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歷史中心(華沙老城)是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特例。
作為在二戰中被夷為平地的城市,今天的華沙老城是在1945年-1966年間重建復原的。儘管波蘭人嚴格按原狀重修了所有的建築,但在特別強調文化遺產「原真性」(Authenticity)的世遺名錄中,重建項目是極少數的存在。
世遺委員會專家組曾為此分裂成兩派,支持派認為華沙老城的復原重建具有傑出的價值,反對派則擔心「複製品」使世遺名錄失去公信力。時至今日,由華沙開啟並延伸開去的關於文化遺產的討論,仍在繼續。
華沙老城
嶄新的「古城」,不屈的門拱
「初到華沙的外鄉人,常常不理解華沙人對每一處殘垣斷壁的執著……包括那些權杖形狀的路燈,或是陷在地面之下的一段鐵軌。同樣,他們也不太能理解當地人對『華沙起義』的神聖情感,正是這一事件,幾乎導致了整個城市的覆滅。」英文版華沙城市地圖的導語這樣寫道。
老城的一處石頭門拱完美詮釋了何謂「對斷壁殘垣的執著」。門拱的上半部分是從戰爭廢墟中扒出的殘石,布滿坑坑窪窪的彈孔;下半部分則光潔平整,是戰後模仿原有的形制重建的。這是整個華沙戰後重建的縮影——人們在一個85%的建築被德軍蓄意炸毀的城市中掘地三尺,找出一切能找到的殘骸,想方設法將其嵌入重建的建築。他們收集照片和圖紙,努力按照戰前的樣子恢復老城區,複製出一個嶄新的「古城」。
門拱的故事被一遍遍講述。去往華沙老城的觀光者如果有當地嚮導指引,往往會在這裡駐足。
1939年9月,德軍以閃電戰突襲波蘭,華沙被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也從這裡拉開。1944年8月,波蘭地下軍組織反抗德國佔領軍的「華沙起義」,堅持63天,最終被鎮壓,20萬人犧牲。起義失敗後,德軍強迫從華沙遷出80萬人,並以徹底毀滅城市為目標進行掠奪和破壞。在浩劫中,華沙的260個街區只有6個得以倖存,老城被夷為平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華沙城近85%的建築,20%的波蘭人在戰爭中死亡,三分之一的文化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到了有針對性地屠殺,500萬波蘭人流亡海外。但就在這樣的哀鴻遍野中,戰後波蘭人決定按原樣重建華沙老城,後來的成功也大大鼓舞了這個新生國家的士氣。
華沙的城市格局以老城廣場為中心向外延伸,老城的建築依據其14-18世紀的樣貌建造。圖上一排建築為位於老城的華沙博物館。
歐洲有上百個古城,華沙老城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按14-18世紀的樣貌復原、並且儘可能使用原有的材料、舊時的技術重建的「新」古城。在這裡,14世紀的哥德式建築和17世紀的巴洛克式教堂並立,來自廢墟的建築殘垣被一次次展示和強調,它作為在戰爭廢墟上復原的文化遺蹟,成了復國不屈精神的代表,成為波蘭民族的象徵性空間。
歷時五年、由波蘭人民和海外波僑出資重建的波蘭王宮。左邊圓柱形紀念碑頂是波蘭國王齊格蒙特瓦薩三世,1596年他將王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克夫遷到華沙。
波蘭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她的歷史命運與戰爭糾纏不清。波蘭位於歐洲平原的心臟地帶,北部城市格但斯克直通波羅的海,一旦戰事發生,便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17世紀的波蘭曾是歐洲最大的國家之一,那時的疆域是現在的6倍。然而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波蘭三次被鄰國瓜分吞併:1795年被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瓜分而滅亡;1815年被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1939年隨著希特勒閃擊波蘭西部、史達林佔領波蘭東部,波蘭第三次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波蘭人對戰爭的殘酷有切膚之痛,這種態度袒露在隨處可見的城市細節中。不只是華沙,在波蘭的其他城市,修復和重建的原則也是類似的,那就是不能抹去歷史的痕跡。
在沒有遭到戰爭破壞的託倫古城,建築翻新也要求裸露一部分舊時建築(紅磚部分)。
懸掛在格但斯克老城的戰時照片
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1970年德國勃蘭特總理在這裡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
倖存的圖紙與復國的象徵
1945年-1966年間華沙老城的重建,被視為波蘭人團結一致的象徵,波蘭民族歷史的見證。
因為戰後領土變化(東部領土讓給蘇聯,但獲得德國東部領土,導致整體向西平移),波蘭政府組織大量人口遷移,約有600萬人口從東部遷往中部地區。這為中部華沙的重建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而在此之前,華沙的人口已經寥寥無幾;精英階層更是在「卡廷慘案」中遭到滅頂之災。
與此同時,30萬流亡國外的波僑回到華沙參與重建,出資、出力,新城市很快在從一片瓦礫中拔地而起,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津津樂道的「華沙速度」。
筆者曾採訪一位1960年代留學華沙的老教授,據她回憶,當時全民處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昂揚情緒中,華沙大學的學生也自發地在周末參與勞動,中國的留學生一起去建築工地上推砂子。
在整個重建過程中,公眾始終保持高度的熱情和高度的參與。波蘭政府也定期向民眾徵集意見、邀請相關利益主體參加、將規劃草案在公眾聽證會和網絡公布,所有人都可以在聽證會或通過電話提出意見。
波蘭在二戰後成立了「首都重建辦公室」(1945-1949),該機構由華沙市長兼任負責人。這一大權在握的機構,在政策、資金以及協調建築所有權方面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促使重建工程高效、有力地運轉起來。
貝納爾多貝洛託的畫作
華沙舊時風貌的意外留存,也是這個奇蹟般的故事中為人津津樂道的一環。
義大利畫家貝納爾多貝洛託(Bernardo Bellotto),受波蘭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之邀擔任宮廷畫家,在1770年-1780年為華沙城創作了共計26幅城市全景畫。他的畫作注重透視和細節,幾乎完美再現了18世紀華沙的建築風貌。
這些畫作曾在波蘭皇宮中陳列,後來轉移到波蘭國家博物館;1939年以後,被蘇聯軍隊帶走,輾轉落入德國人手中,最後又被美國藝術保護組織尋得。戰後這些畫作回到了波蘭。
此外,二戰前夕,一位大學教授出於自身的研究目的,帶領他的學生們一起對波蘭的歷史建築進行實地勘測,後來成為保護和重建華沙乃至全國古城的重要參考資料。
這些勘測圖和風景畫改變了華沙的命運。這是二戰後大部分歐洲老城重建不具備的條件,也是華沙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之一。
改變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
1980年華沙老城申遺成功,改變了人們對文化遺產「原真性」的理解,更開啟了日後文物保護界長達數十年的討論。
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有一整套判斷文化遺產「原真性」的標準,起初這些標準主要在於物質方面,包括形式與設計,材料與質地,位置與環境等等。直到1978年,重建後的華沙歷史中心提名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給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華沙老城匯集了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
考察、評估和審議申報「世遺」提名地,是由世遺委員會的專業諮詢機構——ICOMOS(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完成的,他們通常會提前數年進行調查和討論;在1978年-1979年,ICOMOS對華沙申遺的態度始終搖擺不定。
由世界各國古蹟保護專家組成的理事會內部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華沙老城的重建是傑出的案例,它承載了波蘭的人文歷史和波蘭人的愛國熱情;另一派則堅持「原真性」標準,並且認為與歷史事件相關的提名容易受到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影響,這與世界遺產公約的目標是相違背的。後者提出憂慮:如果重建的項目得以入選,將損害世界遺產名錄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戰後重建的華沙歷史中心於1980年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1978年6月,ICOMOS會議報告上指出:「華沙歷史中心是否滿足原真性原則,仍是一個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關於這一提名,還需要更多專家的討論意見。」此後又有兩次大會,仍然意見不一。
1979年,ICOMOS大會報告起草人Michael Parent提交了《關於世界文化遺產提名和標準的比較研究》,專門探討關於華沙老城申遺問題。他指出,「原真性」應該是相對的,內含的價值才最重要。如果不是以藝術、而是歷史的標準來評判,華沙的「復活」帶有傑出的歷史性。
1980年,ICOMOS終於採納了肯定的意見,將華沙重建稱之為「一個全球傑出的文化重建的象徵,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大會認為它的「原真性」是與1945年-1966年這段獨特歷史的呈現相關聯的。
同時,為了避免大量重建項目蜂擁而至申報世遺,委員會對相關的條例做了細化和限制,如重建只能在有完整詳細的原始資料支持下進行,不能有推測的成分;需同時滿足世界文化遺產的其他條件等等,讓沒有物質評判標準的"原真性"定義不至於走的太遠。在華沙之後,只有波赫的莫斯塔爾古橋(毀於1993年的波士尼亞戰爭期間,後重建)以類似的情況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從華沙開始,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改變了對重建項目的看法,開啟了業界對「原真性」長達十餘年的深入討論,1994年ICOMOS在日本奈良通過的《奈良真實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就是一個階段性成果。人們對「原真性」的理解逐漸從「物質的」拓展到「意義的」,並促使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更加關注無形的遺產,對於如何保護、是否重建、如何重建有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