全片，審片又用了兩年，《城市夢》也是他將近20年紀錄片生涯的收官之作。
該片小心觸碰並希望去探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疑難雜症」——城市管理問題。一方面，農村人想要到城裡謀生，去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卻在佔道經營中給城市管理帶來挑戰；另一方面，各個城市的城管部門作為基層行政執法機構，在攬下眾多城市管理中矛盾重重的任務後，卻並沒有太多實權讓他們順順利利化解矛盾。
王天成撕掉執法通知單「城管與王天成這樣的商販之間當然有強弱關係，但是一種錯位的強弱。」陳為軍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像王天成這種從農村到城市謀生的小商販在社會上是弱者，城管和商販之間，人們往往覺得是「雞蛋碰石頭」的關係，自然會同情「雞蛋」，但城管在整個行政體系裡又是最弱的一個機構，是「沒有牙齒的老虎」。錯位的強弱造成了影片中愈演愈烈的衝突，直到在鏡頭中看到王天成掌摑城管隊員，眾多城管又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將70歲的王天成團團圍住，最終只是為了丈量一下他違法佔道的面積。
紀錄片中一名城管執法人員如此感慨道，「他（王天成）是生活裡的弱者，我們是工作中的弱者。」
那麼，該片拍攝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公眾對城管的「刻板印象」嗎？陳為軍顯然希望個案的背後有更加深刻的表達。他告訴澎湃新聞，一部好的紀錄片是從小處著眼講一個故事，但解決一個個體問題，並不是他的紀錄片要表達的。
「這些人（王天成們）不應該成為城市的過客，中國城市化發展幾十年，如果沒有農民工撇家立業，去蓋高樓，當建築工，哪來這麼光鮮亮麗的城市景觀呢？在工廠流水線上，如果不是他們加班加點工作，哪來現在製造業大國的說法？他們來追求自己的城市夢想，他們已經做了他們該做的，現在該到了給他們正名的時候了。」
陳為軍說，「他們不應該一直生活在城市夢裡，要讓他們醒過來以後發現，『我是城市居民，我被城市接納了』。」
《城市夢》導演陳為軍以下是對陳為軍的專訪：「敢不敢做城管這個題材」
澎湃新聞：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選擇了把鏡頭和故事對準城管與商販？
陳為軍：這是五六年之前的事情了，當時有一次在北京和戴年文（《城市夢》製片人）還有廣電總局的一個領導見面，當時領導就說要講一個中國故事的話，敢不敢做城管這個題材。既然領導有這樣開放的心態，想做這個片子，製片方又可以提供支持，我就覺得這是可以做的一件事。
過去大家只要一想到城管，無論是國內的媒體，還是海外的媒體都把城管當作是中國行政系統裡面最招人恨的一個部門。為什麼大家對城管的態度都是這樣的？我堅決不相信政府部門設立城管這個機構是為了激化社會矛盾，任何一個政府都是希望把社會管理得比較和諧。
另外，其實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這麼短的一二十年的時間內實現。在這個過程裡，要講述一個現代中國的故事，就要抓住城鄉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農民進城之後的矛盾。
城管是代表政府一方，管理城市的一方，尋求法治和秩序的一方。農民到城市裡來，想滿足自己的城市夢、生活夢，他們在城市裡遇到什麼，城市是如何接納他們的？如果把這些事情搞清楚了，我覺得基本就抓住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主要的變化。
王天成（左）與城管隊長澎湃新聞：在取材、溝通，包括與王天成一家、與武漢城管的對接溝通，以及拍攝、剪輯、成片，在這個過程中，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陳為軍：每部紀錄片最難的還是和拍攝對象之間的分寸問題。王天成是一個從農村到城市裡去謀生的人，沒有任何人告訴他離開了一個農民社會到城市裡到底應該怎麼謀生，怎麼與人打交道，他的內心實際上非常敏感。
在拍的過程裡，我就跟王天成說想拍他跟城管之間的故事，他一開始是拒絕的。直到後來，他發現城管對他的態度稍微有些改善，他認為是因為有我們在拍的緣故，所以可以讓我們繼續拍。當城管對他的攤位加大整治力度的時候，他又認為，就是因為我們在拍他，讓他成了「出頭鳥」，這時他就不讓拍了。
我相信有的觀眾可能認為，就是因為我們去拍了，王天成才和城管發生激烈的衝突。其實不是，進入拍攝之前，他跟城管已經鬥爭了十幾年，烈度遠遠超過我們拍攝期間。他的兒媳婦之前有一次和城管衝突起來，用椅子把城管的頭都打破了。如果他們原來在生活裡沒有發生過這樣烈度的爭鬥的話，對於有臺攝像機在拍的時候，他不會也不敢去做出非常衝動的行為。攝像機就是一臺攝像機而已，並不能給他的生活帶來更大的保護，也不會為他的行為背書。
紀錄片中，王天成與城管發生衝突。城管與攤販間錯位的強弱澎湃新聞：你是怎麼看待城管與商販之間的關係的？他們之間是否是「貓鼠遊戲」，是否有明顯的強弱關係？
陳為軍：當然有強弱關係，但這個強弱是錯位的強弱。王天成這樣的商販在社會上就是弱者，他們想過更好的生活，到城裡去謀生，但他們既沒錢，也沒什麼技術，成為城市中生活在底層的群體。他和城管之間就是「雞蛋碰石頭」，因此很多人會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同情弱者。
然而，城管在整個行政體系裡又是最弱的一個機構。城管跟警察相比，警察是執法主體，他手中有刑法和治安條例，沒有誰會輕易和警察發生強烈的衝突，但是城管就不同了。《城市夢》裡也展現了，每次王天成都把城管給他開的整改通知單撕了，那個單子並不是處罰決定書，只是起到「溫馨提示」的作用，就是告訴王天成，他在魯磨路擺攤不對。
為什麼他可以拒絕甚至撕掉城管開的單子呢？就是因為城管是「沒有牙齒的老虎」。對於王天成這樣的商販來說，他每天需要擺攤，他需要吃飯，營業額就是他的口糧，有人來搶他飯碗的時候，他就要試探對方的底線。慢慢的他就發現，城管沒有什麼強制手段，衝突也就慢慢產生。
就像片中一名城管說的，王天成是生活裡的弱者，城管是工作中的弱者。當中國的城市化慢慢加速以後，突然從農村湧來大量人口，開始打破了城市裡的一些規矩，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和正常運營的時候，政府就建立了城管這麼一支隊伍。城管不僅要面對攤販和現代城市運行之間的矛盾，還要管拆遷，最終導致弱者不弱，強者不強，形成完全錯位的強弱關係。
澎湃新聞：你希望扭轉受眾對城管的印象嗎？
陳為軍：過去在國內，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網上，對城管都有一些誤解。以前我家旁邊有所小學，門口有一些炸火腿腸、賣小吃的小攤販，小孩放學後就喜歡買來吃。有一次城管正在執法，把油鍋、小推車沒收了，那時有小販和城管打起來，要用熱油潑城管，周圍的家長就罵城管，但是城管是有口難辯的。其中有個城管就跟周圍支持小販的人說，是孩子的家長投訴到城管委，家長一投訴，城管就必須要來處理。這個執法過程中，如果小販把熱油潑到城管身上，有的城管年輕氣盛就和小販動起手，那大家就不再會去關注為什麼城管非要把他們趕走，只會關注城管把人打傷了。
王天成河南老家的房子「城市夢」不應只是一場夢澎湃新聞：你希望通過記錄片的拍攝找出答案嗎？比如，王天成一家和城管都得到自己化解矛盾的答案，給他們未來的工作和生活帶去一些影響？
陳為軍：一部紀錄片是從小處著眼講一個故事，但解決個體問題並不是我要表達的，觀眾可能會關注王天成一家以後生活如何，武漢的這支城管隊伍之後的工作是怎麼做的。個案雖然是我講故事的主題，但我更想讓大家看到的是，我們正好生活在城市化大變革的時間段裡，過去我們對待進城務工人員，有些把他們當作城市的過客，他們不應只是過客，他們的城市夢醒來以後，應該成為城市人。
這個片子中，最後城管跟王天成一家達成的最大共識就是，大家在望向未來解決問題時發現，萍萍（王天成孫女）心理上已經是城市人了，王天成和他兒子或許還可以回農村去種田，但到了他們的第三代的時候，萍萍就是武漢人，她從小在城市裡長大，已經成為一個普通的城市女孩，她再回到農村是沒有朋友的。
我們的社會如何去面對後城市化的現狀？中國城市化幾十年，如果沒有農民工撇家立業，去蓋高樓大廈，當建築工，哪來這麼光鮮亮麗的城市景觀呢？工廠的流水線上要不是他們加班加點，哪來現在製造業大國的說法？他們來追求城市夢想，他們已經做了他們該做的，現在無論是政府也好，還是其他群體也好，該到了給他們正名的時候了。對很多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城市夢不是到城裡來辛辛苦苦打拼，就為了做一場夢而已，我希望他們的夢早點醒來後變成現實，讓他們醒來發現，「我是城市居民，我被城市接納了」，這是我最想表達的。
王天成兒子、兒媳婦和孫女一家在城市裡的住所。「武漢是非常包容的城市」澎湃新聞：你有不少紀錄片的故事都是在武漢發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武漢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疫情也影響了這座城市的應急、醫療、管理等方方面面，你心中的武漢是一座怎樣的城市？
陳為軍：我在武漢生活了幾十年，我一直覺得武漢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城市，影片裡面也可以看到王天成發自肺腑的話，他也認為武漢是個非常包容的城市，他不想離開武漢。武漢歷史上就是碼頭文化，碼頭就是一個你來我往的地方，大家憑實力吃飯，互相之間沒有太多的歧視。
澎湃新聞：無論是《生門》、《好死不如賴活著》，還是此次上映的《城市夢》，生存的權利都被你的紀錄片反覆訴說著，你認為個體在大環境和時代背景下，生存的矛盾究竟體現在哪裡？
陳為軍：對於中國人來說，真正過上很體面的生活，有車有房，其實很短，才二十年不到的時間，在此之前，中國人處在「弄飯吃」的階段。過去形容找工作，從來不會說我喜歡從事哪個職業， 而是說「找一個飯碗」，不同職業的區別就是看是不是「鐵飯碗」。要想講述中國故事，生存權是繞不開的話題。現在在中國幾乎沒有人吃不到飯了，生存權問題也就變成能不能生存更好的問題。不論是白領也好，還是企業高管也好，有些人可能會感到焦慮。從另一個角度看，生存權如今已經變成了生活壓力、焦灼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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