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明確，儒家思想為什麼能傳承下來，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春秋時期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懷揣著富國強民的大道，四處奔走、周遊列國，夢想通過說服統治者施仁政，達到天下大治。但當時各諸侯國國君，對孔子的學說根本不「感冒」。不僅如此，在孔子死後幾百年的時間內也沒有任何帝王採用他的建議。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孔子的儒家思想太過強調「民貴君輕」，強調仁政，並對統治者太過約束，這根本就是統治者無法容忍的。
那為什麼到了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又成了官方認可的唯一主流思想了呢？這是因為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也就是「君權神授」；還為漢武帝提供了一種家國、帝國的疆土統一和思想禁錮的最高國家價值構建，即大一統思想。這些都與漢武帝真實想法不謀而合，或者說董仲舒本來就是在漢武帝的授意下提出所謂的儒家思想，但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秦國以法家治國統一六國，而漢滅秦國，不可能再推崇法家。原版的儒家思想太過仁慈，不適用於馭民和帝王的霸道。
所以一種經過改編的全新儒家思想隆重登場了，這種儒家思想上得了臺面，又有實用價值。上得了臺面是因為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把儒家思想的「仁政」掛在嘴上，用於欺騙普通民眾，有實用價值是因為統治者真正施行的是法家集權專制馭民的那套。通俗點講就是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統治者的權威，即是所謂「表儒裡法」。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強硬推行下，這種全新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以後歷朝歷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譚嗣同曾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秦政之惡，在於法家，最毒商鞅馭民五術：「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 」壹民：統一思想；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疲民：為民尋事，疲於奔命，使民無暇顧及他事；辱民：一是無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檢舉揭發，終天生活於恐懼氛圍；貧民：除卻生存必須，剝奪餘糧餘財，人窮志短；五者若不靈殺之。所以說法家並不是沒有傳承下來，而是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重新包裝後，以儒家思想的面貌示人，荼毒中國兩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