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德國記者 江建國 5月10日，在紀念二戰結束60周年之際，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在柏林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5月12日，這個紀念碑在經過17年的辯論、設計和建設以後，拆除了建築工地上的鐵柵欄，正式向公眾開放。紀念碑位於柏林市中心地帶，距柏林的標誌性建築布蘭登堡門僅一箭之遙。
在這塊面積將近2萬平方米的地方，紀念碑設計師、美國的彼得·艾森曼安放了2711塊深灰色的中空水泥塊。每塊寬0.95米，長2.38米。高低不等，最高的超過4米，最低的與地面持平。各個水泥塊間距96釐米。從稍高的地方望去，這個紀念碑形同一片由棺槨組成的波浪。徜徉在水泥塊之間，踏在同樣是波浪般起伏的地面上，無論是向天空望去，還是環顧前後左右，人們感受到的是某種難以言說的被冰冷的灰色擠壓的逼仄。它沒有通常紀念性建築的入口，到處都是入口；也沒有通常的出口，到處都是出口。它也沒有任何銘文、任何圖形標誌，沒有一個吸引目光的中心。艾森曼在解釋其設計思想時曾說，無論是水泥塊的數字，抑或其形狀，都不具有象徵意義。他要以這個設計傳達的是一種被撕裂的感覺，如同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無數兒童從他們的父母身邊被強行帶走一樣。
如果說在地面上人們感覺的還是壓抑，那麼，下到其地下佔地800平方米的「信息處」，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沉重感就更加強烈。迎著入口，是代表著被納粹德國在歐洲屠殺的450萬至600萬猶太人的6個有名有姓的猶太人的肖像。側面的牆上以照片和簡練的文字說明著從1933年到1945年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逐漸升級的罪惡步驟。第一展廳沒有任何展品，幾乎是空的，而其四周的牆上以醒目的數字和國別文字，告訴觀眾歐洲有多少猶太人被殺害。最多的是波蘭，290萬到310萬；最少是丹麥，116人。在這個展廳的地面上銘刻著15個猶太人當年親筆寫下的文字，讀來令人慾哭無淚。12歲的猶太姑娘尤迪絲1942年7月31日給其父親的告別信說：「在死亡面前我與你訣別。我們很想活，卻不讓我們活，我們要死了。」在「家庭史」展廳，選取了15個歐洲各地的猶太家庭的經歷。在接下來的「姓名廳」，也沒有任何展品，而是由擴音器朗讀被殺害的猶太人的姓名和簡歷。據介紹，把這些資料用德、英兩種語言完全讀一遍，需要6年7個月零27天。第四展廳四周的牆上，用當年的照片和電影資料介紹遍布在歐洲的210個集中營、慘案發生地、猶太隔離區的悲慘情景。如果在每個地點的介紹前看10分鐘，全看一遍需要30多個小時。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是1988年8月，由女記者列婭·洛施和歷史學家埃伯哈德·耶克爾首先倡議修建的。從倡議的提出直到今年揭幕的17年間，充滿了數不清的爭論和討論。從要不要修建、能不能修建這樣的原則性問題，直到選址和設計方案，無論是德國政府、柏林市政府，還是猶太人組織、各政黨，以及知識界提出了無數的意見，出現了多次曲折，甚至幾度瀕臨最後放棄的邊緣。顯然，由於紀念碑是一種藝術表達方式，想找到一種都能認同的形式來紀念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回憶這種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行，其困難的程度超出人們的想像。何況這裡還有原則性的交鋒。例如一些雖不佔多數，但卻具有不容忽視的社會影響的知識界人士，從根本上反對把德國的恥辱永久地展覽在其首都的中心地帶。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就是一個代表人物。而更多的人則提出了許多必須認真對待的異議。例如，有人提出應該紀念所有死在納粹屠刀下的犧牲者，而不僅僅是猶太人。德國的吉卜賽人組織負責人曾提出，這座紀念碑紀念的對象應該包括吉卜賽人。也有人提出，如果從數字上衡量，納粹罪行的最大受害群體應該是波蘭和蘇聯的平民以及戰俘，為什麼不為他們修建紀念碑？甚至連猶太人組織也提出，猶太人不需要紀念碑。
至於紀念碑的形式，不同意見就更多了。1994年，德國政府、柏林市政府公開招標徵集設計方案，到10月招標期截止時，建築師、雕塑家們總共提交了528個方案。其中曾有兩個入選，但後來被時任總理科爾否決。1997年6月，重新徵集設計方案，4個方案入選，科爾敲定了艾森曼的設想，但同時又要求他修改。1998年2月，以君特·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知識界人士發表公開信，呼籲放棄紀念碑的修建，認為它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幾經反覆，1999年6月25日聯邦議院作出贊同修建這座紀念碑的決議。2003年4月紀念碑正式開始動工。
紀念碑的落成並沒有結束長達17年的爭論。應該說，如此漫長曲折的過程正是德國不斷自我審視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個過程不會隨著這座紀念碑的落成而完結。正如美國的猶太學專家詹姆斯·楊格所說，畢竟沒有第二個國家把它對其罪行的回憶置於其首都地理位置的中心。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沃爾夫岡·蒂爾澤在接受德國《猶太匯報》採訪時說，這一紀念碑不是為倖存下來的猶太人而修建的，而是為德國人、為自己集體的記憶而修建的。記者在信息處出口的留言簿上看到這樣幾句話，顯而易見是出自德國青年之手：「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毫無道理，但它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我羞愧———不是作為一個德國人而羞愧，而是作為一個『人』而羞愧！」 （本報柏林5月1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