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是佛教典籍的書庫，這裡發現的大量的從5世紀到10世紀（東晉到宋初）的寫本和少數的刻本，95%以上是佛教典籍。其中有今天久已失傳的佛經，如《大乘四法經論》《佛說延壽命經》、《薩婆多宗五事論》等。有附有梵文原來的《金光明經》、《無量壽經》、《法華經》等。此外，還有記載佛教事跡和寺院經濟的史料，如吐蕃佔領沙州時有關佛教源流史實的寫本，敦煌佛寺規制、寺僧名冊和許多寫本上的題記等，都是研究我們佛教歷史和寺院經濟的真實材料。
其它大量的可供校勘之用的佛教經典，無一不是整理古籍的重要憑藉。每種佛經的內容不但在研究佛教思想方面有重要的價值，而且它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影響和作用也是很大的。我們需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它加以充分的利用。
（2）道家文獻
敦煌寫本除了佛教經典外，要以道家經典為最多。因為唐代統治者姓李，尊老子為李唐鼻祖，所以敦煌發現了各家註疏本的道德經。如想爾注《老子道德經》殘卷、唐明皇《道德真經疏》殘卷等，都是久佚的秘籍，也是宋元人所未見到的古書。此外，還有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殘卷，李榮《老子道德經注》殘卷等，都可校補《道藏》本的缺佚和訛誤。
其它方面的道家經典，例如3世紀時王浮《老子化胡經》，實際是道教宣傳小說，是道家駁斥佛家的著作。它反映了晉惠帝時道教和佛教之間的鬥爭。道士玉浮因作此書捏造老子西行教化釋迦的故事，是研究當時社會思想的重要資料。
（3）景教文獻
景教就是基督教。公元635年（貞觀九年）敘利亞人阿羅本攜其經文來中國，唐太宗在長安西市義寧坊為建大秦寺，教徒自稱為景教。德宗建中二年（781），景教徒在陝西周至建立紀念碑，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書以漢字，碑下及兩側用漢文和敘利亞文刊刻大秦（東羅馬）僧名70人。
過去關於景教的史料發現很少，自從敦煌發現藏經後，其中保存的景教的經典如《景教三威蒙度贊》殘卷、《一神論》、《序聽迷失所經》、《景教志玄安樂經》殘卷等，都是有關景教的重要文獻《景教三威蒙度贊》是七言詩，共43句，類似佛經的偈語。後附景教譯經目錄30種，更是可貴的史料。
（4）摩尼教文獻
公元3世紀，波斯人摩尼以其國祆教為基礎，又參以佛教和基督教教旨，創立摩尼教。隋時傳入中國，唐玄宗時始有漢人信奉，玄宗雖加嚴禁，但不禁回紇人信仰。後來漢人信仰者日多，代宗時，復為在長安的回紇人建摩尼寺（又名大雲光明寺）。唐武宗會昌五年毀佛寺，摩尼教同在消除之列。到了宋代，卻成了一種秘密宗教，明代所禁的明尊教，實印摩尼教的異名。
敦煌發現的有《摩尼教經》殘卷，僅存寺儀及出家儀2篇，是有關摩尼教教規的文字記錄。敦煌遺書的發現，到今年已65年。先後被英、法、日、俄等帝國主義分子所盜劫，國內所存的數量尚不及全部遺書的半。這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嚴重損失。
建國以後，黨和政府對敦煌遺書的搜集、整理工作，投入了相當的人力。北京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等單位，新入藏了一定數量的流散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卷子。
最近，北京圖書館又入藏了斯坦因全部漢文卷子的顯微膠片，還有舊有的斯坦因、伯希和劫去的90%以上的四部書照片和比較重要的歷史文獻、經濟史料、科技史料和古佚佛經、道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佛教、道教等史料照片。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照片、顯微影片等已經超過了全部敦煌遺書三分之二以上，成為研究敦煌學的最重要的基地了。
在編輯出版方面，有不少關於敦煌壁畫、彩塑、遺物、遺抄、遺書以及介紹敦煌歷史、文學、藝術的研究專著出版。並且已經開始有計劃分門別類地校印敦煌遺書中的經濟史料、文學史料、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寫本以及佛經、道經的古供本等，供學術界研究參考。
值得我們更高興的事，在1962年由商務印書館編輯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出版，這部目錄是我們自己的專家們積累了50多年的經驗，根據需要編成的。它對於我們利用豐富的敦煌資料，開展敦煌學和有關歷史、文化、藝術的研究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