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著名比丘尼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右)與佛教先鋒代表人物昭慧法師(左)
臺灣的佛教史走到二十世紀末葉時，尼僧在臺灣社會無論是推動教育、慈善、環保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這是因為尼僧的教育、素養的水平，均達到社會要求的標準。
有一次與臺北市善導寺故董事長妙然長老敘談，言及臺灣佛教的未來時，妙公說：「日後的臺灣佛教，將是尼眾的天下。」
妙公的看法，筆者認為可能性是很大的。放眼看今日的臺灣佛教界尼僧的人數，雖因無確實的調查，不敢遽下斷言，不過如果從每年受三壇大戒比丘、比丘尼人數的比例大約是一比四（依據淨心長老的說法），就可知道在人數上比丘尼四倍於比丘。
除人數之外，比丘尼教育素質不亞於比丘，其中大學、研究所畢業的，也不在少數，現在於各大學就讀或留學國外者亦有；其為教奉獻的悲願也不讓鬚眉，吃苦耐勞的精神更是一般比丘所不及。加上臺灣社會的多元化，男女平等的觀念，影響尼僧在臺灣的社會，可憑著一己的學歷、經歷以及對社會回饋的熱忱，取得社會人士的尊重。其中，如曉雲尼師創辦了屬於臺灣佛教界的第一所大學──華梵大學；證嚴尼師領導著聞名國際的慈濟功德會，其相關事業有慈濟醫院、慈濟大學等；還有悟因尼僧的香光尼僧團。此外，尼僧在一般非屬佛教界經營的大學任教者，有臺灣大學的恆清尼師，以及拙者也服務於中央、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如此尼僧在臺灣的社會，受到某種程度的認定，改變一般人對出家人的刻板印象。
然而如此的水平，固然是奠立在臺灣當前的教育普及上，但亦不得忽視其歷史背景。
明鄭以來閩南人陸續移民到臺灣，閩南佛教隨著移民也被傳入臺灣。臺灣的佛教雖說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在紀元1895年日本治臺為止，臺灣並沒出現過偉大的僧侶。或許這是因為與臺灣不需要有高僧的環境有關，但也是與當時的臺灣佛教界尚無傳戒的道場，僧侶必需至福建鼓山受戒，才能取得僧侶身份，加上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是相當衰頹有關。
紀元1895年之後，臺閩日的佛教產生了互動。紀元1917年以後，臺灣佛教有了獨自傳戒的能力，也象徵著臺灣佛教能獨立自主了。寺院的功能也從只是從事祭典追求現世利益而轉向教理的研究。
在如此的成長時空中，臺灣佛教與閩南佛教仍然維繫著相當良好的關係，除了論文（《從臺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臺灣的發展》）中提到的人物如太虛、會泉、慧雲、良達外，尚有圓瑛師等。另一方面與日本傳入臺灣的各宗派所謂八宗十四派的接觸交流，自是當然的趨勢。特別是與曹洞宗、臨濟宗的關係，比較其它宗派都來得密切，主要原因是臺灣佛教都以禪宗自居的緣故，如基隆的靈泉寺和新竹的法雲寺是曹洞宗的末寺，而臺北的凌雲禪寺和臺南開元寺則是臨濟宗的聯絡寺院，在當時堪稱是臺灣佛教的這四大道場，除了開元寺是明鄭時代就有的之外，其餘的三座寺院都是日本統治時代才出現的道場。這四大道場的子孫，都受了來自日本佛教的影響而留學於日本，但與閩南的關係也沒中斷，這從其子孫有留學於閩南佛學院的情況，即可證明。
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在如此的留學風潮中，尼眾也不落人後，不過她們留學的地方都是日本的名古屋關西尼學林，再由此轉入東京駒澤大學者。
由於教育程度的提升，獨立自主的能力也應隨之增長，尼僧在臺灣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間，上述如學師就是一個例子。除她之外，如出身大崗山龍湖庵、嘉義半天巖寺、高雄興隆寺故住持天乙師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尼師。其門下有位叫悟因尼師，目前她所住持的嘉義竹崎香光寺，是座擁有八十多名比丘尼的道場，又其在高雄的紫竹林精舍，常年所舉辦的成年佛學教育相當成功，頗有口碑，又如證嚴尼師的慈濟功德會及其所屬的事業；慈濟醫院、慈濟大學；還有曉雲尼師的華梵大學，都是尼僧在臺灣所做的教育文化救濟的具體事跡，如此尼眾在臺灣能擁有一片天地來發揮，其因素很多，但不能忽視日治時代以來一般民眾教育水平的提升；當時臺灣四大道場僧侶人材的培育，尤其是法雲寺派的尼眾子孫，加上臺灣社會能提供如此的環境；當然尼僧的自我努力，弘法護教的熱忱，具有洞察社會演變的智慧眼，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尼僧在臺灣所締造出的成果，值得介紹的當然還有，篇幅所限，只有留待來日再做探討。
臺灣佛教在傳自閩南的傳統佛教與日本現代化的佛教界中激蕩，其結果臺灣佛教界也逐漸現代化，特別是尼僧的出現，以及其人數的倍增，教育水平的提升，形成尼僧獨立自主的局面，這是臺灣佛教的特色之一。
（作者釋慧嚴。本文摘編自釋慧嚴的論文《從臺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臺灣的發展》，原文發表在《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