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8日，世界將迎來第104個「國際婦女節」。
在全球女性地位整體提高的今天，「男女平等」依舊是個久唱不衰的話題。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就認為：「實現性別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揮所有人的潛力，一國才能保持競爭力並實現長期繁榮。更重要的是，性別平等是一個關乎公正的價值觀問題。」
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孫芳安（Frances Adamson），是一位「性別平等」的倡導者。她自身的職業經歷證明，她也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經濟學學士、一等秘書、政治參贊、防長辦公室主任、外長辦公室主任、駐華大使。令很多初識她的人頗感吃驚的是，身為典型「職業女性」的她，竟還是4個孩子的母親。
在又一個婦女節來臨之際、在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20周年之際，《青年參考》記者獨家專訪了孫芳安大使，請她就澳大利亞20年來在兩性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績和依然面臨的挑戰，以及女性怎樣更好地「平衡事業和家庭」，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女總理、女州長、女外長、女大使……
「在過去20年裡，澳大利亞已『樹立』了不少『兩性平等的裡程碑』，如首位女總理的誕生、帶薪產假的實現等。」談起性別平等，孫芳安大使開門見山，「25年前，澳大利亞有了第一位女首席部長，之後又有了女州長、女總理、女總警監、女外長及女性反對黨領袖。迄今，澳大利亞已產生了6位女州長、6位女首席部長、4位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談起自己為之工作了30年的澳外交部，孫芳安不無自豪：「1974年,澳大利亞任命了首位女大使，到1985年我進入外交部時，已有數位女大使了。如今，我們主要的駐外使節中，30%是女性。」此外，她還表示，在澳大利亞軍隊裡，沒有一個地方是女性不能參與就職的。
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2011年12月發布的報告，澳大利亞如今的勞動力性別差異已越來越小，婦女就業比例達59%，這一數字在1961年是34%。無疑，社會觀念的變化、安全避孕，以及兒童看護條件的完善，使婦女能繼續工作。同時，兼職工作的增加也推動了婦女就業比例的提升。
在孫芳安看來，這些成就「本身就令人驚嘆，但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給普通女性尤其是正在成長的青年女性傳遞了一個信號：自己的性別不應、也不必成為人生路上的束縛」。
教育、經濟、參政：澳洲女性不輸男
2014年10月，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新一期《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明確展示出男女在經濟地位、教育機會、政治參與及衛生健康這4個範疇中的差距。在這份涵蓋了142個國家的報告中，澳大利亞排名第24。
那麼在教育、政治、經濟等具體領域，澳大利亞女性的地位如何？
有關教育，孫芳安對《青年參考》說：「澳大利亞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總體在上升。在20~24歲的人當中，89%的女性擁有高中以上文憑，而男性的這一比例只有84%；擁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別是40%和32%。因此，從求學和成功畢業的角度來說，澳大利亞的女性比男性做得更好。」
提起女性「參政議政」的話題，澳大利亞人似乎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我們在2010年選出了史上首位女總理（朱莉婭·吉拉德），女性在政界的地位已越來越高」；另一派，以澳性別歧視委員會伊莉莎白·布羅德裡克為代表，認為，「女性在澳政界還顯得微不足道。目前，外長朱莉·畢曉普和衛生部長蘇珊·雷，是聯邦內閣中僅有的女性。而在陸克文任總理時，聯邦內閣中有11名女性任重要職務」。
對此，孫芳安大使不偏不倚，只陳述客觀事實：「在我們稱為『大內閣』（outer ministry）的團體中，其實還有5名女性助理部長，她們在未來也可能成為部長。在考慮澳大利亞政體時，除了聯邦層面，還要考慮州的層面。在昆士蘭州，新近選舉獲勝的州長及其副手，就都是女性，這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孫芳安認為，女性政治領導人的數字可能不斷在變，但為有能力的女性提供的政治機會其實一直都在。
在經濟領域，商業顧問公司Grant Thornton的調查發現，澳洲27%的高級職位由女性擔當，領先於20%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時，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超過10%的高級職位由女性擔當，從2009年到2010年增加了600%。
此外，在澳大利亞，如果婚姻中的女性遭遇家暴，婦女保護組織會出面幹預，並要求法院保護婦女；丈夫對妻子的一個巴掌，可能會導致丈夫坐牢半年或被罰分居一至兩年。
性別平等靠什麼——立法、社會觀念的進步
在性別平等方面，澳大利亞之所以會取得如此佳績，孫芳安認為，和較早的立法密不可分，「澳大利亞是全球最早賦予婦女選舉權並允許女性擁有議會參選權的國家，這發生在1902年」。
「1973年，澳大利亞立法規定了同工同酬、靈活工作時間、帶薪產假等，這無疑是個裡程碑。同年，惠特蘭總理確立了『女性選舉問題顧問』一職。也在1973年，首個女性避難所建立，為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女性提供庇護。」
1984年，兩項重要立法進一步出臺——性別歧視法，公眾服務改革法案。「我本人從第二項立法中受益，於次年加入了外交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女性都因此法獲得了平等的工作機會。」大使說。
性別平等立法之所以會接連出臺，除了和女性自身的追求並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有關外，男性觀念的改變也至關重要。「給予女性同等機會，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其他社會成員來說，都有益處。一個社會只有充分利用所有合格人才的能力，才能更強大、繁榮。」孫芳安對《青年參考》說，觀念的進步讓「給予女性平等機會」獲得了政治意願上的支持。
三大挑戰：工作參與度、同工同酬、領導職位
雖已碩果纍纍，但孫芳安認為，在以下領域，澳大利亞依然面臨著性別平等方面的挑戰。
首先，在勞動力參與程度上，雖已有59%的女性出去工作，但與男性71%的比例相比還相去甚遠。
其次，男女同工同酬問題依然沒被徹底解決。孫芳安大使對記者說：「儘管立法中對此有所要求，但現實中，女性在同等職位上比男性獲得的薪酬要少平均17.5%，女畢業生的工資是同級別男畢業生工資的90%。只有讓女性獲得更好的經濟安全感，她們才會有更好的人生選擇。」
其三，女性在領導崗位上的數量還不是很多。「雖說已有了女總理、女外長……但就常態而言，女性在商業領域擔任CEO和董事會董事的數量，明顯少於男性。女性應有機會去擔當工作中的領導職位。」
兼顧「職業」的「女性」：平衡好事業和家庭
身兼「外交官」和「4個孩子的母親」二職，孫芳安無疑要很會「平衡家庭和事業」才行。一個女人在將學業、事業完成得不錯之後，往往要邁入結婚生子的人生階段，於是，兼顧家庭和工作似乎就成了她們「永恆的難題」。對此，孫芳安的「私家妙招」是什麼呢？
首先，「高質量、可信賴的託兒服務，對我來說無比重要」。
孫芳安分享了她的個人經歷：「我生了大女兒之後，在外交部獲得了一份半日制工作，我當時的外交資歷比較淺，所以薪水有限。在支付了女兒的保姆費和我上下班的交通費用後，薪水所剩無幾。但我認為，這使我能在休完18個月的產假後，繼續工作。我的工作技能不至於荒疏，我能繼續在工作中發揮自己所長，並在多年後擔任大使。這是一筆很小的投資，卻給我的人生帶來很大的收益。」
在澳大利亞，優質託兒服務的形式多種多樣，可以是專業託兒所（通常僱主會出部分費用）、也可以僱保姆，還可請朋友幫忙。靈活的半日工和臨時工也提供了一種選擇。在澳大利亞，70%的半日工和55%的臨時性工作，由女性承擔。
此外，孫芳安認為，「周到、人性化的母乳餵養環境」是年輕媽媽們重返職場的必要條件。「在工作中有方便哺乳的機會和場所，非常重要。在我們使館，就有為女性員工專門設立的哺乳時間和場所，這是對女性基本的尊重。」
「我個人而言，當時在海外工作的我，通常在自己的辦公室或專門的哺乳室給孩子哺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會把母乳擠好，再帶去給孩子。」「我認為，僱主、同事提供的支持性環境，很重要。如果你是個有價值的員工，他們需要認可，你有權利用相對靈活的方式留在崗位上，這對僱主也有好處，因為他不會損失在你身上已經進行的投資，不會浪費你可能給企業帶來效益的才幹。」
最後，孫芳安大使想對女性讀者說：「怎樣才算平衡了家庭和事業，是很個人化的理解。重要的是，女性要將自己的生活管理得有條有理，並儘可能獲得外部支持。對不同的人生階段保持靈活而現實的人生態度，及時自我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