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北京時間10月9日17時45分許，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約翰•B•古迪納夫（John B. Goodenough）教授，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M•斯坦利•威廷漢（M. Stanley Whittingham）教授，和日本化學家吉野彰（Akira Yoshino），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領域的貢獻。
他們將分享9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647萬元）的獎金。
約翰•B•古迪納夫是鋰電池之父，他使鋰電池體積更小、容積更大、使用方式更穩定，從而實現商業化，同時開啟了電子設備便攜化進程。他97歲高齡，是美國固體物理學家，二次電池產業的重要學者，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機械工程系教授。
古迪納夫此次獲獎也刷新了諾貝爾獎的獲獎年齡紀錄。
M•斯坦利•威廷漢目前是化學教授，是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材料研究所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主任。
吉野彰，日本化學家，現任旭化成研究員、名城大學教授。紫綬褒章表彰。吉野是現代鋰離子電池的發明者，曾獲得工程學界最高榮譽全球能源獎與查爾斯·斯塔克·德雷珀獎。
他是日本第27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截至今年為止，日本共有8名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諾貝爾獎看來很喜歡京都大學。現在日本有15名諾貝爾獲獎者，都是與京都大學有關聯。
日本曾經制定21世紀50年內獲得30個諾獎，遭到中國人嘲笑，如今日本以每年一個的速度拿獎，新世紀已拿了19個諾獎，看來他們真的要實現了！
據澎湃新聞，1895年11月27日，瑞典著名化學家、硝化甘油炸藥發明人阿爾弗雷德•伯恩哈德•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籤署了他最後的遺囑，將財產中的最大一份給了一系列獎項，即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分設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和經濟學六個獎項。
化學是對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而言最重要的一門科學，因為諾貝爾本人就是一名化學家，他的發明以及他所使用的工業過程大多基於化學知識。化學獎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提到的第二個獎項，諾貝爾化學獎由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
諾貝爾獎的獎金來自諾貝爾基金的利息或投資收益，金額隨著基金收益的變化而變化。
2001年至2011年的單項獎金為1000萬瑞典克朗，2012年至2016年獎金下調至800萬瑞典克朗。2017年，獎金改為900萬瑞典克朗。
諾貝爾化學獎近五年得主
2018年度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弗朗西斯•阿諾德（Frances H. Arnold）、美國科學家喬治•史密斯（George P. Smith）和英國科學家喬治•保羅•溫特（Gregory P. Winter），以表彰他們在「酶的定向進化」，以及「多肽與抗體的噬菌體展示技術」領域的貢獻。
2017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雅克•杜波切特，約阿希姆•弗蘭克和理察•亨德森，以表彰他們發展了冷凍電子顯微鏡技術，從而可以高倍鏡下確定溶液裡的生物分子的結構。
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法國科學家讓-皮埃爾•索維奇、英國/美國科學家詹姆斯•弗雷澤•司徒塔特和荷蘭科學家伯納德•費林加，以表彰他們在分子機器設計與合成領域的貢獻。
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瑞典科學家託馬斯•林達爾，美國科學家保羅•莫德裡奇，土耳其科學家阿齊茲•桑賈爾，以表彰他們對DNA修復的細胞機制研究的貢獻。
2014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埃裡克•白茲格，德國科學家斯特凡•W•赫爾，美國科學家威廉姆•艾斯科•莫爾納爾，以表彰他們在超解析度螢光顯微技術領域取得的成就。
「50年30個諾貝爾獎」
教育被認為是日本近現代兩次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明治維新第一次讓日本意識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意義。明治維新剛開始，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目標，日本政府在積極推進文明開化的過程中，把發展教育作為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視為富國強兵的重要基礎。正是這種教育先行的思想，推動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
當時日本的教育改革，可以歸結為「普及義務基礎教育，改革中等教育，推行實業教育，培養重點大學」。這幾個步驟，每一步都很關鍵。而普及了義務基礎教育，日本的平民才可能得到教育，這是「文明開化」的基礎。
在義務教育的投入上，日本可謂是不遺餘力。據日本教育研究專家劉孟州介紹，日本從1905年到1960年的55年間，教育資本（把教育投資的積累看作教育資本）由3108億日元增加到71000億日元，大約增加23倍，而同期實物的資本由58000億日元增加到398000億日元，大約增長7倍；國民收入由12000億日元上升為120000億日元，增長近十倍。正因為日本始終保持了教育資本高於實物資本的增加速度，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培養出大量的勞動者和科技人才，提高了整個國民素質。教育成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迅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因素，1960年以來，歐美的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曾反覆強調了這一點。
日本經濟成功之迷的內在因素是勞動力的優良素質。這種良好的勞動力，是在完善的學校教育制度的基礎上培養出來的。從教育體系的建設來看，更能看出日本兩次崛起的必然因素。從明治、大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個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相當完備的學校教育制度，從1872年到1907年的35年間，日本就普及了義務教育，而西歐的英、法等國的普及過程則長達七八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實行「六三三四」新學制（即小學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四年），又把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到九年，其入學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高中入學率由1947年的40%，上升到1979年的94%，同期大學的入學率也由10%上升到38%。到200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學與短大、高專、專門學校入學者佔 18 歲人口的比率）達到了70.7%，其中大學入學率達到了39.7%，而同期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有11.2%，就是2018年，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也僅有48.1%。
「二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被施行「外科手術式」改革，整個工業基礎被摧毀，但正是憑藉著其雄厚的人力資本，讓日本戰後迅速崛起，甚至在歷經「失去的二十年」後，日本在國際上作為經濟大國的地位也沒有發生動搖，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與醫學類獎項，更是讓世界側目。
這裡不得不提的是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從2000年到2018年，日本已經有18人獲得諾貝爾獎，提前完成目標幾無懸念。這背後既有日本政府巨大的科研投入，比如從2005年到2015年，日本這十年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居發達國家首位。2016年，日本內閣審議通過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日本政府力求官民研發支出總額佔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發投資佔GDP的比例達到1%（日本政府5年研發投資約合1.45萬億元人民幣）。
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森康晃說：「日本科學家能獲諾貝爾獎，源於知識的長期積累，是通過基礎研究積累，大力培育人才獲得的，故而並非一朝一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