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青年們都在有意識地避免自己成為「大神」。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不避諱這些，以「大神」自稱或互稱，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們並不願意一直過這種風餐露宿的生活。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場。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李昀
編輯 | 王婧禕 校對 | 楊許麗
►本文約3974字，閱讀全文約需8分鍾
在深圳龍華區的三和人力市場附近，居住著一群被稱為「三和青年」的打工仔，因為其「幹一天休三天」的生活方式而成為網絡上的「傳奇」。
三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田豐和他的學生林凱玄在網絡上關注到關於三和青年的討論，後來，林凱玄兩度趕赴三和社區，以打工青年的身份，體驗和融入三和生活。三和青年們對外來者的不信任、每夜讓人痛癢難耐的臭蟲、還有直線下降的生活質量，都讓他感到研究的難度。
田野調查持續了半年，每天晚上，林凱玄把每日的觀察所得一字一字敲進手機，田豐則在遠程進行梳理、總結並給予建議。通過和三和青年們的接觸，他們發現，網上此前對三和青年這一群體存在誤讀，這些青年並不是完全的好逸惡勞，他們對城市生活也曾有自己的期待，但因為經歷了一些挫折，逐漸抵制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不過，也有人厭惡了這種生活狀態，最終離開三和，過上了平凡但正常的生活。
近日，田豐和林凱玄的書《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報告》出版，他們試圖解答這樣的問題：這些無法融入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未來的出路在哪裡？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田豐的對話：
田豐照片。受訪者供圖
「三和青年們的宗旨並不是好逸惡勞」
新京報：三和青年的真實生活和網絡所說是否一樣呢？
田豐：不完全一樣。網上說三和青年們天天在垃圾堆裡面找食物，實際上這種情況極為少見。網上還說，三和青年們會喝一種兩升兩元的廉價瓶裝水，但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一個三和青年只要不是完全沒錢，都輕易不會買這種水。他們和城市裡普通的年輕人一樣，也喜歡喝五六塊錢一瓶的飲料。網絡傳言三和青年們幾個月不換衣服，實際上很多三和青年都會不時去購買二手簡衫，五塊錢一件，在手裡有閒錢的時候，還會去周邊的專賣店購買服飾。
新京報：那麼網上為什麼會存在誤讀呢？
田豐：主要是人們對農民工的想像還停留在上一代的階段。翻垃圾、買便宜的水，這都是上一代農民工給我們留下的窮苦、忍耐、節省的印象。以前的打工者，他們即使手裡有點餘錢也不捨得花掉，甚至有人進城時還背著老家的兩袋大米。他們在城市裡過最苦的日子，是為了回到農村補貼家用。
但對於三和青年來說，他們幾乎不用承擔太多家庭的經濟壓力，來城市的目的就是為了留在城市裡。所以，他們會儘可能依照自己的財力享受城市的物質生活，也就不會想把錢省下來，而是過著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2018年，三和人力市場的招工大巴。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調研後你對三和青年這一群體有了什麼新的理解？
田豐：我們之前通常會認為，三和青年是一幫好吃懶做、混吃等死的人，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經過長期和他們相處，我們發現，三和青年們的宗旨並不是好逸惡勞。如果你到農村去看的話，你就知道一個村裡最懶的人通常是不會出來（打工）的。
三和青年願意出來打工，就意味著他們還在生活上有一定的追求。只是因為來到嚮往的城市後，他們遭遇了一些不公平待遇和來自城市的排斥，比如被中介騙取了身份證和工資、在工廠裡拿不到預期的報酬、在工作時自由受限等，在經歷了這些挫折之後，他們會有抵制工作的意識，於是進入了「幹一天休三天」的斷點式生活節奏裡，最終選擇了儘可能地少勞累、低成本、低要求的生活方式。
三和青年有意識地避免自己成為「大神」
新京報：介紹一下三和青年的「日結」工作方式吧？
田豐：做「日結」一般一份能賺150元塊錢，有些剛來三和的青年，還幻想可以白天、晚上做兩份日結，一天就賺300塊，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日結」工大多是體力活，比如在工地裡搬拾建材、在宴會上來來回回地端盤子，這些工作對人的體力消耗很大。所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和青年們「幹一天休三天」的節奏，整體收入不可能高。
這種工作方式的好處在於工期較短，結算方式靈活，時間安排上有彈性，對工作不滿意的話可以隨時拿錢走人。不好的地方在於，很多「日結」工作沒有勞動合同，安全保障性差，缺乏員工培訓。
新京報：三和青年中什麼樣的人會被稱為「大神」呢？
田豐：「大神」是三和青年的極端形態，一般指生活質量尤其低下的人，直接表現包括：可以一兩天不吃飯、睡大街、穿髒到發硬的衣服等等。任何三和青年在沒有錢的時候都可能進入「大神」狀態。
是否成為「大神」，取決於一個打工者的收入狀況。收入首先被一個人的勞動能力影響。其次，收入狀況可能被一些突發狀況左右。有些人身份證被偷了，那他沒有身份證的時候就會很慘，因為很多工作沒有身份證做不了，旅館沒有身份證住不進。最後，收入還取決於一個人的勞動意願，「大神」的勞動主動性一般特別低，可以為了不工作而忍飢挨餓。
2018年，清晨睡在三和人力市場走廊的青年。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普通三和青年對於「大神」的態度如何？
田豐：普通的三和青年都很同情這些進入「大神」狀態的人，明白「大神」們的苦衷，他們不願意做廠工的心態也是共通的。但是他們的力量很有限，幫助也僅限於給他買個盒飯、買包煙。
另一方面，三和青年們都在有意識地避免自己成為「大神」。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不避諱這些，以「大神」自稱或互稱，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們並不願意一直過這種風餐露宿的生活。他們知道，做「大神」就意味著陰雨天也要睡在街面上，非常難受。所以在錢即將花完的時候，他們就會比較積極地找工作，以免自己成為「大神」。
2020年8月7日，疫情期間三和人力市場附近的巡邏隊。受訪者供圖
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新京報：這些青年為什麼不回家，或者可以去向哪裡，這些問題得到答案了嗎？
田豐：對於三和青年來說，家鄉是一個不太願意被提起的事情。他們有時候甚至會避諱和同鄉接觸，因為覺得自己混得不好，沒有面子，不想讓家鄉的人知道自己在幹嗎。同樣的，他們對於自己的農村老家也沒有太多感情。
同時，他們也不認同父母作為老一代農民工的人生道路。在他們的眼裡，父母過的生活又苦又累，而且沒有社會地位，因此他們會刻意和父母代表的人生軌跡拉開距離，避免自己走上老路。
這些年城市變化很大，但是，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他們的處境並沒有這麼大的變化。流水線的工作依然枯燥，工地裡的工作依然充滿風險，這些農民工在面對城市飛速的變化時，心理落差就會越來越大，有了一種被排斥的感覺。
2018年，三和居住區的一家網吧。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所以他們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
田豐：他們處在夾層中間，一方面他們拒絕城市的、尤其是工廠流水線生產中的無聊和壓力，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可能回到農村，因為他們大多數人缺乏務農經驗，也不熟悉農村的生活環境，他們從學校出來後，就直接進廠了。
所以，他們只能用一種個性化的抗爭方式來解決，就是把勞動單位稱作「黑工廠」、「黑中介」，拒絕長期為這些單位貢獻自己的時間和體能，只在最低限度上完成維持在城市裡生存下去的工作量。但是這種反抗方式的力量是極為弱小的，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
2020年8月7日，三和人力市場附近的廉價旅館。受訪者供圖
政府提供職業培訓有望打破三和青年困局
新京報：當地政府有沒有出臺一些針對三和青年的舉措？
田豐：當地政府整改過好多次，但一方面，三和青年的流動性太強，警察前腳走了，他後腳就又在大街上睡下了；另一方面，管制人員執行得也不是很嚴格，畢竟這些人可能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被逼到絕路上可能會幹壞事。在我看來，允許這些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一個城市包容度的體現。
另外，政府對於城中村的改造也會在未來影響到三和青年們的居住條件。地產商進駐城中村以後，正在逐步擠壓之前低廉旅館的生存空間，沒有了低價住宿，三和青年們很難維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是因為城中村的改造成本極高，現在各方正在拉鋸過程中，目前三和青年們的生活還沒有太大的改變。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政府希望外來務工者融入工廠流水線，而不提供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途徑；而三和青年希望的正相反：他們渴望城市生活，卻不接受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你認為未來解決的途徑是什麼？
田豐：我們在三和做調研的時候，跟一個工廠老闆聊天，他告訴我們廠裡面「80後」工人還有一些，「90後」基本沒有，「00後」根本留不下來。這些三和青年的心態，其實某種程度上跟中國的產業升級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我們希望能超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模式，做更有技術含量的出口大國，我們要為這種新型的生產模式提供合格的職業群體。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在產業轉型上速度太快，而這些產業線上的基層生產者教育水平跟不上來，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脫節。所以我認為，在未來，政府機構提供有技術含量的職業培訓，是解決三和青年不喜歡舊有的流水線生產、同時又希望擁有好的工作和城市生活的途徑。
2018年，三和人力市場內部，不願意找工作的三和青年在睡覺。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有三和青年選擇離開嗎？他們去了哪裡？
田豐：我們接觸到的三和青年，待得最久的也就五年左右。他們這種「幹一天休三天」的狀態不可能維持很久，否則就變成一個真正的流浪漢了。有的人因為家庭原因，有的人因為忍受不了艱苦的生活狀態，都逐漸離開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比如在當地的縣城裡做了保安，娶了媳婦。
我們遇到過一個人，他有一天突然自己覺醒，離開了三和，在深圳找了一份正式工作，每個月掙四五千，成為了我們普遍熟悉的那種「深圳打工仔」。他經常回來看望以前一起生活的人，還會給他們買些水和食物。他跟我們說，回頭再看這些人，更多的是感到同情，但他已經跳出了這個圈子，成為了一個「帶有個人體驗的旁觀者」。
2018年，三和人力市場附近廉價旅館的床鋪。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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