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周刊 發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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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減負這件事上，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某公辦學校的家長居然成立了一個「家長委員會」，自己找場地、看場地，並組織收費，然後將補課費「捐贈」給老師個人。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哪一個不是人滿為患的獨木橋？只要這些獨木橋還在那裡，怎麼可能沒有負擔？
近日，一項針對幼兒園「小學化」的整改措施引起了公眾熱議：嚴禁幼兒園教授小學課程，同時要求各地社會培訓機構也不得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等名義提前教授小學內容，給孩子們減負。
早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其實就表達過要治理幼兒園小學化傾向的決心：「幼兒園的基本教學模式是遊戲模式，不是教學模式。」
「減負」喊了這麼多年，這次又從中小學走進了幼兒園。但同時也有媒體指出，幼兒園之所以有「小學化」的傾向，主要還是因為存在「幼升小」的競爭壓力。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對媒體表示，差異化的入學政策是造成學前班熱度不減的根源。有的小學在幼升小時會對孩子進行測試，只有孩子在思維能力、語言表達、英語等方面滿足一定條件後才有機會被錄取，這就給了家長們報班的動力。
「幼升小」的競爭壓力其實普遍存在，給小孩報入學前補習班也是中產家庭司空見慣的做法。日本電影《如父如子》的開頭就是一場「幼升小」入學前面試。在電影後面的敘述中也不難看出，孩子的父親在面試前，也給孩子報了相關的補習班。
所以，當看到最新的減負措施後，才會有網友表示，既然連幼兒園都被安排上了，那以後是不是連胎教都要管了？
雖然近幾年的減負措施總是給人以「越減越負」的印象，但教育部門之所以鐵了心要給中國的孩子們減負，的確還是存在很多現實原因的。
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近日發布的《我國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與其他國家地區相比，我國中小學生日均花2.82小時寫作業，是日本的3.7倍、韓國的4.8倍，或居全球第一。
《中國中小學寫作業壓力報告》還顯示，78%的家長每天陪孩子寫作業，陪寫作業甚至成為了中國家長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成為了親子關係的最大「殺手」——75.79%的中國家長，曾經跟孩子在寫作業這件事情上發生過矛盾。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少年兒童發展狀況」課題發現，與2005年相比，2015年學生上課外班的時間大幅度增長，學生日上課外班的時間為0.8小時，是2005年的2倍；休息日上課外班的時間為2.1小時，是2005年的3倍。
民進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顯示，在上海有84.15%的孩子參加過或正在參加課外輔導班。一項針對黑龍江全省高中生家庭的調查報告也顯示，他們花在補課上的費用是2萬到3萬，而且還在逐年攀升。在禁止公立學校教師補課的「禁補令」的刺激下，這個費用在之後很可能還會不斷變高。
由於在學校課業過多、學習壓力過大等原因，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的身體素質不斷下降，近視率、睡眠不足率持續攀升。
根據中國兒童營養健康數據，我國6到11歲兒童睡眠不足的達到74%，12到14歲是71%，15到17歲則是61%。在學校運動不足一小時的比例也達到66%。與此同時，我國目前兒童青少年近視率居世界首位，且低齡化趨勢明顯——45.7%小學生近視，74.4%初中生近視，83.3%高中生近視，大學生近視比例則高達87.7%。
在這三座大山的壓力下，一個簡單的做法當然就是現在的各種「減負」措施：第一，減少學生的在校時間；第二，減少學生的課後作業；第三，通過不公布考試成績排名的做法，來抑制家長的補課欲望。
種種減負措施看上去都相當有針對性，但是，這種強制的行政手段在嚴峻的教育現狀下，可能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
拿幼兒園來說，根據2013年陝西省教育廳主辦的《陝西教育》曾發布過的一份數據，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四川等五省區被調查的133所公、民辦幼兒園中，有100%存在增加小學化課程的現象。
而在這之前的減負措施（以「禁補令」為代表）同樣如此。江蘇一家公辦學校的老師因私自補課被舉報後，家長們情緒激動地向管理部門表示：「你們敢動老師，我們就去投訴！」
如此看來，幼兒園小學化、公立學校強制補課、在職教師參與補課行為等現象，似乎都來自家長對公立教育強烈的需求。這時候突然對公立學校來一次這樣的「一刀切」，可能只是在給家長們的焦慮火上澆油。
從之前的小學生提早放學、初中生禁上晚自習，到現在的禁奧數加分、禁止幼兒園小學化，縱觀近些年的幾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國家給孩子減負的決心。
今年2月，針對全國範圍內七成處於灰色地帶的培訓機構，教育部辦公廳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各地陸續開展專項治理行動，打擊「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
這份通知由於其中對在職教師的嚴格限制，被稱作史上「最嚴禁補令」。3月21日，教育部又連發兩個文件，再次強調全面取消體育特長生、中學生學科奧林匹克競賽、科技類競賽、省級優秀學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跡等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並宣布要在全國全面清理規範面向基礎教育領域的競賽、掛牌、命名、表彰等活動。
3月28日，教育部辦公廳又印發《關於加快推進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強調各地教育部門要高度重視，向社會公布舉報電話，確保專項治理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可見其打擊力度之大。
然而在減負這件事上，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一家公辦學校的家長們為了讓老師給自己的孩子們補課，居然成立了一個「家長委員會」，自己找場地、看場地，並組織收費，然後將補課費「捐贈」給老師個人。
不難看出，在政府大力倡導「減負」的背景下，更多家長的選擇是「唱反調」：早放學，就給孩子報班；不許報班，就報網課；不許預習功課，就學習特長。
尤其是在政府的整治下，各種培訓機構生意依舊火爆，學費甚至還漲了。於是在一篇叫《年年嚴禁教師補課，別再自欺欺人了！》的熱文中，作者甚至認為，公立學校應該恢復補課。
這篇文章也許代表了很多家長的觀點：第一，學校集體補課可以更好地掌握學生的在校情況、安排學習進度；第二，在學校進行集中補課，可以減少家長讓孩子參加校外培訓所要承受的時間、金錢負擔；第三，學校統一安排補課，適當收取補課費，既可以提高老師的收入，也可以提高升學率。
在這種種「反抗」中可以看出，不少家長和老師其實是默認補課應該存在的。他們甚至覺得，減負措施是在把公立學校的責任轉嫁到家長身上來：以前是學校統一補課、監督作業，但現在由於學校放學早、老師也不給孩子補課了，孩子落下的這些進度、浪費的這些時間，最後全都要家長自己花錢去補上。
國家的退出，正在讓私立教育機構不斷膨脹。根據新浪教育發布的《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教育支出已經佔到了中國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學加中學的12年中，課外輔導費已經超過了學費和生活費成為第一大支出。
寒門無貴子，根源之一或許就在這裡。
「減負就是讓富人的孩子花錢買教育，讓窮人的孩子去玩，然後等他們長大了，窮人的孩子繼續給富人的孩子打工。」
因為教育說到底是一種稀缺資源。雖然說現在大學仍然在擴招，但是能上好大學依舊沒那麼容易，985、211更是如此——全國平均算下來，211全國錄取率也就百分之5點多，985隻有百分之1點多，更別提日益下降的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和各個地區之間的懸殊差距。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哪一個不是人滿為患的獨木橋？對於大多數不能隨隨便便把孩子送出去留學的普通家庭，這幾乎是唯一能選擇的上升之路。
在這種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減負」的思路看上去有點何不食肉糜式的可笑：它用一種人為的行政手段想要去降低競爭，然後製造出一種資源並不稀缺的假象。這反而讓市場的力量趁虛而入，大大增加了普通家庭所要承擔的教育開支和育兒成本。
這麼看來，願意給孩子報補習班的其實才是明事理的父母：不管怎麼給中小學生、幼兒園學生減負，他們大部分人最後面臨的還是考試這一道坎——以前沒學的，以後遲早都要補回來。
升學壓力、高考制度、教育資源不均的現狀就擺在那裡，管理者可以揣著明白裝糊塗，但家長們可不能視而不見。
只要以分取人、優質教育資源依舊稀缺且不均的背景不變，任何為學生「減負」的行為，最後怎麼看都像是在給一個個焦慮的家庭添亂。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作者劉強。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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