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牌坦克手到法國防長，皮埃爾·比洛特的職業生涯堪稱軍人楷模。和「有爭議的外交家」和「特立獨行的政客」相比，「二戰老兵」始終是他最難以磨滅的標籤。
電影《敦刻爾克》是今年暑期檔的話題之作，它在作為故事舞臺的法國卻遭到「差評」。法國《世界報》的一段文字頗具代表性：「在這部電影裡，12萬名同樣被撤離的法國軍人在哪裡？那4萬名犧牲了自己，英勇奮戰掩護了大部隊撤退的法軍士兵又在哪裡？」
法國人有資格和理由表達不滿。雖然法軍在1940年的戰爭中喪師失地，但前線官兵不乏英勇奮戰者，一些日後的「國民英雄」更是從那時起便戴上了光環，皮埃爾·比洛特（Pierre Billotte）的故事正是由此開啟。
以少勝多 一戰「封神」
二戰爆發時，比洛特是法國陸軍裝甲部隊的一名普通尉官。不過，他的姓氏在當時的法國知名度不低——其父加斯東·哈維·比洛特已是法國第1集團軍總司令。法德兩軍在比利時打響第一槍時，比洛特恰好在父親麾下服役。
老比洛特在當時的法軍高級將領中算得上思維活躍，戴高樂和小比洛特日後建功立業的裝甲部隊正是在他的力促下得以建立。然而，在1940年春夏之交，這位64歲的老將軍的表現是災難性的，大部分歷史著作認為，他要為法軍的潰敗承擔主要責任。
德軍勢如破竹地攻入法國後，稍微鎮定下來的盟軍統帥部突然發現了翻盤的一線希望：如果能在斯通尼地區奮力一擊，就可能掐斷德軍的補給線、將敵人趕回馬斯河。作為前線唯一可用的裝甲部隊，小比洛特所在的法軍第3裝甲師被寄予厚望，一場「主角光環」滿滿的表演隨即上演。
1940年5月14日天沒亮，比洛特所在的第41坦克營的20輛「夏爾」B1bis坦克就衝向了斯通尼村。很快，營長搭乘的坦克陷入敵軍炮火包圍，動彈不得。擔任連長的比洛特見狀果斷接手主攻，指揮戰車左衝右突，率先殺進村莊。來到一條主幹道入口，他習慣性地探頭瞭望，頓時吸了口涼氣——一長列德軍戰車正準備發動反擊，雙方相距只有幾十米！
這位時年34歲的上尉急中生智，一面命令坦克的75毫米主炮瞄準敵軍隊列尾端，一面操縱47毫米副炮對最前邊的德軍戰車開火。兩發炮彈都完成了它們的使命——隨著一頭一尾的兩輛坦克癱瘓在地，德軍的編隊頓時被卡在狹窄的街道中。
接下來的幾分鐘裡，比洛特的座駕仿佛一塊吸引炮彈的磁石。一路前進一路射擊，穿過村子來到街道另一頭時，他的「夏爾」B1bis總共被擊中了140餘次，車內成員奇蹟般地安然無恙。而在它身後，德軍丟下了13輛坦克和兩門反坦克炮的殘骸。
經此一役，皮埃爾·比洛特贏得了「斯通尼屠夫」的綽號，從此被載入裝甲兵教科書。
官運亨通卻心繫沙場
比洛特的「神級」發揮，在法軍兵敗如山倒的大勢下並無太大意義。1940年5月16日，德軍奪回了斯通尼，盟軍忙不迭地啟動「發電機計劃」，開始了敦刻爾克撤退。6月12日，比洛特的坦克在經歷連日激戰後徹底報銷，他頭部負傷，成為德軍的階下囚。而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因車禍罹難，成為法國陸軍在二戰中損失的級別最高的將領。
比洛特的好運並未耗盡。身陷波蘭北部的集中營期間，他唯一在意的事就是越獄，經過3次失敗終於如願以償。緊接著，他發現自己能去的地方只有與法國勢同水火的蘇聯。不出所料，蘇方如臨大敵地拘捕了這個不請自來的法國軍官。
比洛特的第二段鐵窗生涯同樣沒有持續太長時間。1941年6月，德軍再度將矛頭指向東方，莫斯科和英法兩國踏進了同一條戰壕。重獲自由的比洛特被分配到在蘇聯組建的「自由法國」分遣隊，進而成為「自由法國」駐莫斯科的代表。在異國輾轉多時後，他返回「自由法國」的根據地英國倫敦拜會戴高樂將軍，被後者視為左膀右臂。
戴高樂在回憶錄中提到了「他鄉遇故知」的一幕：「我國的一個分遣隊，15名軍官和200名士兵，在比洛特上尉率領下……乘坐從阿爾漢格爾斯克（蘇聯北方港口城市）來的運輸船，回到了我們的隊伍中。」
接下來的幾百個日夜比身陷敵營時更難熬。「自由法國」缺兵少將，不得不仰英美鼻息，羅斯福和邱吉爾對戴高樂也缺乏尊重。1942年11月，盟軍在維希法國統治下的北非發動「火炬行動」，法國人在登陸開始後才被告知。比洛特不得不在清晨6點喚醒戴高樂，並忍受後者一上午的大發雷霆，戴高樂甚至痛罵，「我希望維希分子把他們（英美）扔進海裡」。
雖然作為戴高樂的助手官運亨通，但和所有流亡法國軍人一樣，比洛特最渴望的是回歸戰場。這個願望直到1944年秋天才實現——他跟隨勒克萊爾將軍的法國第2裝甲師，扮演了解放巴黎的先鋒。在盟軍統帥艾森豪授意下，比洛特指揮的部隊一馬當先地衝進淪陷了上千個日夜的首都，就像4年前他第一個衝進斯通尼村一樣。
敵人的抵抗微不足道，欣喜若狂的市民們堵塞了進軍的道路。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的名作《巴黎燒了嗎？》在相關章節如此描述：
「他們（巴黎市民）一開始很緊張，可是當看到士兵們的徽章是帶有洛林十字架的法國地圖時，他們欣喜若狂，摟著灰頭土臉的士兵又抱又親。有些人跑進了附近的教堂。隆隆的鐘聲響了起來，沒過多久，巴黎聖母院的大鐘也敲響了。黃昏中，大鐘低沉的轟鳴迴蕩在整個城市上空。這個意義重大的晚上，黑夜如同黎明般降臨。」
巴黎解放後，比洛特奉命領導新組建的第10步兵師。對這支勁旅，戴高樂毫不吝惜溢美之詞：「這個師的士兵基本上是在首都街道上參加過戰鬥的巴黎人。看到他們以後，我又一次確信：只要有優秀的園丁，軍事上的青苗會很快花開滿園。」
從國防部長到小城市長
老話說，和平會給軍人帶來不幸。不過，二戰後的比洛特不願遵循這樣的套路，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了從戰爭英雄到政壇明星的晉身之路。1946年3月，他被任命為法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在紐約履職期間，比洛特和美英官員過從甚密，積極參與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秘密談判，是冷戰時期「西方聯盟」最早的倡導者之一。
比洛特以法國左翼陣營的「突擊手」著稱，但他對蘇東國家的態度稱不上多好。他屢次敦促美國「把蘇聯勢力擋在亞洲之外」，還支持美國發展核武器，確立對蘇聯的戰略優勢。為對抗蘇聯，這位昔日的抗德英雄甚至同意有條件地對西德加以重新武裝。
1951年，興許是出於對戰爭英雄的憧憬，或者是難以忍受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紛亂無比的政局，法國民眾在選舉戴高樂作為總統之後，又用選票將比洛特送進了法國國民議會。
令外界大跌眼鏡的是，作為軍人的他對戴高樂言聽計從，作為政客的他卻屢次讓「老領導」難堪。當選議員後的次年即1952年，比洛特就導演了一場「叛亂」：拒不服從法蘭西人民聯盟黨領導層的指令，在不信任投票中力挺時任總理安託萬·比內。更令人驚奇的是，比洛特的仕途絲毫沒有因此受到威脅，於1955年10月入主法國國防部。
另一個讓比洛特成為政壇「異類」的因素，是他對美法兩國發展「跨大西洋友誼」的熱衷。在奉行東西方平衡政策的愛麗舍宮，這樣的政見勢必令他與戴高樂迎頭相撞。
在20世紀60年代擔任法國總理的蓬皮杜曾向外界提起這樣一個細節：「比洛特熱心地安排戴高樂和艾森豪的會晤。將軍（戴高樂）回答，『會晤當然可以。好主意！我將在歐洲盟軍司令部隆重接待他』。事情就這樣沒了下文。」在對戴高樂的仰慕和對美國的友好之間，比洛特痛苦地徘徊，最後只能辭職了事。
並非所有人都知道，比洛特的最後一個公職身份，是巴黎郊區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克雷特伊的一把手。從二戰英雄、國防部長到小小市長，這樣高開低走的角色轉換聽上去有些尷尬，但比洛特樂在其中。此後，他曾在1966年短暫回歸權力核心，應蓬皮杜內閣之邀擔任海外省和海外領地國務部長，但在兩年後的「五月風暴」過後，比洛特又一次選擇掛冠而去，回到克雷特伊，在那裡一直幹到1977年才退休。
如今，皮埃爾·比洛特已去世整整1/4個世紀，但他的名字依然因為他在二戰中的傳奇和在戰後法國的地位而不時見諸報端。比起「有爭議的外交家」和「特立獨行的政客」，他的所有形象中，最珍貴、最耀眼、最無爭議的，無疑是那個在晨曦中孤身殺入敵營的二戰老兵。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風靡世界的網路遊戲《坦克世界》中專門設有「比洛特勳章」，無數和比洛特從未謀面的人，由此記住了他那場「守護了法蘭西榮譽」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