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年初，黎永漢第一次見到火車站。站在人潮洶湧的廣州火車站廣場上，他一眼就看見候車大樓兩側的八字標語——「統一祖國 振興中華」。興奮之餘，他拉著湖南同鄉在火車站廣場駐足觀望。半小時後，他們扛起行李準備去汽車站買票，一掏褲兜，錢包沒了。一氣之下，他和兩個同鄉決定步行到順德找老鄉借錢，「走了一夜，到順德後卻停留了十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裡借了200塊錢，邀上幾個同鄉好友去東莞 「打個零工」，順便 「看看世界」。長途大巴在107國道上行駛了兩天兩夜後，終於把他從駐馬店帶到了東莞，「屁股蛋子都麻了」。為了能在東莞謀份工作，晁停已做足準備 ：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辦身證時硬是給改成了1977年。沒有工廠敢要17歲的未成年人，「正是當年把年齡改成19歲，才有了後來在東莞的快樂時光」。1992年以來，每年都有1000萬以上外省人來粵打工。
九十年代後期，這個數字達到1500萬。加上廣東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鎮地區的人數，廣東流動人口在2600萬以上。湖南人黎永漢和河南人晁停的經歷，是2600萬外來人口九十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實寫照。
離開湖南永州藍山的家時，黎永漢去山廟的神龕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這也是沒錢。」「現在人人都是去廣東，您老說我賺得到錢不啦。」 「沒事，就當碰碰運氣，見見世面，幹幾年就回了。」……他對著神龕一通絮叨。「山裡人都信這個。」
黎永漢說，這是祖宗留下的規矩，出遠門就得來神廟裡給山神講講情況，「在外打工的在走之前都來這邊拜山神，走之後就有神佑啦。」那是1994年4月12日，27歲的黎永漢第一次和同鄉出遠門山神似乎並未庇佑黎永漢。平生第一次火車之旅，他和老鄉的錢包就在火車站廣場被偷，他的錢包裡有家人湊的300塊。「見識到大城市的治安了。」黎永漢笑著回憶，「沒錢，不還有腿嗎？」於是兩人徒步走到順德找老鄉借錢，一走就是一整晚。
九十年代初還是縣級市的順德是中國民營經濟重鎮。自改革開放起順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場」理念影響，在八十年代末率先探路工業發展，並在九十年代末將一大批鄉鎮企業私有化，民營經濟風生水起，正如民間俗話，「不找市長找市場」。黎永漢的老鄉當時正在一家民營家電企業打工。經老鄉介紹，他得以進入廠區流水線幹活。通過老鄉推薦進廠，這可能是所有九十年代打工族屢試不爽的謀生技能。在一頓飯、一瓶酒和一包煙的刺激下，那些已在工廠幹活的老鄉往往會在微醺中拍拍胸脯。一句「包在我身上」出口後，那些剛到不久的打工者也就放下心了 ：進廠這事兒十拿九穩了。
黎永漢進的電器廠在當時被稱為「家電專業街」的新寧路上，九十年代，這條街上的電器行一字排開，宣示著順德「中國家電之鄉」的地位。黎永漢每天工作10個小時，有時會加班到夜裡9點。在裝備車間，他每天面對的是成百上千條滾筒線，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時時提防空調成品錯位。「那時的流水線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憑人力，哪像現在都搞什麼人工智慧。」白天調試電器，夜晚衝涼睡覺，生活枯燥卻也簡單。第一個月黎永漢拿了400塊工資，他給家裡寄去一半。兩年後他升職做了車間組長，工資漲了100塊。那是1996年，從那年起他也開始作為「老人」，給湖南新來打工的老鄉介紹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隨大流」來到東莞，他也許現在還在駐馬店市泌陽縣割草、餵牛、養雞、種地。「當時身邊人都出來了，問去哪裡，回答都是廣東，說那裡機會多，錢好賺。」從駐馬店到東莞，晁停買了張長途車票和同伴一起上路。「當時雖然窮，但買車票的錢還是有的。」據他介紹，九十年代中後期的駐馬店，家家戶戶仍是以務農為主。許多年輕人家境貧寒，但憋著股勁兒要去南方看看，於是從駐馬店步行到廣州、佛山、東莞、中山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幾個月，就沿著鐵軌走。」一列列火車飛馳過後，這些年輕人就撿從火車上扔下的殘食充飢。
由於一無所長，晁停最初和同鄉在東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帶入派出所，原因是沒有暫住證。1984年，深圳正式實行暫住證制度，對非本地戶籍人口（其中大部分為外來打工者）進行管理。
九十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經濟迅速崛起，但也出現因查暫住證而導致的各類社會事件。2015年2月，中國正式廢除暫住證制度。「大卡車拉了一車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牆站，一個個審訊。」不過晁停是幸運的，由於審訊者是河南老鄉，對他的審問也就不那麼嚴格。幾天後他重獲自由，託老鄉介紹進了東莞138工業區的一家造紙廠。
由於工資過低（200元/月），半個月後他就辭職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為他談攏了一樁親事，女方和他的經歷類似 ：同樣在珠三角打工，同樣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東莞，對方在中山。回家後雙方立刻就訂婚了，晁停的父母給對方家長送了1000元的禮金。「在當時真是不小的一筆。」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從駐馬店再次出發，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達廣州後，兩人前往流花客運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欖鎮。晁停還記得那輛中巴車裝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剛上車，車門便立即緊閉，隨後他看見幾個戴墨鏡的男子邊吸菸邊抖腿。對方呵斥他「交包交錢不殺」，晁停這才意識到這是輛黑車。「九十年代這種黑車遍布珠三角，上車就得交錢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車經歷後，晁停在中山待了幾個月，「什麼也不會，很多流水線上的技術活兒都不會」。於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顧女友反對，回到了朋友和老鄉眾多的東莞。「老鄉多就是感到踏實。」
回到東莞後，晁停進了位於東莞塘廈的利峰玩具廠。當時的東莞遍布輕紡、陶瓷、製鞋、電子產品和玩具工廠，其中大部分來自港商、臺商的投資。自八十年代起，香港製造業成本上升，東莞憑藉廉價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條件吸引著港商的進駐。「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模式助推東莞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晁停進入利峰的第一個月便感覺不對勁。進廠時對方承諾的工資不光無法兌現，甚至根本不發工資，只是為員工提供夥食和住宿。晁停當時覺得氣憤，但卻驚訝於其他工友的沉默。「漸漸地我和他們一樣，也懶得去找工廠問了。」黎永漢在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轍。「電器廠開始拖欠員工工資，到最後就完全不給了。」這是他在廠裡的第四個年頭，不少年輕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選為職工代表前去與廠方談判。「工廠領導態度很好，承諾下個月立刻全部補上，大家都很滿意。」
一個月後，黎永漢的工資果然全部補齊，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卻遭到廠方辭退。都說「槍打出頭鳥」，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廠在九十年代面對員工討薪時，卻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先安撫並滿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幾個刺頭的要求，隨後迅速辭退討薪鬧事的普通員工。不得不說這一招效果甚佳。被辭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漢並未受到利益損傷後，認為是廠方與黎永漢在「單線聯繫」。「他們罵我是內奸。」
晁停卻沒辦法做到心平氣和跟廠區談判。入廠不久，他發現廠區越發變本加厲 ：員工被限制在工廠區域內活動，工廠全天候大門緊閉，不允許任何工人出廠。晁停特彆氣憤，隨後和幾個同鄉一道翻牆，逃離了那個在他記憶裡形似牢籠的玩具廠。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過老鄉介紹進入一家玩具廠。「那倒是家正經的廠，好幾千號人呢。」在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廠裡，他被分配至噴漆部，負責給玩具噴漆加工。當時他每月能領到500元的工資，「待遇上去了，生活質量也得跟著提高」。隨後他入手一臺300多元的尋呼機，別在腰間威風凜凜。「其實就圖一好看。說實話，九十年代的車間都是很苦的，流水線上的活每天得幹到晚上十點鐘，哪有時間玩尋呼機啊！有人呼我也沒空給他回啊！」在流轉各類玩具的流水線上，晁停與一個女工，同時也是老鄉產生了感情。一個周末上午，晁停帶著女友「去東莞附近亂轉」。「我在市場上買了副當時特流行的隨身聽的耳機給她，她別提多高興啦。」
兩年後，晁停和女友雙雙辭職，回老家駐馬店結了婚。2004年，他們重返珠三角，不過這次不再是回東莞，而是去佛山。
「快40歲了，做不動流水線啦，不過真懷念打工的九十年代，騎著變速山地車亂跑，嚼著口香糖打著響指去泡妞，每月工資全部花光以後一身輕鬆，這些都是九十年代才做得出來的事情。九十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黎永漢則在這一年來到東莞。1997年的那次討薪風波後，他開始檢討自己。「
九十年代給我的感覺就是，千萬不能每次都做出頭鳥。我覺得自己有必要換個環境，於是便想到了東莞。我要在『世界工廠』從零開始。」晁停計劃在佛山待幾年後回家。「駐馬店現在發展得很快，高速修起來了，高鐵也有設站。城市現在大力發展工業，機會多得很哩。」
由於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珠三角在九十年代壯大起來的部分製造業企業和工廠，在近幾年紛紛遷至內陸城市。那些曾經發展過慢的中部城市，則抓緊時機開始新一輪「工業大躍進」，正如九十年代的珠三角。「現在村裡再有年輕人出門打工，人家會看不起你哩。」晁停說。與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開始人才回流。「新聞裡天天說農村空心化，我看就不準確。
九十年代的農村確實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發展起來的農村反而留得住年輕人。」晁停說。黎永漢不這樣認為。九十年代初他從永州藍山前往廣東打工。20多年過去了，他所在的鄉村還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為主。「九十年代早就過去了。一切都變了，一切也都沒變。我反正打算繼續在廣東打工，哪怕經濟環境再艱難，總比待在老家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