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東來以後，東南亞地區逐步被納入歐美殖民主義的統治體系，在這個過程中大量華僑和印僑等外來移民主動或被動地湧入或被吸入這個地區。相比之下，19世紀中後期日本前往東南亞的移民，人數較少，主要是前往南洋諸島和澳大利亞北部至西部海岸等地的近海，充當採集珍珠的潛水工。這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朱印船貿易被禁後，居住在東南亞地區的日本移民社會難以為繼。幕府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切斷了日本國內與東南亞地區的人員、物資的交流渠道，也令日本失去了在當地的日僑網絡。
與在東南亞地區擁有龐大華僑根基的中國以及同屬英殖民地的印度相比，日本19世紀中後期向東南亞移民顯然有先天的不足；從地理位置來看，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在蒸汽機時代來臨之前，坐船前往東南亞地區並不方便。因此，日本真正對「南洋」的關心，並勾畫「南進」框架，應該是在1895年佔領臺灣這座挺進「南洋」的橋頭堡之後。
二戰之前，在東南亞地區數量相對有限的日本移民中，「南洋姐」一度「一枝獨秀」。而所謂的「南洋姐」，指的就是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赴海外賣淫的日本娼妓。歐洲列強的海外擴張，打頭陣的多是海盜和傳教士，而日本最初的海外擴張，主力軍則是以賣淫為生的「南洋姐」。她們作為當地社會底層的重要一角，成為一個新的階層，和華工和印度勞工等一起構築了東南亞的移民社會。這一階層的誕生，亦可視為東南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
從19世紀70年代起，東南亞地區一直是日本娼妓的重要活動區域。19世紀末20世紀初，如前往東南亞的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必有三道風景映入眼帘：一是到處飄揚的宗主國英國的國旗，二是眾多的華工，三是來自日本的「南洋姐」。
日本一度以「南洋姐」為開拓先鋒，挺進世界各地，而中國則是以男性苦力打「頭陣」進入殖民地。不過，中國也有被賣到海外以賣淫為生的中國女性，其被稱為「豬花」，她們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少部分流落北美、夏威夷等地，而「南洋姐」的分布範圍顯然要廣泛得多；另外，「南洋姐」的服務對象更多元化，包括歐美各國的殖民者、歐美企業家、中國商人、當地土著等，而「豬花」的服務對象，則主要還是華工。
在當時日本人的東南亞見聞錄中，「南洋姐」經常被涉及。日本海軍軍醫石神亨曾這樣回顧：「我於1887年春前往新加坡，當地日本人僅為150人左右，其中10名女性為妓院老闆，另有80餘名女性為娼妓，從事正業的僅有二三人，當外國人戲問貴國的一流國貨是否就是這些美女時，我背部冷汗不絕」。
「南洋姐」在海外積蓄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妓院經營者在當地日僑社會掌握了較大的話語權。1897年，適逢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登基60周年慶典，日本領事試圖找三井、正金、郵船等進駐新加坡的日本「正業」公司籌集慶祝活動經費，但無功而返，只能逐戶拜訪日本人開設的「女郎屋」募集捐款，藉此也可以看到「南洋姐」在當地的經濟實力與影響程度。根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保存的資料，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通過匯款及直接帶回日本的現鈔，總金額為1202.1萬日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的匯款是繼生絲、絹織物、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出口之後的日本第五大創匯來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日本的三井、三菱、橫濱正金銀行、日本郵船等日資公司、企業大舉進入東南亞地區，1918年至1919年，日本迎來了「南洋熱」的全盛時期，東南亞的日本人數量增加到8000多人，從事貿易、金融等「正業」的日本人勢力開始不斷發力，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經風光一時的「南洋姐」在東南亞的風月舞臺上銷聲匿跡。
20世紀20年代初，日本在東南亞地區也全面實施「廢娼」，這表面上是出於維護國家的「體面」和倫理道德問題，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日本經濟實力的膨脹和東南亞地區日本人社區的結構性變化。儘管，日本國內對賣淫「醜業」也有諸多反對意見，但在日本海外經濟實力難以抗衡西方殖民者的大格局之下，「南洋姐」作為一種實用性的輸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默許。另一方面，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實力的迅猛擴張，「南洋姐」曾經持有的「開拓」者地位急劇下降。儘管如此，「南洋姐」挺進東南亞地區，在客觀上推動了日本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人員等的互動，這是繼朱印船貿易之後，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又一次親密接觸。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她們確實扮演了「娘子軍」的「尖刀」角色，為日本「南進」東南亞地區，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原文正式發表於《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轉載自「南洋問題研究」公眾號。
主編：何明
值班編輯：李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