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瓷之路」是自古以來連接東西方的海陸兩路交通要道。其中的「絲」指絲綢，「瓷」指瓷器；絲路指代陸路，瓷路指代海路。「絲瓷之路」基本涵蓋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古代「絲瓷之路」經歷了萌芽、開闢、鞏固、興盛、衰落等時期，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
絲綢之路存在已久
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連接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公元前4世紀至前1世紀，中國的絲綢已輸入南亞次大陸和歐洲的地中海世界。草原絲綢之路是由遊牧部族的遷徙、徵服和貿易活動產生的，從蒙古高原出發，沿阿爾泰山南北麓，穿越南西伯利亞，往西到達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地區，應該是最早開闢的橫貫歐亞大陸的東西交通路線。希羅多德《歷史》一書將從極北地區的居民到黑海以北的斯基泰諸族所處位置串聯起來，構成了「斯基泰貿易之路」。至遲公元前7世紀末，歐亞草原之路就已經存在。
中國古籍《穆天子傳》前四卷敘述了穆天子沿阿爾泰山往返的行程，在俄羅斯阿爾泰共和國巴澤雷克地區（Pazyryk）公元前5世紀至前4世紀的墓葬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來自中國的絲織品、漆器和銅鏡，為《穆天子傳》所記交通路線提供了實證。公元前334年的亞歷山大東徵，擴展了東西交通路線，建立了地中海世界和中亞腹地的直接聯繫。託勒密（約90—168）《地理志》記載的自幼發拉底河流域至Serica（絲國）的路線，與亞歷山大進軍的路線基本相符。
全面開通絲綢之路
匈奴的興盛和月氏的遷徙，促成了絲綢之路的最終形成。月氏人的遷徙連接了草原和綠洲絲綢之路。張騫肩負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的使命，於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西使。由於匈奴阻塞等因素的作用，張騫不能取道當時陸上東西交通常道。但張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包括烏孫（楚河、伊犁河流域）、奄蔡（裏海北岸）、安息（帕提亞朝波斯）、條枝（塞琉古朝敘利亞）、黎軒（託勒密朝埃及）和身毒（印度河流域）。張騫第一次踏入西域腹地，開拓了長期被匈奴阻塞的東西交通，開啟了漢與西域的交通聯繫，意義深遠。元狩四年（前119），張騫第二次西使，「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及諸旁國……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張騫西使有「鑿空」之功，為漢與西域諸國建立了互通使節的關係，開啟了西北國與漢朝官方的、雙向的交往，一般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正式全面開通。
可見，陸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各族人民為便於商貿交通而共同努力開拓的。以中亞、西域為樞紐，地中海世界自西向東逐步深入，遊牧民族南北東西縱橫馳騁，中原王朝自東向西探索前進，共同搭建了這條溝通東西的大動脈。
自魏及晉，西域朝貢漸稀，但絲路上商旅、僧人往來仍未斷絕。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和南方的東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對峙。隴右以西地區相繼出現了五涼（前涼、後涼、西涼、北涼、南涼）和前秦、後秦、西秦、高昌等地方政權。它們互相徵戰、彼此封鎖，使得由河西走廊進入絲綢之路的主幹道陷於癱瘓。這種割據動蕩局面推動了成形於秦以前的絲綢之路——河南道（即吐谷渾道，又稱青海道）的繁盛。隋代絲綢之路有自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至此，絲綢之路形成了涵蓋草原、綠洲（南道和北道）的三條完整路線。
唐代絲路空前繁榮
唐代傾全力開拓陸上絲綢之路，是「絲瓷之路」發展史上的重要時代，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貞觀四年，唐朝打敗頡利可汗，滅東突厥，為經略西域提供了新的機遇。貞觀十三年，唐平定高昌，在高昌和可汗浮圖城正式設立了州縣，並成立安西都護府，將中原地區的州縣制度推進至西域。州縣之下，還在伊、西、庭三州推行了與內地相同的鄉裡制度。貞觀末年，唐太宗經略西域達到頂峰，成為四夷尊奉的「天可汗」。「參天可汗道」的貫通，使草原絲綢之路更加繁榮。其後即位的唐高宗利用平阿史那賀魯叛亂之機，在西域各地設立羈縻府州，迎來了西域歷史發展的新時代。隨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和西亞的大食加入了爭奪西域的角逐，大食向中亞的擴張和其與吐蕃的聯兵，對唐代的西域形勢產生重大影響。但唐朝以安西都護管轄天山以南，以北庭都護控制天山以北，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也使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達到鼎盛。
唐代絲綢之路的空前繁榮，是漢代以來開拓發展絲綢之路的結果。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與中原王朝的聯繫日漸緊密，漢文化及漢族移民逐漸進入西域，促進了西域對漢文化和中原王朝的文化認同。如高昌「（魏）孝明帝正光中，（麴）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其長期漢化的結果顯著，「都城周回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同樣，于闐也對中原王朝心嚮往之。《通典·邊防八·西戎四》記載，于闐「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新唐書·西域傳》也記載：「（于闐）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這是漢武帝以來經略西域作用顯著的例證。這些「詔書、符節」，不但是中原王朝與于闐聯繫的真實記錄，而且體現了于闐對中原王朝的文化認同。這表明，漢以來中原王朝長期的西域經營，奠定西域的中原認同。這是唐順利在西域建立州縣、貫徹中央決策、實施各種制度的基礎。
唐太宗自述其治國理念，其中之一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種華夷一家的思想成為唐在西域開拓進取的理論基礎。正因為唐太宗視華夷如一，才能在距長安萬裡之遙、蕃族人口眾多的沙磧之地，建立唐朝州縣、實行唐朝制度。以德撫之，可以變夷為夏，這是唐代經略西域的理論基礎。也正因為唐代具有這種不限華夷的開放思想，唐治理下的西域才空前繁榮，真正成為唐之土宇、國之藩屏，達到了唐代傾全國之力艱苦卓絕經略西域的目的，唐代的絲綢之路也因之達到鼎盛。唐太宗華夷一家的思想，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交融、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發展更為密切的結果。漢以來絲綢之路的開闢發展，奠定了唐代絲綢之路興盛的基礎。唐代發揚光大漢以來西域經略成果，並以開放的胸襟、更加積極進取的力度和氣魄，使之達到頂峰，開拓了絲綢之路的新局面。這是唐代在「絲瓷之路」承上啟下地位中「承上」的一面。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
唐代在「絲瓷之路」中「啟下」的地位，體現在促進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作用上。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共同構成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貿易通道。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經三國至唐朝時期的發展，在宋元時代進入空前繁榮時期。安史之亂後，由於吐蕃佔據河隴地區，唐與西域聯繫逐漸斷絕，陸上絲綢之路衰落，至宋代依然萎靡不振。陸上絲綢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東移和經濟中心南移。
「秦中自古帝王都。」漢唐定都長安，政治中心在關隴地區。正如陳寅恪指出的：「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強延及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面採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藉保關隴之安全為國策也。」「關中本位政策」使唐重心在西北，保有西域，是唐之國策。對唐而言，西域是防護國家安全重中之重，為腹心、根本，因而唐勢必將西域納入版圖，開拓進取，將疆域推向更西，以確保唐的長治久安。漢雖沒有「關中本位政策」，但漢政治中心也在西北的關隴地區。為確保政治中心地區的安全，漢唐兩朝在軍事上、經濟上都積極開拓絲綢之路，保證絲路貿易暢通。
五代、宋以後，國家政治中心東移至開封、杭州、南京、北京，西北地區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地位下降，從腹心之地變為周邊地區。由於多民族政權的建立，北宋以來，西北地區的開發並未構成國家戰略重點。因此，政治中心的改變，直接導致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
中國古代經濟中心的南移，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唐中期以前，中國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高於南方，國家經濟重心在北方。南朝以來，南方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經過隋代和唐代前期百餘年的發展，江南經濟繁榮，超過北方，導致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經濟發展與海外貿易互為因果，唐以後海路交通的便捷、海外貿易的繁盛、新航道的開闢和航海技術的提高，都促使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而經濟重心南移為海外貿易提供了大量商品和市場，發展海外貿易成為國家經濟要務。因此，隨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東移和經濟重心南移，海路成為溝通中西的主要交流通道，中西交通進入了揚帆遠航的新時代。
隋唐時期，中國古代的瓷器生產和貿易也進入繁榮發展期，已形成的海上絲綢之路更推進了陶瓷貿易的興盛，海上絲綢之路真正成為一條瓷器之路。這條瓷器之路從隋唐以前陸上絲綢之路的補充形式，演變為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其光芒蓋過了陸上絲綢之路。至此，「絲瓷之路」才發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