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琅琊是古越海權地標
春秋時代，琅琊，是東部沿海南來北往之地，為東夷南越結合的地標。
東夷大致為渤海灣一帶，南越海客北上，要有個落腳之地，安個家。那個家，便是琅琊。據史載，越人「以舟為車，以楫為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勢力範圍，已經涉及海外。那時，中國沿海有五大港口，琅琊居中，北有轉附、碣石，南有會稽、句章。轉附在今山東省煙臺市芝罘島上，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島，會稽和句章是越人的本地，於今日觀之，其一在紹興，一在寧波，加上琅琊，五大港口，越人居三。
那麼，越人「欲霸中原，遂徙琅琊」的那個居五大港口中間的「琅琊」究竟在哪裡？
大言之，應當在今天的蘇、魯二省結合部的海邊一帶，具體來說，作為越國遷都都城的琅琊，連山通海樞紐江湖的港口，究竟在哪裡？
據文獻看，當以山東膠南為首選。《漢書·地理志》有「越王句踐嘗治此」，《後漢書·郡國志》有琅琊國琅琊縣一條，此條還有注，據注說：「《山海經》云：『琅琊臺，在渤海間，琅琊之東』。」兩晉博學家郭璞也對琅琊注釋說：「琅琊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琊臺」。但這些所注還是雲山霧罩的沿海帶，並非十分清晰的地點。
我們還得繼續細挖。傳說「琅琊」之名，緣起於齊太公呂尚，呂尚封被齊地後，曾涉獵琅琊，登山四顧，三面環海，一望無際，驚訝之餘，姜子牙擊節長嘆：「琅耶！」一如今之「美啊」！
《山海經·海內東經》說「琅」是美玉，「琊」為玉骨，這樣的說法，讓我們很容易聯想起史前越地的良渚玉文化，那不正是良渚人當年北遷時留下的玉文化痕跡嗎？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國人沿著文化的慣性踏著良渚先民遺蹟北上，也是先至淮海，再入海岱。
海岱琅琊山，山不高也不大，但很有名，就是因越遷都而名。《越絕書》言「句踐徙都琅琊，起觀臺，臺周七裡，以望東海」，但卻未見有越都遺址，今天所見膠南琅琊遺物，沒有一件有越地特徵，除「琅琊」一語留下了古越語痕跡，今所見膠南琅琊最早遺址遺物，基本為秦代以後。
但考古還在進行中，據說，琅琊臺臺頂發掘區已發掘出石砌地漏，有人說是與秦始皇帝建祭臺有關，而在臺西頭東南發掘區發現的大片建築遺蹟，也被確定為戰國時期的遺存，不過，究竟是齊國所建，還是與越國遷都琅琊有關的越築？眼下還很難說。而淮海琅琊，在江蘇連雲港，史載雖不如膠南豐富，但考古卻有重要發現，唐朝史家杜佑在《通典》中稱錦屏山為琅琊山，有人在錦屏山九龍口發現了琅琊古城遺址。
古城形勢，南抱江淮，坐擁蘇北千裡平原，西臨沂沭，北依沂蒙山，東向面海，進取海岱山川之地利，臨海一面，城如彎弓，又像新月，迎送淮海之波。城中有臺墩，可登以觀海，城周圍有先秦民居遺址多處，其中出土了越地印紋陶片，外圍則有祝丘古城、臨沂古城、北溝頭古城、鹽倉古城拱衛。
如此格局，頗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言「勾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臺，臺周七裡，以望東海」。據張志立和彭雲兩位考察，在九龍口山灣，可見一條外弧形城牆，長約1300米，與喇叭型山口組成一座扇狀布局的古城遺址，按山口兩側山體長度，城北面長約1000米，南面長約1200米，環城周長約3500米，合計大概有七裡許，這與《越絕書》所說的長度「臺周七裡」正好相符。越都在此，一共經歷了八王，歷時224年。
古城分內城和外城。內城，在九龍口最裡部，兩頭在南山350米和北山400米處，呈半月狀外弧形，連接南北兩山，形成小扇狀內部王城，當地人稱之為「北大城」，在兩側，如今仍有抵山的城牆可尋，曾出土了青銅環幣、青銅劍等越國文物。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連雲港九龍口古城作為越都琅琊的可能性較大，因其本來就是吳國舊地，但吳並未將政治重心轉移至此，吳軍北伐，走的是運河一線，吳與越，皆以水戰立國，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於，吳國從來不在沿海港口地建都，而越國都城，會稽也好，句章也罷，以至於琅琊，都設在沿海港口處，故越軍滅吳後北伐，有兩路可行，一條，走運河水路，還有一條，便是沿海海路，越除了以水戰立國，更以海權爭霸。
齊、吳、越三國，都有海洋性，吳雖以水師勝天下，但海戰卻被齊國打敗，可見吳在海洋性方面尚不及齊國，吳國在內河水系，水戰無敵，在沿海一帶，則難以發力，為什麼？因為吳國不重視也沒有打造港口城市，未能建立沿海根據地，所以一戰而敗，便難以持續。而齊國的轉附，即今煙臺芝罘，則是當時一大港口。而蘇北的琅琊，在吳國時還不是一個樞紐海運的港口，要等到句踐入主的時候，它才發展成為港口。
有人說，吳、齊海戰，是中國有史可考的首次海戰，時間上，略晚於古希臘與波斯帝國的薩拉米斯海戰。公元前480年，希臘城邦聯合小型艦隊，在薩拉米斯島與阿提卡之間的狹窄海峽中，戰勝了波斯帝國薛西斯一世的艦隊，保存了古希臘民主城邦的火種，波斯帝國從此衰落，成了第二次希波戰爭的轉折點。若用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吳、齊海戰也可以說差不多同時，但歷史性的影響卻相去甚遠，東方這次海戰，幾乎就被史官文化給忽略了，被當作「勝敗乃兵家常事」的一場戰爭，而西方那次海戰，則被史家濃墨重彩描述著，標誌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齊、吳、越三國，真正具有海權意識的是越國，越國建都，都在沿海港灣處，從會稽到琅琊，都是港口，這便是海洋性國家的標誌。本來北上爭霸，問鼎中原，要往中心地帶去，而越國卻寧願行走在邊緣，沿著海岸線擴張，從蘇北琅琊古城出發，繼續北伐，鋒芒指向山東半島，佔領膠南地區，在膠南港建立新琅琊，兵臨齊國門下。
《越絕書》裡句踐接見孔子
那時，孔子在魯國，他聽說句踐在「躬求賢聖」，便帶了隨從弟子七十人去投奔，並且「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一副「吾從周」的派頭。句踐聽說孔子要來，「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擺出一副「我是夷人我怕誰」的架勢。孔子到時，越王請問：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嘆道：我們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越絕書﹒外傳記地》如是說。
句踐這番話，一開口就拒絕了孔子「吾從周」那一套，並對孔子提出了「從夷」要求——「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又帶弟子辭回。
本來，儒家有功于越，《越絕書·外傳本事第一》一開篇就說：何謂越絕？越者，國也，絕者，絕也，越國面臨絕境，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如同後世的《盛世危言》，是一本講越國如何處理國家危機的書，針對越王勾踐時的越國至暗時刻。書中提到，當時，齊國要攻打魯國，孔子恥之，派子貢去遊說齊國以安魯。真是名師出高徒，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霸越，可見儒者參與了句踐霸業。
孔子本人，也一直關注吳越興衰。孔子來見勾踐時，聽說「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捨以道」，並歸還吳國侵略所得之地「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制止了「中國侵伐」，因而對句踐抱有好感。可一見面，句踐那一副躊躇滿志的夷越嘴臉，實在讓他難受，以至於他後來「作春秋而略吳越」，提都不想提了，他原本有過「浮於海」的念頭也從此取消。
假如孔子從了越夷，真的下海了，也難出越國海權範圍，不過《論語》可能從此不一樣了。
句踐死後，越國內亂不已，子弒父，兄弟相殘，卻維持了海上霸權據說有二百來年，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個奇蹟，但由於孔子「作春秋而略吳越」，使得越國的歷史地位，也被「吾從周」的後來儒者所忽略，這才有了「吳越賢士」來作《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前者是以吳國立場作的，後者採取越國立場，還將作者掛在了子貢名下。
孔子見句踐，理應由子貢來安排，而子貢應該就在那隨從的七十名學生中，也許他曾勸過孔子，說過這樣的話：夫子的道太大，這世界放不下，何不修改一下？這一勸，有可能使孔子產生了「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念頭，但顏淵卻說：要改的不是道，而是這世界。正是這句話，使得孔子依然走在中原大道上「從周」，而沒有「浮於海」從越夷。
此前，句踐所見儒者，唯有子貢，他看子貢，亦政亦商，有學有術，便以為是範蠡一路的，等到見了孔子一班周禮人物，便知全非，當即亮出越夷底色，讓孔子做從周禮還是從越夷的選擇。本來，像子貢那樣搞點修正主義，適應一下現實世界，搞個什麼亦周亦夷，或周體夷用之類的也未嘗不可，但孔子畢竟是孔子，從周不從夷，不拿道來做交易。
聖人與智者不同，聖人以道改造世界，而智者則以道適應世界。孔子是聖人，要將世界納入其道中，建立一個屬於他的道統世界；子貢為智者，思想隨世界潮流而動，以道順應之而趨利避害，子貢並不要求那個世界屬於他，但卻要為他所利用，大道不妨適可而止，正義也要能交易，為了救魯國，就可以用滅吳來交易。
這豈不太殘忍？魯一國也，吳亦一國也，何以救魯就得滅吳？子貢為救魯國，出使齊、吳、越、晉大國之間，外交上折衝樽俎之間，說服吳與齊戰，吳勝；再與晉戰，吳敗；越乘機北上襲擊吳國，殺夫差，滅吳。這就是歷史上津津樂道的「子貢一出，存魯亂齊滅吳」，可最終的贏家是勾踐。孔子率弟子們來訪勾踐，句踐這一回顯然不領情，當著孔子的面，終於吐出一口鬱悶之氣，讓子貢栽了面子。
勾踐可算是個最善於陰謀之術的人，陰謀之君，最忌陰謀論，但凡參與他的陰謀者，也必為他所忌，範蠡是先知，所以逃了，文種不信，所以死了，子貢千慮，而有此一失，所以勾踐羞辱，而且辱及孔子。
也許孔子由此便徹底斷了「浮於海」的念頭？有可能，因為，當時中國沿海及其海域，都屬于越國海權範圍，真要「浮於海」，就必須「從越夷」，跟著句踐走。
夷州是外越人的海域
越國地緣政治，以沿海為生命線，其發展戰略，重在經略從杭州灣到環渤海沿岸，該線重要港口多被越國掌握，長江流域入海口，句章和會稽，原本就在越人手裡。黃淮流域的琅琊港，也由吳國轉到越人之手上了，興起于越人之手，如果說琅琊為一，則五港連珠而越居其三；若說琅琊為二，分為連雲和膠南港，那麼就六港而越人得四，江南二處和黃淮二處了。
太史公說，越滅吳後，將淮上地還給楚人，歸還吳所侵宋地於宋，歸魯泗東方百裡，一改吳轍，不再四面出擊，而是向西退讓，往沿海一線進取，從淮海琅琊到膠南琅琊，就體現了越初沿海雙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在江淮和黃淮流域，形成了一個琅琊化的橢圓形的國家生存空間，那麼，越人為什麼不像吳人那樣沿著內河水系往內地去？
這跟越人的構成與分布有關，《越絕書》中提到越人有內越、外越之分，有人認為，他們是古越先民向內地遷徙和從沿海下海而形成的兩個分支，吳、越戰爭時，外越並未坐視，而是援越反吳，闔閭造武城，就是為防止外越。秦統一後，也遷內地民人到越地，「以備東海外越」，有人說，外越地望在甬東，即今天的舟山群島。擁有外越，勾踐不但能復國，能滅吳，還能沿海岸線北上爭霸。
對於中原各國來說，外越是一支神秘力量，所知不多，如吳王闔閭，也僅知一二。夫差能勝內越，卻難防外越，故越國滅吳國時，以內越示弱於吳，任憑吳國監管，使吳放心，而以外越出奇兵，於沿海一帶潛伏，伺機滅吳，範蠡於上海浦東圍海屯田，他所統帥的軍隊，就是外越之軍，出其不意，北上滅吳，滅吳後，句踐原本想將敗君夫差囚入甬東，讓外越看管。
由此可見，外越是他的肺腑吐納的秘境，甬東乃其心腹出入重鎮，故內越建都，都城所在，不離沿海，王權所立，立於港灣，此乃海洋性國家之地緣政治戰略。
外越，除以甬東為根據地，其勢力範圍皆為海域，統稱「夷州」。「夷」，指外越之人，「夷州」，即外越人所在地，非專指一處。最早提到「夷州」的，是三國時期吳人沈瑩寫的《臨海水土志》，原書已佚，部分內容通過《太平御覽》卷780《東夷傳》保留下來，書中提到，夷州為「眾夷所居」，所居之地，四面皆山，山頂上，有越王釣石，立為越國主權標誌，東距二千裡，其地，終年無霜雪，草木不死，夷分土地人民，各有所居，稱王而治，但都「髡頭穿耳」。
有人把「夷州」當作今臺灣，認為《臨海水土志》是最早記錄臺灣的文獻，而三國東吳臨海郡太守沈瑩即為始作者，最先引用該史料，稱「夷州」為臺灣者，是臺灣日治時期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其《臺灣文化志》中，斷言「夷州」即今天的臺灣。我們認為，沈瑩提到的「夷洲」，乃泛言夷越海外之地，包括了臺灣，但不專指臺灣。
總之，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處即「夷州」，它有兩個起點，北向以琅琊為起點，向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以及日本進展，南向以甬東為起點，沿海與甌越、閩越、駱越相連，外海則從舟山到琉球向臺灣往海南發展，抵達北部灣，這樣一個海洋文化的活動空間，便是「夷州」所及的地理範圍，外越貿易往來和自由遷徙的海之島鏈。
越國，集內越而成一國，國以會稽、琅琊為中心；夷州，乃外越之總稱，其域以臺灣、海南為中心。夷越文化的分布，由東北而西南，從膠州灣到北部灣，從琅琊到海南，從夷越到駱越，都是內越外越並舉，沿海外海並行，正如越國，內越以會稽為中心，外越則以舟山群島為大本營，駱越也是內越分布在北部灣沿岸各地，外越據海南島，最早的海南人便是駱越一支，為黎族祖先，這應該就是先秦時期夷州和越國的大致情形。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