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已23年!優良的制度建設始終是香港行穩致遠的關鍵

2020-12-18 中國網推薦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回歸已有23年,「一國兩制」制度實驗已屆中期,是一個理性評估、反思與調整的合理時間窗口。香港國安法當然是這一評估調整的重大法治措施,也是23年來「一國兩制」正反經驗衝突塑造的產物。

「一國兩制」具有制度上的實驗性、跨越性、創造性和動態平衡性等諸多特徵,是全新的制度事物,在具體立法與制度建設上的張力和要求高度凸顯,考驗中央政治智慧和香港自治能力。優良制度建設始終是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香港基本法是一個最佳的起點和基礎,而回歸以來中央和特區兩個層面的立法與制度建設則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完備化不可或缺的一個主導性進程。

「一國兩制」是中國解決港澳臺和平統一與促進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憲制創新,從最初的政策構想到落實為具體的法律制度,經歷了複雜的國際談判、政治博弈、立法審議與治理實踐。在法律層面,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第一個具體法律結晶,與中國憲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為1997年香港回歸提供了不同於港英殖民時代的「新憲制秩序」。回歸以來,在中央立法、釋法與決定以及香港本地的立法會民主立法與法院的判例法等多重機制下,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不斷充實完備,「一國兩制」的制度化進程不斷發展,不僅有效維護了香港的法治權威和繁榮穩定,而且有力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

香港特區法律體系具有「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性,其立法與制度建設也因此不同於其他的法域。

其一,香港的憲制地位來自於中國憲法與基本法的創造性建構,其作為單獨關稅區與單獨法域的高度自治地位受到「一國兩制」框架的獨特塑造,因此既不同於中國內地的普通行政區域,也不同於獨立政治實體的有關國際地位和法域地位,在自治程度是法定的、有限制的、受到中央立法具體塑造的。

其二,香港基本法是塑造香港本地法律體系的主要法律,但不是最高法律,而是對中國憲法及中央立法權威保持開放的一部框架性法律,人大立法、釋法、決定等均可對香港法律體系加以合法正當的規範擴充,基本法附件三是國家法律的一種增殖機制,以確保香港法治與法律發展符合「一國兩制」初衷及中國憲法的框架原理。

其三,在立法與制度建設上,中央具有「一國兩制」的基礎立法者和最終守護人的憲制角色,香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享有在高度自治權範圍內立法及發展判例法的合法權力,中央對香港所有的自治立法與判例發展具有憲制監督權。

其四,回歸以來的香港立法與制度建設存在偏重「兩制」、疏離「一國」的憲制偏差,在本地管治中對於回應民生與社會正義議題亦有所缺失,造成香港社會衝突與矛盾有所加劇,對「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面對回歸23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在立法與制度建設層面存在的某些變形走樣,以及香港通過反修例運動暴露出來的顏色革命與本土恐怖主義的嚴重憲制威脅,以及中美持續對抗背景下美國制裁幹預的挑戰與破壞,中央開始更加積極主動承擔起「一國兩制」的立法與制度建設的法治責任。

2019年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將「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構成要素之一,並具體規劃了「一國兩制」制度建設的體系與要點,這是「一國兩制」領域立法和制度建設的權威依據和指南。

2020年,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果斷做出制定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判斷並快速付諸法律行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既高度尊重「一國兩制」的自治承諾,又充分體現中央事權屬性與中央依法治港的權力配置,實現了國家安全領域的駐港機構與執法權力的具體建構,邁出了「一國兩制」制度建設的關鍵一步。

中央依據「一國兩制」憲制原理,結合基本法秩序安排,側重從「授權—監督」的全面監督權原理出發,對香港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均有相應的監督制度與機制建設的思考和安排,從而促進中央管治權與香港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保障「一國兩制」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憲制秩序整體。

在外部幹預尤其是美國非法制裁的壓力下,中央與香港需要在政治和法律上更加團結及更加具有聯合行動的制度共識與機制,在國家保護香港及反制外部非法幹預製裁的過程中,香港應當運用自身的立法權與國際影響力積極展開配合行動,履行作為「一國兩制」特區應當承擔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性責任。

「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與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案,也是新時代國家繼續現代化與國際化需要遵循的制度指南,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憲法、基本法與香港國安法的共同保障下,香港繁榮穩定、自由權利保護及國際發展前景將更加開闊,香港自治立法與制度建設將具有更明確的憲制歸屬感、使命感與方向感。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一場偉大的制度實驗,是超越冷戰秩序與冷戰世界觀的和平發展之道,值得中央、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共同珍惜和維護。我們相信香港社會與居民的愛國基因、法治理性和發展活力將在新時代實現一種積極的結構平衡與認同塑造,從而推動新香港面向國家的融入式發展及依託國家的更深刻的全球化。(責任編輯: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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