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苑小區地鐵站，坐著一個擺攤貼膜的年輕人，穿一件衣領磨破的白T，戴一頂藍帽子，脖子有一道細長的刀疤。
他叫小管，脖子上的疤來自一次淋巴瘤手術，患有先天神經性失聰，幾乎聽不見聲音。
前段時間，小管貼膜的視頻在微博火了，發微博的人是他的志願者朋友。
2020年1月，武漢封城，小管斷了經濟來源。他沒來得及想自己，找到朋友問怎樣能給這座城市幫忙。朋友拉他加入了洪山青年突擊隊，一個隸屬洪山區團委的志願團隊。
小管沒車，加入志願者隊做得最多的是搬運工作。他身體很瘦小，患淋巴瘤後，行動不太方便，他卻說自己能力有限，做的事沒有其他人多。
三年前，小管被診斷為頸部瀰漫大量B細胞淋巴瘤。通過輕鬆籌，加上父親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包括床，他做了手術，至今沒有痊癒，脖子上的傷還是疼，從那以後，他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在志願工作。
朋友圈每天要轉發很多條水滴籌的信息，轉發語都是：請幫幫他，我曾患淋巴瘤，也有人這樣幫過我。空閒時去孤兒院教孩子畫畫，去鐵路局做青年志願者……其餘時間，上下班高峰，在地鐵站擺攤。2017年，武漢某報紙就報導過他。他說他不想再當報導裡的大好人，更願意做一個平凡人。
比如前幾個月，他力所能及幫助這座城市，認識一些朋友，做志願者也管飯，覺得特別開心。 小管今年35歲，他的老家在荊州公安，十多年前來了武漢。母親和哥哥患腫瘤去世，家裡只剩他和父親。
他要贍養父親。小時候父親背他去各個醫院救治，小管說他聽不見父親的聲音，但能感受到不容易。
小管住梅苑小區的膠囊房，一個月租金350元。疫情前，擺地攤一個月能賺2000多，維持自己溫飽，還能寄幾百塊錢回家。
他也渴望戀愛，找出一個視頻，標題名為男生帶女友回農村見父母，女友當場分手。他看起來很憂慮，臉上對於戀愛的渴望也變得暗淡起來......
4月以後，志願者行動次數減少，小管重新回到梅苑小區地鐵站擺攤，坐地鐵的人很少，沒有幾個人貼膜。
「做志願者有包餐，現在疫情結束，他維持溫飽、交房租都很難。」小管的志願者朋友說。在華師出版社做編輯的楊女士也是洪山青年突擊隊的成員，4月4日默哀日，她站在小管旁邊：「他穿了三件衣服，身體很怕冷，衣服很破，默哀的時候，表情很悲傷。」 還有一次去機場歡送外地醫療隊，小管抬著頭，說話聲音模糊，但口號喊得特別用力、大聲。
楊女士和其他志願者一起去小管家給他送了一箱腫瘤患者用的特醫食品，還有牛奶和面等。那天小管的眼睛全紅了。
有志願者團員安慰他，他和普通人一樣，因為疫情，不止是他，武漢很多小店也很艱難。
小管的貼膜視頻在微博火了，越來越多人去梅苑小區地鐵站找他，給他送牛奶，甚至故意把手機膜撕壞找他重貼。
找他貼膜很便宜，一次10元，比夜市便宜一半。手藝不錯，貼完沒有氣泡。楊女士給他送過兩次麵包和牛奶，他也準備了小禮物回贈。
一個紅色袋子，裡面裝了紅色的玩偶，一件T恤，一瓶印著「武漢」的可口可樂。這些都是他精心挑選的。
小管不希望有人來看他，他想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如果有人來捐贈，會打破生活的寧靜。他說他不怕死，之前患淋巴瘤就不怕死了，他要努力活下去贍養自己的父親。武漢人經過疫情，留下了很多心靈上的傷痕，需要他這樣的小故事來溫暖。他說傷痕是有的，疫情過後他生活得很難，街上很多店關了，但武漢人要有信心，他就很有信心，一切都會好起來。
來源：HANS聲
在2月初還有這樣一隻隊伍，由崔竟主導，三位聽人（聽力正常的人）、五名聾人組成的抗疫隊伍臨時集結了起來，計劃在疫情期間為受困的湖北聾啞人提供支持。
「看到找到我的老年聾啞人，我會想起獨自在家的大姨，我老去的聾人父母，還有我自己。」崔竟說這就是這次志願活動的初衷。
8名成員精通手語且文字能力尚好，均來自「守語者」公益小組，這一組織由崔竟在2014年創立，旨在為聽覺特殊的人群創造平等溝通的機會。
行動之初，為摸清聾啞人群的困難和需求，「守語者」和其他志願團隊合作，一份面向湖北殘障人士的問卷在網絡發放。但事後崔竟發現，回收的200餘份問卷中，只有一份是來自聾啞人。
事實上，「聽」「說」的障礙無處不在，「尋求幫助的聾人很多是完全使用手語的、且文字能力不太好的，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問卷很少見，基本上不會遇到，他們也不會填寫。」崔竟在事後總結。
2月8日，募集到一批物資後，崔竟在發布了一則自己錄製的手語視頻，她鼓勵有困難的湖北聾啞人士報名申領物資、進行需求登記。
與以往不同的是，填寫問卷不再是唯一渠道，添加志願者的微信後，聾啞人士可以直接和志願者視頻進行需求登記，有三名志願者20小時在線提供手語溝通支持。
不到兩天的時間裡，超過150名聾啞人前來求援。在崔竟的統計中，求助者有95%都是老年人，「他們以手語作為母語，在文字交流上存在較大困難」，這些老人，後來成為崔竟和志願者們主要的幫扶目標。
正是因為他們一次次無聲的戰疫，才幫我們找回了那個有聲的武漢，有聲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