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布達佩斯的驚蟄
文/餘澤民
發於2020.3.16總第939期《中國新聞周刊》
今日驚蟄，對我來說則是「驚著」。
凌晨三點。在布達佩斯一棟帝國時代的老樓裡，我根據自己的魔鬼作息時間從床上爬起，準備伏案翻譯。在等電腦開機的20秒裡，先習慣性地點開桌上的手機，立刻被一條匈語消息驚著了：匈牙利總理通過社交媒體宣布，匈牙利首次確診了兩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均為伊朗留學生，一個在醫科大學，一個在農業大學，他們都已回到布達佩斯幾日，密切接觸者已被隔離昨天我還跟國內朋友說自己待在「淨土」，轉眼就已淪陷。
我立即上網查看相關消息，關注國內疫情，轉發幾條我認為值得讀的帖子。直到窗外天光漸亮，我才把手機調至靜音，放到書架高處，逼迫自己進入工作狀態，繼續翻譯馬洛伊的《我本想沉默》。
說老實話，這就是一個月來我的常態。自從武漢封城那天起，即便我遠在8000公裡外的多瑙河畔，長期養成的生活節奏也被打亂，無意中變成了「手機控」。夜夜失眠，仿佛自己身陷疫區，一刻鐘不看微信就覺不安，為裸奔於前線的湖北醫生揪心，為住不進院的武漢患者發愁，為援鄂的醫護隊伍的鬥志鼓舞，但又擔心他們遭受道德綁架。
對於記述一線人員喜怒哀樂的報導我每篇必讀，但很反感類似「流產後十天重返一線」「女護士流淚剃光頭」之類的新聞炒作。我很贊同張文宏醫生說的那些聽起來並不那麼鏗鏘的大實話，說醫護人員應「不損己地利人」，應有「免於受傷害的權利」，「沒有防護，你可以拒絕上崗」。
我是80年代的北醫人，雖然棄醫從文，但作為校友還是被拉進了七八個醫生群。群裡精英很多，且遍布世界。平時大家經常討論專業話題和具體病例，對醫患矛盾、醫改失敗和醫學圈的消息進行爭論，通常來說，群裡若沒有人@我，我很少去看。但是這些日子，我每天都會進各個群「爬樓」，因為他們貼出的信息、看法和建議會更專業、更現場、更靠譜。雖然我遠在歐洲，但受到的感染無時差，無距離。看到援鄂人員出發前的集體宣誓，那一刻我後悔自己改行，衝動得想立即飛回國，加入白衣天使們的行列。
我記起大三那年，在醫史課上第一次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撼是無與倫比的，升華了我對這一職業的認知。「請求神碉讓我生命與醫術能得無上光榮」，我將這句話抄在了好幾科課本的扉頁上。醫生偉大，但也脆弱，戰疫中3000多感染，十幾位犧牲，稱得上慘烈。
驚蟄之日，也看到一則官方發布的消息，說李文亮醫生等被追授全國防疫先進個人稱號，各個群都在傳那個長長的名單。但實話實說，這並不足以安慰醫生群體，大家紛紛追問：調查結果呢？省思呢？總不能讓犧牲者一手拿著獎狀，另一手還攥著訓誡書站在天上？其實，對他們的存在意義無須拔高，大家只需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都希望在自己的群裡能有李文亮？是否希望以後仍能有人像他那樣出於職業的敏感提醒大家？如果當時他發出的那條微信沒被敲上「謠言」的戳子，至少同行內會有很多人提高警覺，採取保護措施，那麼今日表彰的506位先進個人中也不會有這麼多名字套著黑框。
記住，並反思，這是面對大災難人類該做的事。儘管集體的記憶總是很短暫，但個體的記錄多少可以彌補史實。或許，這也是遠在布達佩斯的我，很想去前線當一名醫護的背後想法。記錄，是記憶的基礎，有了記憶，才可能有反思，有歷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