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跟孟子抱怨道：「我治理國家是盡心盡力，河內遇到饑荒，就把那裡的老百姓遷移到河東去，把糧食運到災區。當河東發生災荒的時候，我也一樣的救助。再看看鄰國的君主，沒有像我這樣盡心盡力的。可鄰國的百姓並不見減少，我的百姓不見增多，這是為什麼呢？」（《孟子·梁惠王上》）可見如何提高人口，是當時的君主亟待解決的問題。
只有在穩定的大一統時代，統治者才頭疼人多的問題，在各國混戰的時代，統治者關心的是如何提高人口。人口越多，相應的這個社會的生產能力也就越強，生產力強就意味著經濟能力強，經濟能力強才能組建龐大的軍隊，所以戰國時期的變法，第一步都是先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改革，改革成功後自然會伴隨著軍事的崛起。所以梁惠王問了孟子最為根本性的問題，如何提高人口。
孟子解決問題的法寶向來就是「仁政」和「王道」這兩樣，對待人口問題依然如此。在孟子看來，不施行仁政還想讓人口增加，簡直是妄想，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只有實行仁政，不耽誤農業生產的季節、密網不下到池塘裡、按一定的季節入山伐木，讓老百姓對生養死葬沒有什麼不滿，然後發展種植、畜牧、興辦教育，讓七十歲的人都能夠穿上絲織品、吃上肉食，百姓沒有挨餓受凍的，這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施行什麼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鄰國的人自然會投奔而來。如果不施行仁政，豬狗吃人所吃的食物，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道開倉賑濟。也就是把人禍說成是天災，那這和拿刀把人殺死後，說「殺死人的不是我，是兵器」有什麼不同？
這種「保民而王」的主張，實際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體現。在兩千年前，孟子竟然有如此「民本」思想，不得不讓後人佩服。孟子說的沒有錯，人都是趨利避害的，每個人都嚮往美好的生活，在人口可以自由遷徙的戰國時代，這樣的國家肯定對廣大的人民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說得好聽不等於好用。因為孟子的這套方法只能在大一統的環境下才有效，在強敵林立的戰國時代，誰會給你施行「仁政」和「王道」的機會呢？所以亂世用重典，沉痾下猛藥，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肯定是要選擇療效好見效快的方法，於是鼓勵生育成為了最簡單實用的方法。
早在春秋時期，戰敗後的越王勾踐就實施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國語·越語·勾踐滅吳篇》裡詳細記載了具體條例措施：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最終越王勾踐通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動用5萬的精兵悍將，最終滅亡了吳國，可見龐大的人口數量，對於國家的意義。在經歷過幾次大敗（石門之戰被秦國斬首6萬餘人，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兩次大敗更是盡失魏國主力魏武卒）的魏惠王，估計也是在痛定思痛之後，準備做越王勾踐第二，所以才向孟子請教如何提高人口。孟子的方法並非迂腐，只是見效太慢，畢竟戰國的環境不允許魏惠王有能像春秋時期一樣休養生息，春秋時期的戰爭還屬於稱霸戰爭，對方只要臣服於自己，沒人會像流氓一樣死纏爛打，雖然已經禮崩樂壞，但多少還有些君子風度。但是到了戰國時代，規則已經變了，稱霸戰爭已經變成了兼併戰爭，不是爭出勝負就可以，是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狀態，各國之所以尋求變法，就是要加速自己的強大，雖然可能有副作用，但當時管用就行，已經顧不上其他了。
於是見效快的法家思想在戰國時代大放異彩。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韓非子·五蠹》中竟然感嘆人口太多帶來了社會治安問題：「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從人口這個側面就能看出秦國必然會統一六國。從秦統一六國動用軍隊的數量就能看出來，法家已經把秦國的人變成了生殖的機器，這對國家是有「利」的，但是到了大一統的時代，法家這種赤裸裸的重「利」思想就太露骨了，而且過剩的人口會帶來系列的社會問題，關鍵什麼都講「利益」的法家思想也過於蠱惑人心，就像孟子所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每個人都講自己的利益，那誰來維護國家的利益呢？這句話點醒了後世的帝王，所以後世的帝王都給法家披上了一件儒家的外衣，讓自己的統治更加的好看，也就是後世的統治者為什麼都外儒內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