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某電視臺錄製一個節目，攝影師跟我說：「我跟你說點事兒。」我說：「什麼事兒？」他說：「相聲要死了你承認不？」我說：「我不承認啊！」他說：「你證明給我看。」我說：「我證明不了給你看。但凡有能力，還來做綜藝節目啊？」
那時候我也很納悶，怎麼辦呢？難道這門藝術真的就沒有人願意聽了嗎？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路過南城的一個茶館，看見一幫孩子在茶館裡說相聲，說著玩兒。我坐在那要了一壺茶，太感慨了。我是奔著這個來的，從小學的也是相聲，現如今我因為相聲困在北京了。看見他們說相聲，心裡不是滋味。總去聽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時候他們問我是幹嗎的，我說我也是說相聲的，他們就讓我也說一段。說了一段，打那兒起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其實那茶館也不掙錢，在牆上貼了一張紙，聽相聲、聽評書兩塊錢一位。那段時間，對我後來把相聲帶回劇場起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剛回到劇場的時候，觀眾不熟悉，我就立了一個規矩，只來一位觀眾也得說。有一天，能容兩三百人的劇場真的只來了一位觀眾，開場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劉寶瑞先生的親傳弟子，說一個單口相聲，臺上一個人臺下一個人。說到半截，臺下的觀眾手機響了，老先生停下來看著他不說話，他也不好意思，接起來說兩句就掛了，繼續聽老先生說相聲。到我上場的時候，我指著他說，你要好好聽相聲，上廁所必須跟我打招呼，今天動起手來你跑不了，我後臺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說這個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時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廣德樓演出，寒冬臘月，大雪紛飛，大柵欄裡連條狗都沒有。下午場散了，賣了十幾張票，把票錢拿過來，我從口袋裡拿出自己的錢放到一塊兒，給大夥買盒飯。吃完盒飯，一起拿著竹板站在門口，呱唧，呱唧，呱唧，聽相聲了。頂著風，頂著雪，站在那兒喊，拉觀眾。真的有一兩個人進來了，趕緊有人往後臺跑，穿大褂上臺說相聲。我願意幹這個，所以，我不覺得苦。我也想找別人跟我一塊兒幹。但是誰會跟我一塊兒幹呢，這是一個不賺錢的事情。這個過程當中，有人來了兩天就走了，有人因為不賺錢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堅持了下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走了穿紅的來了掛綠的。
從1995年開始我就在茶館裡說相聲，可稱任重道遠。我們的宗旨就是：相聲必須先繼承傳統，然後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作。其實傳統相聲沒有一天不在創新，可我們的很多演員無知，覺得傳統相聲很陳舊，不值得一用。事實是，從清末到現在，老先生們已經把中國語言中能夠構成包袱、構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煉出來了，現在無論多新的相聲，包袱也都是舊相聲裡有的，只不過他們不承認。所以我們先繼承，再發展，兩條腿走路。
相聲回劇場還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節目都伸得開腰。這條路一走就是十幾年，當初我不知道今天會這麼火爆，當初也沒有想過堅持下來會怎麼怎麼樣，就是一條道走到黑，小車不倒只管推。剛回劇場，那時候有人看就好，當然也有火爆的時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現在，場場爆滿。劇場裡面坐六百人，外面還有二百人在等著。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聽你說相聲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時候我就沒指著說相聲掙錢，就是想盡一個相聲演員的良心和責任。我能多拉攏一位觀眾是一位，能多搶救一個活兒就是一個。當時就抱著這目的。能走到今天說明我們的道路是選對了，說明這十多年來我們的功夫沒有白下。
從2006年春節開始，不斷有專家出來表態，郭德綱即將過氣。有人說我2月份就會下去了，後來又改口說4月份，接著又說是勞動節，沒幾天又表態說兒童節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齒地說：『郭德綱就是一個泡沫，沒幾天就完了。』聽說他算出來的日子是當年的8月份。
當年，相聲界普遍認為，我應該在國慶節左右就滅亡了。他們沒想到的是，我一路走來，越來越好。那年，我們搞了一個北京德雲社十周年大型慶典活動，無論在電視臺的收視率還是現場的賣票情況，都非常不錯，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2006年春節，無數媒體的力量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綱。我必須承認媒體的力量，但是我想說的是，單憑媒體的力量也不能讓那麼多人那麼長時間喜歡我的作品。因為在我的背後，其實是「傳統文化」四個字支撐著我一路走來。
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回頭看我得感謝那段歲月。想當初是真沒轍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身無分文，舉目無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窮過，苦過，受過罪，挨過餓。
窮人站在十字街頭耍十把鋼鉤，鉤不著親人骨肉；有錢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槍棍棒，打不散無義賓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槍翻江倒海，抵擋不住饑寒窮三個字。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又何況一幫說相聲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終於我們也看見了花團 錦簇，我們也知道了燈彩佳話。
那一夜 ，我也曾夢見百萬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