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廣州市區北面風景秀麗的越秀山西側，有一座海拔不足50米的小石山，名日象崗山。1983年8月，廣東省政府有關單位在崗頂推土興建宿舍樓，意外地發現了一座西漢早期的大型墓葬。經過發掘，確認它是西漢初期割據嶺南地區的南越國第二代王、趙佗之孫趙眛的陵墓。
第一代南越王趙佗，本是真定人，生活於秦漢之交。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嶺南地區建立了南海、象郡、桂林三個郡，並遷徙大批中原漢人與當地越人雜居。趙佗就是當時南海郡屬下的龍川縣縣令。秦末農民起義，群雄割據。此時南海郡尉病死，趙佗遂行南海尉事。他號令各縣，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漢高祖立趙佗為南越王。至文景時期，趙佗名為漢朝廷的「藩臣」，實則僭號南越武帝。漢武帝建元四年，趙佗死，其孫趙昧繼立為第二代南越王，僭號南越文帝。南越王國從趙佗建立到漢武帝元鼎六年滅亡，共傳五世九十三年。
別具一格的石構地宮
南越王國的都城設在番禺。這一帶是珠江三角洲衝積平原，堅固的石山不多；已經發掘的秦漢墓，都是先在山丘上挖掘垂直的土坑，然後在坑底構築木槨。只有這座南越王墓別具一格。它是仿效漢文帝「依山為陵」的造法，鑿開石山，用巨石砌築而成的地宮。這是嶺南地區第一次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石室墓。陵墓所在的象崗山，是嚴重風化的花崗巖石山，石質鬆散，不能掏挖出深廣的洞室。因此，墓坑採用豎穴加掏洞的形式；在山頂以下劈開石山深20米，鑿出一個平面如「凸」字形的豎坑，再在前端兩側掏挖出兩個橫洞以建造耳室。
墓室南北長10.85米，東西最寬處12.5米。墓坑南邊有一條斜坡式的墓道。墓內分為前、後兩部分，共七個墓室。各室砌石牆間隔，有門道互通。墓室頂部用一條條的大石板覆蓋。在牆頭上還加墊一層挑出牆外的石板，以擴大承受壓力的面積。墓內前後兩部分各有石門隔閉。每道門都有兩扇石板大門，門上嵌有大型的鎏金銅鋪首銜環。門樞、門楣、門額、門扇等都是用整塊石頭鑿出的仿木結構。菜室的後部正中是主室，安置著幕主人的棺槨。
東西兩邊是側室，有殉葬的庖廚奴僕和豬、牛、雞等祭祀品，並埋著從死的妃妾。嘉室前部正中是前室，頂部和四壁都繪著朵、黑兩色的捲雲紋圖案，象徵著富麗堂皇的宴樂廳。東耳室放置宴樂用具，西耳室是堆放金、銀、銅、鐵、絲、木、漆器的庫房。整個墓室的結構布局和隨葬器物的設置，儼然一座供墓主人延續其生前一切享樂生活的地下玄宮。在當時經濟、文化遠比中原落後的嶺南地區，要建造這樣一座大型的石室墓，其工程之浩大和艱巨是驚人的。
金璽·玉印·銅鐃
墓主身上隨葬八枚印章，其中最大的一枚是龍鈕「文帝行璽」金印。這是目前漢代考古中發掘出土的唯一的一枚帝印。璽印用黃金鑄成，方形，長、寬各3.1釐米，通高1.8釐米，重148.5克。印鈕是一條姿態矯健的遊龍。印文是鑿刻的小篆體「文帝行璽」四個字。印上有田字格邊欄，布局平正，渾厚莊嚴，是典型的秦漢間印式。古代印章是說明歷史人物的姓名、身份等的實物資料，在考古和歷史研究中有重大意義。用黃金鑄的印，只有皇帝、諸侯王或高級官僚才能使用。
解放後三十多年來只發現過四顆漢代金印這次發現的「文帝行璽」金印，是自前國內已知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史記》與《漢書·南越傳》載，南越國第一代王趙佗死後，由其孫趙胡繼位。胡死，其子嬰齊即位。嬰齊即位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趙佗的「武帝」璽和趙胡的「文帝」璽收藏起來，以示臣服漢廷。然而在這次發掘中，除了發現墓主身上有「文帝行璽」金印外，還有一枚覆鬥鈕「趙昧」玉印同出，無疑這是墓主的名章。
另早外，在西耳室還發現兩枚「眛」字封泥；在東考元耳室發現八件一套銅饒，每件都刻有「文帝九地年樂府工造」的銘文。這些印璽及銘文足以證明，南越第二代王「文帝」是趙昧而不是「趙胡」。《史記》、《漢書》誤。「昧」為「胡」，這或者是當時所據材料有誤，或者是後人傳抄致訛。一方金印和一枚玉印的出上，糾正了史籍中延續兩千多年的一個舛誤，這充分說明了出土文物的歷史價值。
冶銅鑄鐵和海外貿易
秦、漢以前的嶺南，一向被視為蠻荒之地，當時沒有留下什麼文獻記載。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中才有專載南越國史的《南越傳》。不過，司馬遷和班固畢竟居於遠隔嶺南千裡之外的中原，對嶺南的政治變遷也只能記其大略，至於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等就更少涉及了。這次南越王墓的發掘，為我們了解、研究這些方面的歷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漢代嶺南生產發展水平如何？據史料記載，漢以前，嶺南一直從中原輸入鐵器。漢初，呂后曾下令對南越禁運鐵器和耕畜，迫使南越王趙佗三次遣使到長安向漢廷求情，但都得不到呂后的諒解。
趙佗於是發兵攻打長沙國，以武力來抗衡。由此可見鐵器對於當時嶺南地區的開發有多麼重要的作用。那麼，嶺南的冶鑄業始於何時？南越國有無自己的冶鑄業？因史無明載，一向無法肯定。解放後，在廣州近郊發現了幾百座南越王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鐵器。這批鐵器以兵器為主，工具甚少，而且沒有明顯的特點，不能判明其中有否南越國自鑄的器物。這次在。南越王墓的後藏室，出土了一個釜形的大鐵鼎，通高48.5釐米，腹徑47.5釐米，重26.2公斤。它的造型與南越式陶鼎一致，可以認定是當地所鑄的。同時還發現了一大一小兩個烤肉的炭爐，爐腔中還保留著鑄模的內範泥，表明這兩件鑄工精緻的大型青銅炊器，確為南越國所造；鑄成之後還沒來得及清除範泥就拿去隨葬了。
這是第一次發現南越國擁有自己的冶鐵鑄銅業的實物證據。廣州，是中國與南海諸國建立貿易關係最早的一個口岸。但這種海上交通貿易始於何時？：考查文獻，最早的記載是漢武帝元鼎六年。那年漢朝廷滅南越國後，分南越地為九郡，並派黃門澤長率船隊到南亞諸國通商貿易。有人據此認為，這應是廣州海上通商貿易之始。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因為武帝派如此龐大的貿易船隊出海，當時必須掌握一定的航海、天文、地理知識；而這些知識，只有經過一段較長的海上航行實踐之後才能取得。
所以，廣州海路交通的肇始，應當更早。此次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些與海路交通有關的器物，為後一推斷提供了實物依據。這些器物中比較重要的有：在西耳室發現五支長約1.3米的原支大象牙；在墓主及殉葬妃妾身上佩戴的珍貴飾物中，發現了十多件鎏金銅牌飾，每個牌飾上都嵌有長約9.5釐米、寬4.5釐米、厚0.3釐米、呈淺藍色透明的板塊玻璃，這是目前所知我國發現最早的一批平板玻璃。在墓主棺槨足部還有一個椎花銀盒，它與古波斯器皿的造型紋飾，風格相同。以上各物在當時可能都是來自海外的異寶，今天則成為我們研究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材料。
荊楚遺物
南越王墓的西側室內埋有七個殉葬人。其中有一殉人隨葬一面六山紋鏡。這面銅鏡，鑄工精巧，三弦小鈕，雙重圓鈕座；羽狀紋地，等分六個「山」字形的主。紋；在「山」字之間還襯託十二個花瓣紋，分成內、外兩周錯列於「山」字之間。這種銅鏡完全是戰國的楚鏡風格。戰國時，銅鏡的鑄造作為一種新興的工藝廣泛流行，鑄工精緻，紋飾繁褥而富於變化。其中以楚國江淮流域的鑄鏡最有特色。「四山紋鏡」、「夔龍紋鏡」等都是常見的楚鏡。
但「六山紋鏡」則比較罕見。過去，六山紋鏡只有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一面，見於著錄的也只有梁上椿《巖窟藏鏡》第一集圖版94的一面。這種銅鏡罕見的原因，恐怕和「六山紋」要求更細緻、更複雜的工藝有關。解放後江淮地區考古發掘中還從未見過「六山紋鏡」出土。饒有趣味的是，這種在古代楚國地區也未發現的「六山鏡」，卻在五嶺以南的廣州出土了，而且這鏡子的主人，僅是慕主的一個侍從。
這說明什麼呢？根據史書記載，戰國時，嶺南臣服於楚。相傳嶺南最早的城市，就叫做「楚庭」。這段記載是否可靠，本文暫不稽考。但六山紋鏡的出土，至少可以證明，嶺南地區與楚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戰國時雄踞江南的熊姓大國雖被秦軍所滅，而那泱泱荊楚遺風卻並未泯滅。直到西漢初年，在舊日的楚境周圍地區，不是仍然散射著楚文化的餘光嗎！
這面「六山紋鏡」，恰可看作是楚越兩地文化交往的物證。象崗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琳瑯滿目，種類繁多。每一件，每一套，都代表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反映當時當地的族俗、民風、政制和思想意識乃至宗教觀念。筆者相信，隨著今後對這批出土文物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一定可以為西漢時期嶺南的歷史補上內容充實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