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憲文老師（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開始了長達六周的大屠殺，遇難同胞三十萬人以上；震驚世界。
為報復日軍暴行，蔣介石和國民黨採取軍事「復仇」，收集證據對外揭露。特別是對外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不僅保存了大量大屠殺第一手資料和證據；還讓世界首次看到了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並產生了較大影響，為中國抗戰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高度的同情和支援。
本文將依據權威史料，講解抗戰期間後勝利後；國民政府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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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連紅（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
一．史料來源
張憲文，張連紅，王衛星編：《南京大屠殺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委會，南京圖書館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張憲文，張生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2冊《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張連紅：《蔣介石與戰後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新浪歷史2015年1月
文俊雄編：《國民黨戰時對外宣傳與南京大屠殺真相傳播研究》，《民國檔案》2008年第1期
文俊雄譯：《本.提裡特關於編印出版南京大屠殺致中國駐英國大使郭泰祺函兩件》，《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董顯光致蔣介石籤呈》時間注1938年5月6日，《民國檔案》2000年第4期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時間注1938年1月22日，3月5日，5月12，13日，7月19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日寇暴行實錄》，國民出版社1938年版
李祚明，文俊雄：《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出版前後》，陳吉安主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李復為在英美放映南京大屠殺紀錄片致董顯光等報告兩件》，《民國檔案》2002年第4期
【美】邵子平著：《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4期
【美】喬治.費奇：《旅華八十年》，美亞出版社1967年版
《3名外國友人日本之行報告》，《民國檔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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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痛苦！憤怒！蔣介石和國民黨開始復仇
1937年12月15日，即南京淪陷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開始報導屠殺事件。如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刊登其駐華記者發回的報導：「離開南京之際，我們最後見到的場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國人在臨江的城牆前井然有序地遭處決，那兒的屍體已有膝蓋高。」幾天後，《紐約時報》也發表報導稱南京「屠殺平民的現象極為普遍」。但總體上，這些報導比較零碎；未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
已知蔣介石最才獲悉南京大屠殺真相，是在1938年1月底。其日記1938年1月22日寫道：「倭寇在京之殘殺與姦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進退維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極矣。」
1938年3月5日，蔣又在日記寫道：「敵軍殘殺我南京附近之壯丁殆盡，痛極。」
5月12日，蔣介石看到日軍自行拍攝的大屠殺暴行照片後，深受震撼，深感痛苦與悲憤。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提要：雪恥。見我男女同胞受敵寇殘殺兇淫之照片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蔣寫道：「提要：雪恥。敵寇殘暴兇橫，實古今無例，若不消滅，何以維持人道!」
1938年7月19日又寫道：「見寇軍殘殺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憤乃至瞑眩。極憂東方民族之仇疊相報，不知何日能了也」。
這也激起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復仇的怒火。中蘇空軍和之後的中美聯合空軍對南京日軍開始持續轟炸；而南京周邊國軍敵後遊擊隊，新四軍和第三方武裝，也不斷襲擾日軍。同時組織對外宣傳部門和軍統積極收集證據，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
1938年初，蔣介石即命令戴笠恢復軍統南京站，由南京站副站長尚振聲（著名金陵毒酒案策劃者）秘密收集南京大屠殺證據。之後由於叛徒出賣，軍統南京站遭到嚴重破壞；尚振聲壯烈殉國。大屠殺證據收集工作，一度中斷；但軍統仍收集了大屠殺一手資料。這為抗戰勝利之後，南京大屠殺全面調查取證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英雄—董顯光（來自網絡）
三．抗戰大屠殺對外揭露最大功臣—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抗戰時，中國對外揭露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成果也是最豐碩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該部門主管與指導抗日宣傳的領導機構，由其國際宣傳處主導。
首先國際宣傳處設法獲取與翻拍傳播日軍自行拍攝的記錄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照片。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些參與的日軍官兵拍攝了很多相關照片，其中有許多日軍殘忍殺害中國戰俘和平民以及侮辱中國婦女的照片。其中部分日軍官兵還將照片送往上海或南京的照相館衝洗，或設法寄回日本贈送親友，甚至攜帶在身邊。這些照片中有相當一部分從各種渠道流入社會，被中外人士發展。
對此，就連岡村寧次也頗為頭痛。1938年夏擔任日軍華中派遣軍第11 軍司令的岡村寧次，在這年9月26日的陣中日記寫道：「更有甚者，屢屢有人將那些殘酷行為拍照寄回家鄉，實在是瘋狂之極，只能說是對神武精神的褻瀆。最近來前線的中村軍務局長說，最近國內郵局根據郵件法沒收的這類照片已達數百張之多。喜歡炫耀他人不知之事，也是國民根性之一，是好奇心的一種」。可見，日本軍方無法控制其官兵將大屠殺照片傳播，這也成為大屠殺證據收集最重要的渠道。
故國際宣傳處派遣秘密工作人員到上海等地，在1938年初「轉輾覓得」了日軍自行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等暴行的照片多套，並送往武漢。5月6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際宣傳處長董顯光，向蔣介石報告獲得的日軍南京大屠殺等暴行照片，「隨呈附上此種照片一套，此為日軍在戰區所攝，送至上海洗印，由職部轉輾覓得者。日人自攝暴行，測其用意，迨欲表示其威武歟？」
董顯光並報告準備將這些照片刊印在即將出版的英國記者田伯烈所著《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又譯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並計劃「孟卻斯德導報記者田伯烈，搜集戰地第三國人所記錄之日方暴行數十篇，約十餘萬言，刊印專書，將於本月中旬在倫敦，紐約同時出版，此項照片已儘量刊載此書中「。有了鐵證，國際宣傳部採取了六大對外宣傳措施。
第一：國際宣傳處將日軍官兵自拍的暴行照片作為大屠殺鐵證，發送到中外各報刊刊登，發揮了很大的宣傳作用。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大大打擊了日本政府的國際形象，日本外交也陷入更孤立險境。
第二：國際宣傳處於1938年3月間組織，派遣四位國際友人赴日本東京，秘密向日本民眾宣傳大屠殺真相。這四位勇敢的國際友人，有三名是在華基督教會任職的日籍基督徒，還有一位是在華的英國「調查委員會「工作人員萊斯特小姐。按國際宣傳處的策劃與安排，三名日籍基督徒分別攜帶由美，英等外籍僑民與記者所編寫的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新聞報導，文章，信件，日記等材料，以及日軍拍攝的暴行照片；萊斯特小姐則攜帶從美國傳教士費吳生借得的，由馬吉拍攝的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影片一套拷貝。
這四名國際友人從上海出發，到日本東京後，分別在各國駐日使領館人員與外國記者中，在日本的一些政黨，社團，工商，宗教等各界人士中，秘密散發上述的日，英文字宣傳品與照片，放映上述影片。同時，他們還收集到日本各方面的反應與動態情報。但由於日本政府的嚴密控制，四名國際友人在日本的工作困難重重，宣傳效果也不甚理想。不久，萊斯特被勸告停止放映影響。四名國際友人帶去的宣傳品與照片等均被日方沒收。
該行動在董顯光於1938年5月6日籤呈蔣介石：「職部國際宣傳處前因在敵國境內推進宣傳工作，曾派外人四人赴日，茲四人中已有三人返華，報告工作成績，尚有相當收穫。據報告稱，彼等赴日，將職部國際宣傳處囑其秘密攜帶之英日宣傳品分別遞送，流傳頗廣。此中，並有外人敘述日軍暴行之文件甚多，頗引起相當波動。三人之一，更攜有外人在南京所攝日軍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約東京各使領館人員及開明之日本士紳數次演映，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發現彼等宣傳之跡象。彼等復攜有第三國人及日人自己所攝戰區中暴行照片多套，秘密分贈東京各國使領館人員，各國駐日通訊記者，日本商界領袖，日本基督徒及日本政黨要員，機關公務員等作個別談話，告以日軍人對華作戰之不智，若破壞其自己之市場，若何毀滅其自己之戰鬥力量，他日必為蘇俄所乘，復告以中國民眾抗戰之情緒如何昂揚，抱如何抗戰到底之決心，全世界抑制日貨運動之普遍，表示國際間對於日本侵略戰之如何不滿。三外人返華後，報告日本內幕真相甚詳，茲撮其納要，敬祈鑑核。「可見行動雖未達目標，但在日本內部產生一定影響。向這些正義的外國友人致敬！
《南京暴行紀實》影像資料
第三：設法的美國和英國放映揭露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南京暴行紀實》。國際宣傳處紐約辦處事負責人李復，早在1938年2月就從田伯烈處獲悉馬吉拍攝了紀錄影片《南京暴行紀實》。不久，他獲得了居安.阿諾德於1938年2月上旬由上海帶往美國的一套馬吉影片的膠片拷貝，便設法在美國放映。
3月，他給美國「哈蒙基金會「的布雷迪小姐放映了這部紀錄片，打算通過」哈蒙基金會」在美國廣泛發行。而布雷迪小姐是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者，支持者，曾主動承擔中國戰時宣傳片在美國發行任務。不過布雷迪看後，認為該片「只能令觀眾感到恐怖和噁心，最可取的方法是將該片的放映與演講配合進行，讓演講者結合這種恐怖景象向美國人民說明結束這種恐怖所應該採取的措施」。這一建議，得到了李復的支持。
李復遂和布雷迪小姐決定充分利用美國其他的社會力量，布雷迪小姐給電影製作與發行人馬歇爾女士放映了該片；得到了馬歇爾女士的支持，並表示願意將該片內容加入到她正在製作的號召美國民眾抵制日貨，支持中國抗戰的影片中。李復還多次與馬歇爾女士晤談，並協助編輯這部影片。
遺憾的是，當時美國孤立主義盛行，該片在美國的放映遇到了很大阻力。
第四：1938年初，國際宣傳處通過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將一些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提交給英國貿易工會主席，英國援華會成員本.提裡特。提裡特讀了這些材料後，迅速將其編印成小冊子，題為「滾出中國—日軍在南京的恐怖暴行」，於1938年3月在英國倫敦出版發行，初期印數達1萬冊。提裡特還撰寫了導言，並親自寄贈給英國貿易工會俱樂部成員，相關新聞媒體，為大屠殺真相在英國的揭露，傳播起到了重要影響。
第五：1938年3月，國際宣傳處得悉田伯烈編寫完成英文著作《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準備回英國出版，即派人員拜訪。國際宣傳處一方面支持田伯烈在英國出版的計劃，還希望他能去美國出版此書。另一方面，向他商購該書中文譯本的版權與購買該書的英文原稿。田伯烈慨然應允，並將英文原稿的副本贈與國際宣傳處。國際宣傳處立即組織日夜趕譯；6月中旬，國際宣傳處特邀請軍委會政治第三廳長郭沫若為中譯本作序。田伯烈還在當年1月還與美國牧師喬治·費奇一起，剪輯了約翰·馬吉牧師在南京拍攝的大屠殺影像資料。這份影像資料，日後將成為大屠殺最重要的鐵證。
為了迅速出版此書，並擴大影響力。蔣介石下令軍委會軍需署專門撥款出版印刷，國際宣傳處委託軍委會機關報《掃蕩報》負責承印。鑑於戰時紙張緊缺，國際宣傳處還請該報社給予特別優待；得到了《掃蕩報》社大力支持。刊印結束後，國際宣傳處決定以「漢口國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譯者署名楊明。在1938年7月「七七」抗戰一周年前夕，幾乎在該書英文版在倫敦出版的同時，正式出版發行；第一批1萬冊。至同年9月20日止，該書共印6萬冊。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後，該書又有加印，總印數達10萬冊。
國際宣傳處將第一批6萬冊，以45000冊由戰地文化服務處分送前線將士；以1萬冊由正中書局代售；以5000冊由國際宣傳處分送黨政軍各機關長官，各民眾團體。還將《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翻譯成日文出版，書名「所謂戰爭」，書首刊有日本著名反戰作家青山和夫寫的序文，並附有日軍暴行照片多張，在香港，上海及海外各地發行1萬冊。
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英雄—徐淑希先生
第六：國際宣傳處香港辦事處，對外稱「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承擔著搜集日本侵華情報和國際動態的任務，同時進行國際宣傳。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組織著名專家徐淑希先後編寫三部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的英文著作，分別為：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中譯《日本人的戰爭行為》），A Digest of Japanes War Conduct(《日本人戰爭行為要論》)與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Limited(《南京安全區檔案》)。
這三部英文著作成為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最重要的論著。國際宣傳處將其迅速出版，向西方各國廣泛發行，在中國抗戰對外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在戰時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通過有限的渠道，向國際社會成功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引發了世界的震驚，形成了支援中國抗戰，抵制日貨的思潮。
《日寇暴行實錄》（來源於網絡）
四．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揭露與宣傳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以下簡稱軍委會政治部）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進行抗戰宣傳另一重要機構。其前身為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抗戰全面爆發後，政訓處所轄電影股曾攝製抗戰時事紀錄片《抗戰特輯》，在全國各戲院，影院公映；引起了全國很大反響。
1938年1月17日，國民政府根據抗戰發展與國共合作的新形勢，改組軍事委員會，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新設立的軍委會政治部於2月1日正式開始工作，2月6日正式成立，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賀衷寒，康澤，郭沫若分任第一，二，三廳長。
政治部進行了多種抗戰宣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世界揭露，宣傳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侵華暴行。
同年7月，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日寇暴行實錄》一書，收錄了100多幅日軍侵華暴行的圖片資料，並配文字。這是抗戰初期出版的內容豐富，影響最大的揭露日軍暴行的圖冊。
在《日寇暴行實錄》中，有10多幅反映了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照片，均配有文字說明。這些照片來源多方面，既有留駐南京的西方僑民拍攝，更多的是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官兵自拍。
《日寇暴行實錄》在國軍內外廣為發行，傳播，對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激動全民抗戰精神，發揮很大作用。該書也成為政治部宣傳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主要書籍。
最偉大的外國友人-喬治·費奇先生
五．喬治·費奇先生等外國友人義舉
在國民政府官方和民間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同時，外國友人也積極參與。最著名的就是喬治·費奇先生，中文名稱費吳生。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國牧師喬治·費奇登上了南京開往上海的日本軍列。他的駝毛大衣襯裡內藏著8卷影像膠片。這些膠片正是約翰·馬吉先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的日軍屠殺中國軍民罪證。約翰·馬吉，美國牧師；1912年被美國聖公會派往中國傳教。到達中國後，他在美國聖公會的南京道勝堂作傳教士。1937年12月，他拒絕美國駐南京領事館撤僑公告。毅然留在南京，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他設立難民傷兵醫院；並參與了南京安全區保護中國難民的義舉。而喬治·費奇則是安全區委員會的總幹事，1883年出生於中國蘇州的他，為自己取了中文名「費吳生」。
喬治·費奇一到上海後，立即趕到美國柯達駐上海公司。與當時正在上海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一起對影片進行了剪輯，並依據馬吉額外補充的解說詞文本，為影片的各個部分配上了英文標題。影片剪輯後由柯達公司製作了4份拷貝，一部送給了英國女傳教士穆裡爾·萊斯特小姐，一部給了德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羅森先生，一部輾轉送到了美國國會，最後一份則由費奇後來帶回了美國。
由於費奇離開南京的時間是1938年1月，而馬吉的拍攝持續到了1938年4月，這4份拷貝並不是馬吉拍攝的完整影片。但是，無論如何，馬吉膠片上的南京慘案真相，終於開始在世界各地艱難地傳播。不過提供給德國外交官羅森的影片，更是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幾乎無人知曉。
最偉大的外國友人-約翰·馬吉先生
在美國，1938年3月初，從南京輾轉抵達加州的費奇，在一次演講會上放映了馬吉的影片，還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採訪。4月，費奇又在華盛頓為美國國會下院外交委員會、戰時情報局、記者等放映了影片。此外，他還向相當多的教堂和政府機構說起過這部影片。後來，膠片中的畫面還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上，這是世界主流權威媒體首次進行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實報導。同一年的5月，馬吉暫時回到美國休假，帶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他也在教堂等地放映過這部影片。遺憾的是，並沒有引發美國社會的重視。
直到1946年東京審判期間，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62歲的馬吉先生出庭作證，陳述了他歷經的種種日軍暴行。他曾提及該影片，但不知為何，最終並沒有在庭審中播放。第二年，南京軍事法庭在審判南京大屠殺戰犯時，當庭播放了弗蘭克·庫柏編導的著名影片《中國的戰爭》，其中包含了很多馬吉拍攝的鏡頭；這也造成了《中國的戰爭》為南京大屠殺影像資料的誤解。
約翰·馬吉先生所拍攝的影像資料，雖然未在戰時引起多大關注。但卻是目前已發現並確認的唯一南京大屠殺影像資料，成為《南京大屠殺檔案》最重要的鐵證；《南京大屠殺檔案》於2015年10月9日，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遺憾的是，約翰·馬吉當年拍攝的膠片；由於是遠距離拍攝，未能拍到日軍近距離屠殺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