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建國號「大元」之前（1206—1271）及建國號的初期，佛教與以全真道為首的道教之間進行過激烈鬥爭，雙方曾在朝廷的直接幹預和主持下進行過辯論。在這個過程中，曹洞宗著名高僧萬松行秀的兩大弟子少林福裕、林泉從倫，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參與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
本文僅對少林福裕的生平及其積極參與的佛、道二教的論爭進行介紹。
一、嗣法於曹洞宗萬松行秀
關於記述福裕的資料，比較可信用的有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程矩夫奉敕撰文、趙孟書寫的《大元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公之碑》（下簡稱《元裕公禪師碑》）和明淨柱輯《五燈會元續略》卷一、清超永編《五燈全書》卷六十一〈福裕傳〉等的記載。
福裕（1201—1275），字好問，號雪庭，因曾住持和林（也稱上都，蒙古建國早期的國都，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上遊的哈爾和林）北少林寺，晚年歸隱住持嵩山少林寺，故曾稱「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也稱「少林福裕」，尊稱「少林長老」。俗姓張，太原文水（在今山西）人，九歲入學，以聰明著稱。
金宣宗貞祐元年（1213），蒙古軍圍攻金的中都（燕京，今北京）並攻佔金朝原佔據的河東、河北及山東等地；翌年，再次圍攻並佔領中都及其它地區，金宣宗被迫遷都開封。在這期間，福裕的父母死於戰亂之中。他當時十四五歲，孤苦無依，某日路上碰到一位老比丘，勸他投身佛門，說如果「誦得一卷《法華經》，則一生事畢」。他反問，佛教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向上消息在否」？這位老比丘感到他與別的幼童不同，便帶領他去「仙巖」參見休林和尚。休林接受福裕為弟子，為他剃髮授戒。福裕在休林身邊學法和做雜務七年。（《五燈會元續略》卷一〈福裕傳〉）
福裕後來聽人說燕京報恩寺萬松行秀禪師具有很高的名望，便獨自北上參謁行秀。
萬松行秀（1166—1246），河內解梁（在今山西省臨猗西南）人，俗姓蔡，出家受具足戒後，行腳至今北京一帶訪師參學，先到潭柘寺（在今北京西部門頭溝區），接著到燕京（今北京）慶壽寺投到勝默光和尚的門下習禪，後到磁州（治今河北磁縣）大明寺禮曹洞宗雪巖滿禪師為師。宋代曹洞宗出自芙蓉道楷門下的弟子中，在後世最有影響的有丹霞子淳與鹿門自覺兩個法系。在丹霞法系影響較大的有天童正覺（或前冠「宏智」之號作「宏智正覺」）、真歇清了兩支系。在真歇清了之後有天童宗珏——雪竇智鑑——天童如淨。鹿門自覺傳普照一辨，然後是大明寶——王山體。行秀師事的雪巖滿禪師則是王山體禪師的嗣法弟子，屬於芙蓉道楷下第五世。行秀在雪巖滿禪師門下受法得悟，自然屬於曹洞宗芙蓉道楷下第六世。行秀出世後先回當初出家之地邢州（治今河北邢臺）淨土寺，建萬松庵自住，便以「萬松」為號。此後行秀先後應請住持中都（燕京，今北京）仰山隱棲寺、報恩洪濟寺及萬壽寺，並且曾應金章宗之請入皇宮升座說法，受到尊崇。門下弟子很多，在住持各個寺院期間皆有傳法語錄傳世，然而現已不存，僅存他評唱宏智正覺頌古百則的《從容錄》六卷和評唱宏智正覺拈古九十九則的《請益錄》二卷。行秀的著名嗣法弟子有：和林北少林寺的雪庭福裕、大都報恩寺林泉從倫等禪師以及在元太宗任中書令（宰相）的耶律楚材、以著《鳴道集說》著名的金朝翰林李純甫等居士。
據清紀蔭《宗統編年》卷二十五記載，福裕見行秀的時間是南宋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1222）。行秀一見便許他為入室弟子，問他：「子從何得個消息，便恁麼來？」語中含有禪機。福裕沒有從正面回答，卻說：「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按：當是在學人面前敗露）作麼？」行秀立即問，自己錯在什麼處。他巧妙地答：「學人且禮拜，暫為和尚葢覆卻（按：意為為和尚掩蓋過錯）。」據載，行秀聽後十分高興，對於他的回答予以印可。福裕在行秀身邊十年。金哀宗開興元年（壬辰，1232），元軍攻破金都開封，金二年後亡。行秀退居報恩寺從容庵之後，福裕受命繼任萬壽寺住持。然而在戰亂之際，寺院荒蕪。
在元太宗窩闊臺、元定宗貴由、元憲宗蒙哥三朝，臨濟宗僧海雲印簡受到重用，並在後兩朝期間受命掌管釋教事務。福裕經印簡和萬松行秀的推薦，出任少林寺住持。據《元裕公禪師碑》，當時正值少林寺遭遇火災之後，他暫住緱氏縣永慶寺，在主持少林寺復建的同時，還「訓徒說法」，據稱前來援助復建少林寺工程的施捨者多「如丘山」，歸到他門下的徒眾「如歸市」，致使少林寺很快得以「金碧一新」。
元太宗死後，乃馬真後臨朝稱制四年（乙巳，1245），福裕應請為尚未即位的忽必烈親王（即位後為元世祖）在少林寺舉行規模盛大的資戒法會。元定宗三年（戊申，1248）奉詔北上住持上都和林的興國寺（《元裕公禪師碑》）。元憲宗蒙哥即位（辛亥，1251）後，曾召福裕至駐蹕的帳殿問法，得到讚許，此後奉詔在和林建北少林寺。他以此寺為中心傳法，聲望漸高，時人稱他為「少林長老裕公」，他有時自稱「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
大約在元憲宗七年（丁巳，1257）四月印簡去世以後，福裕受任「總領釋教」，授「都僧省之符」。在他統領下，從各地得到廢寺237所，安置很多僧尼居住，得以恢復修行和傳法活動。
二、福裕和元前期佛道二教的論爭
金末元初，道教除正一道之外，又興起全真道。全真道是由金朝王喆（字世雄，號重陽，自稱害風，1112—1170）在寧海州（治今山東牟平）創立，主要弟子有馬鈺、譚處端、丘處機、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稱「七真」。全真道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不尚符籙和燒煉，也奉「無心」、「忘言」及「識心見性」等思想為宗旨，道士須過出家生活。
丘處機（1148—1227），號長春真人，在元太祖十四年（1219）應成吉思汗召請，率弟子隨同西徵，勸成吉思汗「敬天愛民」、「清心寡欲」，受到賞識，十八年回燕京，受命掌管天下道門事。從此全真道迅速興起，經常發生侵凌佛教事件。李志常（1193—1256），號真常真人，是丘處機弟子，繼丘處機、尹志平之後掌管道教，聲勢顯赫，急於擴大教勢，縱容道教在各地強佔佛寺、山林、水土達482處，改寺為道觀，毀佛菩薩像改立道教神像，甚至破壞儒家孔廟，並將最初由西晉道士王浮偽造的《老子化胡經》及新製作的所謂《老君八十一化圖》等雕板印行，四處散發。
元憲宗五年（乙卯，1255）八月，福裕看到以李志常為首的全真道教團將「謗訕佛門」的《老子化胡經》和《老君八十一化圖》等道書大量雕印，在朝野廣為散發，便通過學士安藏將道書上報成吉思汗之孫阿里不哥大王，由他轉奏蒙哥皇帝，告道教「破滅佛法，敗傷風化」。蒙哥皇帝因不詳真偽，特召少林福裕及道教掌教者李志常等入宮，與丞相、貴戚、大臣等一起，當面聽他們辯論。福裕抓住《老君八十一化圖》中所說太上老君（老子）生於「五陰」等與史書明顯不同的地方，指出道教「偽妄」，並且聯繫道教強佔佛教寺院土地的事實進行控告。
現據元代祥邁《辯偽錄》卷三記載，將福裕斥責道教的部分言論摘引如下：
道士欺負國家，敢為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
道士欺謾朝廷遼遠，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兇愎，佔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佔植寺家園果梨慄、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
據載，當時李志常推說雕印《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皆是「下面歹人做來」，自己並不知情，對於各地道教強佔寺院土地的事，也表示願意退還。最後，福裕向蒙哥皇帝提出：「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蒙哥本來已信奉佛教，立即表示：
我為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
這是明確表示同意將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圖》等偽經焚毀。對此，李志常不敢提出異議。
翌日，福裕自稱「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正式上書蒙哥皇帝，主要內容有以下三點：
第一，簡要介紹佛教的由來和教理，說佛教可以輔助教化民眾，安定社會，說：「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
第二，承認古代老子確有其人，對以往奉老子《道德經》的道家、道教給予相當肯定的評述，說：「學其道者，虛心實腹，遊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按：指佛與老子）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當然，在正面肯定的同時也表露佛教優於道教的觀點。
第三，反駁和攻擊的主要矛頭是指向全真道，說：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燼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按：老子名李耳，字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浸漫四方，不可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偽興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幹時惑眾，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雕入藏，目之為經，良可笑也。
然後批判全真道新編制的《老君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的虛假偽妄，並抨擊他們在許昌所建「三教碑」上的聖人像將老子像居中，佛與孔子像置於左右的做法。
此後，蒙哥皇帝降旨對道教造偽經、毀壞佛菩薩像、改塑老子像者要治罪懲罰，並勒令退還佛教寺院37所，然而道士拒絕歸還。
元憲宗八年（戊午，1258）七月，蒙哥皇帝命忽必烈親王召請各地僧、道兩宗，並包括儒者在內所謂「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的皇宮聚會，圍繞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進行辯論，命福裕為代表佛教方面的「頭眾」，全真道的「權教」張志敬（張真人）為道教方面的「頭眾」，佛道兩方各出十七名代表進行辯論，參加集會的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擔當「證義」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餘人。在僧人當中有地位顯赫的掌管佛教事務的那摩國師、八思巴（拔合斯八，吐蕃僧）國師、西蕃國師等人。
代表佛教方面出面辯論的十七人是：燕京圓福寺長老從超、奉福寺長老德亨、藥師院長老從倫、法寶寺長老圓胤、資聖寺統攝至溫；大明府長老明津；薊州甘泉山長老本璉、上方寺長老道雲；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北京（在今內蒙古寧城西）傳教寺講主了詢；大名府法華寺講主慶規；龍門縣杭講主行育；大都延壽寺講主道壽、仰山寺律主相叡、資福寺講主善朗；絳州唯識講主祖珪；蜀川講主元一。其中燕京藥師院長老從倫，是萬松行秀的弟子，福裕的師弟；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在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奉敕編撰《辯偽錄》，將元初的佛道衝突和論爭作了詳細記載。
道教方面參加辯論的十七名代表中有十二名來自燕京天長觀（今北京白雲觀），其他來自真定府、西京（當為今山西大同）、平陽及代陽、撫州。
辯論由忽必烈親自主持，他提議雙方辯論圍繞《老君八十一化圖》、《化胡經》及其他「謗佛」道書進行，並提出如果僧人輸了要留髮當道士，道士輸了要剃髮為僧。在辯論中，僧人方面緊緊抓住《化胡經》是否老子所說？何為佛？老子有無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燒，或白日上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讓道士答辯。忽必烈、八思巴國師也親自向道士提出質難，乃至辯論。據載，道士或「無答」，或「不曾聞得」，或「不敢持論」，最後表示認輸。
於是，那摩大師命「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等人，將出面辯論的十七名道士押送燕京，將他們道冠、道服掛在長竿之上，讓遠近民眾知曉。又命道教將所強佔的佛教寺院、山林、土地四百八十二處，皆歸還佛教；《老君八十一化圖》等道經及雕板，皆令燒毀；相關碑刻和塑畫之像，予以清除。據載，由少林福裕提議，為表示佛教方面的忍讓，僅將四百八十多處寺院山林土地中的二百零二處收回，其他皆讓給道教方面。
蒙哥皇帝、忽必烈虔信佛教，在辯論中的傾向十分明顯；道教所持的《八十一化圖》、《化胡經》又破綻明顯，漏洞百出，辯敗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中國歷史上，佛、道二教雖曾發生幾次較劇烈的鬥爭，然而從總體上看，雙方基本是和諧相處的，在互相比較、爭論的同時，又互相吸收、促進。歷史證明，如果一方為了眼前局部利益而侵犯、奪取另一方的影響範圍和利益時，所引發的衝突必然損傷雙方的根本利益，並且影響社會的穩定。元早期全真道本想藉助蒙古族統治者的支持迅速發展，結果遭到佛教方面的劇烈反彈，在朝廷主持的辯論中遭到失敗，結果此後教勢長期不振，而正一派在元朝扶持下迅速發展，此外上清、茅山諸派也有發展，皆以倡導三教一致、明心見性為共同的時代特色。
三、福裕住持燕京大慶壽寺和歸隱嵩山少林寺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稱元「中統」，賜福裕以「光宗正法禪師」之號，命在他的故鄉建報恩寺，賜給田地以供僧需。他又應請住持燕京萬壽寺，並負責在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五地建立五少林寺。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春，詔全國佛僧入燕京會集，福裕法系的僧眾竟達三分之一。
福裕熟讀佛典，並博通群書，生前上堂說法，門下記錄已達幾十萬言，然而他不許雕印，說此皆「一時遊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為哉」。
福裕住持燕京大慶壽寺長達十四年，後因年老疲於接待，歸隱於嵩山少林寺。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病逝，年七十三。
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福裕的弟子慧慶將福裕的撰述刻版印行，並向官府提出為師福裕立神道碑的請求。經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陳顥的奏請，「封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福裕制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之號，命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程鉅夫奉撰神道碑，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書，少林寺住持普就立石，耶律德思鐫刻，於延祐元年（1314）刻竣豎立。（《元裕公禪師碑》）
福裕的弟子很多，分布在相當現在的河北、山西、山東、四川及蒙古國和林等地傳法，其中著名的有西京嵩山靈隱寺文泰禪師、太原府報恩寺中林智泰禪師、泰安州靈巖寺足庵淨肅禪師、成都昭覺仲慶禪師、和林北少林寺覺印禪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