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南洋華人的商業奮鬥史及革命鬥爭史，永遠跳不過檳城、新加坡等主要商埠的華人群體，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當屬檳城「五大姓」。五大姓，事實上是以姓氏、籍貫為紐帶結成的團體，他們在南洋工商業開發、資助祖國革命事業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成績，然而，他們還有一項被嚴重忽視的貢獻，卻鮮少被提及和宣傳，那便是資助中國原鄉的各個舉動。只是，這些「衣錦還鄉」未能與後期陳嘉庚的祖國和家鄉事業產生相似的作用，而只能在原鄉的角落慢慢消逝。
閩南人對於感恩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他們在功成名就時，往往會將這份成功歸因於故土，或祖先庇佑，或神靈顯靈。只要時機成熟，他們還會將情感上的感恩以物質的方式回報故土，或捐資修建設施，或提攜窮苦同鄉，或辦學改變風氣，如此種種，都是真心、善意的回饋。只是時代變遷，有些已經成為過去無跡可尋，有些則靜靜躺在城市角落不再產生光芒，本文擬就檳城五大姓在其中國原鄉現存的點滴記錄，還原那個時代擁有強大資金的華人群體在原鄉貢獻力量的痕跡。
檳城楊公司@陳和彬
一、五大姓
從辜禮歡在英國人之前定居檳城開始，到檳城的口岸地位被新加坡取代，無數來自廈門灣的閩南人創造了檳城，也成就了自己，其中以來自漳州府海澄縣的三都人成就最高。在三都人中，有五大姓脫穎而出，幾乎壟斷了檳城早期的各項事業，他們分別為來自新垵村的邱姓，霞陽村的楊姓，石塘村的謝姓，鰲冠村的林姓，以及包含山仰社在內的閩南陳姓。
五大姓以檳城為跳板，周旋於南洋各國，亦或者將其模式通過原鄉複製到各大商埠中，如仰光、古晉、新加坡、吧東等地，從而在南洋各地同時產生相同的同鄉同姓群體勢力，為原鄉的資金籌措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楊公司四知堂&應元宮，@陳和彬
二、庵廟的重修
三都，即今海滄，因辛丑播遷的劇烈破壞，海滄地面文物到了復界時基本不存。返遷的百姓從康熙年間開始，便陸續恢復曾經存在過、保佑過鄉民的各個庵廟，而其資金的主要來源，便有移居海外各地的三都人。以青礁慈濟宮為例，康熙三十六年的重修資金主要來自吧國(今印尼雅加達)的華僑，光緒二十二年捐緣碑末尾來自仰崗(今緬甸仰光)的華僑多達近百人，中間名單來自叻坡(今新加坡)的也不在少數。與之相似的，不標註南洋地名來源，單純以「五大姓」的社和姓氏信息體現者，更是遍布海滄周邊各大庵廟，其資金總量之高，令人嘆為觀止。
如嘉慶十九年(1814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謝石塘捐銀四十大員(第十二位)」；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重修正順宮碑記》，「大使爺檳城公銀百二員(第一位)，大使爺臺東港公銀五十員」；道光元年(1821年)《重修龍華堂碑記》，「檳榔嶼二位福侯助銀四百大元(第一位)」；鹹豐四年(1854年) 《重修慈濟祖宮碑記》，「世德堂謝姓共捐銀四百員(第四位)，新安社邱姓捐銀二百員(第六位)，應元宮捐銀一百八十六員(第七位)，吾貫社捐銀一百五十大員(第十六位)」；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興雲塔寺碑記》，「邱家公司捐銀一百員(第六位)，楊家公司捐銀一百員(第十位)，謝家公司捐銀一百員(第十五位)，林家公司捐銀四十員(第十九位)」；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正順宮碑記》，「檳榔嶼龍山堂本族公項捐來英銀二千三百八十大元(第一位)」；光緒二年(1876年)《重修龍池巖》，「新安社邱氏捐英銀二百大員(第二位)，石塘社謝氏捐英銀二百大員(第三位)，楊樹德堂捐英銀一百大員(第五位)，楊四知堂(含上瑤楊氏)捐英銀六十大員(第九位)，林九龍堂(第十位)、陳潁川堂(第十一位)各捐英銀四十大員」；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新江邱龍山堂捐緣銀一千六百大員(第一位)，石塘謝寶樹堂捐緣銀一千二百大員(第二位)，霞陽楊四知堂捐緣銀八百大員(第四位)，陳家公司捐英三百大員(第十四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重修石室院碑記》，「檳城霞陽社楊植德堂公司捐英三千五□□□(第一位)」。
楊公司四知堂&應元宮，@陳和彬
從以上碑刻捐緣名錄看，檳城五大姓從其誕生之初到大有成就的百年時間裡，持續不斷地支持原鄉庵廟建設，其所反映的情況可以歸納如下：
(一)早在檳城五大姓成立公司之前的19世紀初，遠在檳城的五大姓們便已經以信仰為紐帶，結成了較為團結的組織。如新垵邱氏，從1818年的「大使爺檳城公」，到1854年的「新安社邱姓」，再到1873年的「邱家公司」，1874年的「檳榔嶼龍山堂本族公」，1896年的「新江邱龍山堂」，新垵人從純粹的原鄉信仰，到信仰與祖先崇拜結合，組織的完善或許就是他們能在異國他鄉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集中力量辦大事。石塘謝氏、霞陽楊氏在履歷上也基本與新垵邱氏一致，可見五大姓在檳城決然不是單打獨鬥，而是互相借鑑互相幫扶。
(二)正因為五大姓凝聚力的基礎是信仰和宗族，故而他們在支援原鄉建設時也優先選擇與之相關的庵廟和宗族事業。
(三)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大姓的捐緣數額不斷加大，由此可見其在檳城的實力增長之快。
(四)從實力上看，五大姓的邱、謝、楊財力最為雄厚，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們能夠在檳城組建三魁堂，繼而組織三都聯絡局、漳州會館，從而成為當時福建人的領導核心。
(五)五大姓的捐資範圍，並不僅限於各自所在的村社，而是遍布三都人有關的各個主要庵廟，這說明他們已經具備較寬廣的視野，不再拘泥於一鄉一族。但同時，他們也還未上升至更高的程度，以至於20世紀後，發展大不如前。
檳城楊公司@陳和彬
三、原鄉組織的構建
以檳城五大姓為基礎，三都人在檳城成立了跨社、跨姓的原鄉協作組織—三都聯絡局。而其緣起，來自兩方面的考慮：其一，三都原鄉在十九世紀末出現民不聊生、匪患頻發的困境，亟需組建民團自衛；其二，該時期的檳城五大姓迎來了發展的巔峰，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具備足夠的實力反哺原鄉。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在顏朝陽、邱煒菱、林則張、王春霖、周蕭傑、謝鵬搏、陳炳煌、周輝甫、邱振祥、楊可見、謝寅恭、林集賢、周棟、顏永遠等三都人的倡議下，三都聯絡局在海滄成立，同時也組成勸捐小組分赴海外籌措資金。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檳城三都人響應捐款號召後，即成立相關團體—三都聯絡分局，並立下條規，約定一切事宜皆需由邱、謝、楊三姓各執一角印章共同用印方為有效。分局的董事由五大姓中的邱、謝、楊、林等四姓及其他三都各社代表組成，分別為邱天保、溫文旦(赤石)、邱有用、林有汜(石囷)、林花鑽、楊忠萬、蔡水義(鐘山)、謝自友、楊允兩、謝應萊等十人。
三都聯絡局
在《檳城三都聯絡募捐善後序》所列的捐緣金芳名中，邱、謝、楊三姓公司分列前三，「新江社邱家捐緣銀一千員正，石塘社謝家捐緣銀八百員正，霞陽社楊家捐緣銀六百員正」，三家合計捐款佔比為40%，至於以個人身份捐款者更是不計其數。如此這般實力，也見證了三大姓在檳城的領導地位，也是從此時起，以五大姓為基礎的三都人，形成了管理核心，同時期三都人也達到了在檳城的實力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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