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國時期的四川錢幣
文/孔路原
清末四川通用龍模鑄造銀幣，民國成立後廢除龍模，由四川軍政府自創模型，「一面中書四川銀幣四字，中心作海棠花一小朵，上邊加軍政府造四字，下邊加壹圓二字；另一面用十八小圈繞一大圈，圈內篆文漢字，以直線紋為底。上邊加中華民國某年字樣，其銀字的金旁系連書四畫。此項模型即為四川銀元定型，一直未變。」（見《四川軍閥史料》第二輯）
1912年，成都造幣廠開鑄四種銀幣，一元幣重七錢二分、五角幣重三錢六分、二角幣重一錢四分四釐、一角幣重七分二釐。當年共鑄二百九十餘萬元。其中各種角幣約一十一萬元。此後「一角、二角的銀幣完全停鑄，只鑄五角幣」。故一、二角銀幣當時在市面流通很少，現更其難覓。
1913年，川督胡景伊為鎮壓熊克武在川發動的二次討袁革命，軍需孔急而大肆鼓鑄漢字川版銀元，至1915年陳宦入川時止，共鑄一千三百餘萬元，其中僅有五萬餘元五角幣。1917年，羅佩金、戴戡主持川政時，又完全停鑄五角銀幣，只鑄一元者。
根據《國幣條例》規定，一元銀幣主幣其成色為銀九銅一，而銀輔幣為銀七銅三。為防止輔幣過多，有損幣信，同時又規定，輔幣之鑄造量應限制在主幣的百分之二十之內。1922年，劉存勳主川時，為求鑄造餘利，則反其道而行之，公然違反《國幣條例》，加大五角銀輔幣鑄造比例。「當年鼓鑄一元銀元約二百八十萬左右，而鼓鑄的五角銀幣達八十三萬餘元」，幾乎為主幣的三分之一。1924年，楊森任四川軍務督理，為擴軍籌餉，竟下令造幣廠停鑄一元銀幣，只鑄五角銀幣。
1925年，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三軍聯合逐走楊森，進入成都後，鄧錫侯接管造幣廠，即步楊森後塵，全鑄半元銀幣。由於鄧錫侯獨佔造幣廠，引起劉文輝不滿。劉遂收買造幣廠制模工匠，為其雕模，在其防區雅安開鑄銀幣。川中軍閥盡皆仿效，劉部在會理、鄧部在成都忠烈祠、城隍廟及遂寧防區、謝德勘在成都外南倒桑樹街、羅澤洲在順慶、鄧國璋在郫縣、黃逸民在灌縣、揚榮向在金堂、陳書農在合川、田部何瞻如在安縣、曾南夫在三橋南街紛紛開廠鑄幣。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川中軍閥鑄幣之所多達28處。其鑄皆五角幣，且成色低下，含銀竟有低至3-5成者。故四川民間為區別之，稱前成都造幣廠所鑄五角幣為「廠版」，稱各地軍閥設廠所鑄五角幣為「雜版」。
由於軍閥私鑄濫造，致使川中幣制大亂。因各地所鑄之銀幣成色不一，在流通中需對其含銀高低進行鑑別，大大造成了經濟活動中的嚴重困難。據《成都文史資料》記載，當時成都安樂寺（銀錢總市）上，川鑄大洋壹圓（漢字版），四筆橫寫的全字旁高於金字旁；雙須高於無須。五角幣廠版高於雜版；廠版又分尖花、圓花以及圓字開口、角字出足等名目。
低成色雜版五角幣泛濫成災，成都金融紊亂達於極點。成色較高之一元幣大多隱匿不出，而廠版五角作九折、雜版五角作八折行使。且各地之折率不一，波伏較大。1927年，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在其防區擅自規定雜版作五折使用。故大量雜版湧入尚將雜版以八折行使之成都，引起人心惶惶，市場一片混亂，從而激起了一場雜版風潮。商民驚恐，交易停止，店鋪關門，形成罷市。
1928年，雜版在市面僅以二折行使，完全跌致原材料價值之下。各地軍閥私鑄半元雜版已無利可圖。故又回收雜版提取白銀，改鑄一元大洋。歷時一年半之久的雜版風潮漸息。但川中軍閥大小造幣廠鑄造壹圓川板仍貫其始終。四川軍政府壹圓銀幣，因其鑄主眾多，鑄期較長，再加鑄造期間換模修版等緣故，現存於世者版別極其繁雜，當在百種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