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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產生
有傳說將陶器的產生聯繫到古帝王神農氏，神農氏和伏羲氏是繼燧人氏之後的兩位聖人。《三皇本紀》記載，伏羲氏「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認為伏羲氏創立了漁業和畜牧業，這就使人們的食物種類拓展到捕撈的魚蝦和馴養的家畜。而神農氏則被認為是農業的開創者，他不僅遍嘗百草，還教人們播種五穀。
《通志三皇紀》中載：「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相地宜，始作耒耜，教民藝五穀。故稱之『神農』。」
陶製炊具和容器的發展，也為發酵類食品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此後，釀酒制醢制醯(醋)等食物製作工藝也都隨之產生了。陶器的產生和陶烹的運用，是人類飲食史發展的一次質的進步，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意義深遠。列鼎而食制陶業在新石器時期發展了數千年，其製作工藝日趨完善，並為金屬鑄造業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青銅器產生
到了夏商時期，青銅器出現了。周朝時期青銅文化發展到鼎盛。與此同時，社會開始出現階級差異，人類發展步入奴隸社會。比起陶製食器，青銅食器堅固耐用，不易破損，而且造型美觀，做工精巧，既兼具石器和陶器的優點，也彌補了二者的不足，廣為權貴階層所使用。
這一時期的青銅食器分工精細，種類眾多，包括了烹調器，如鼎、敦；切割器，如刀、俎；盛食器，如簋、盤；取食器，如箸、勺；盛酒器，如尊、卣；飲酒器，如爵、角；盛水器，如盆、缶等。其造型端莊，紋飾華美，可見當時青銅文明的發達。
雖然如此，由於青銅造價昂貴，得之不易，加之製作工藝複雜，在當時並沒有成為大眾百姓的生活器皿，陶器在人們的生活中依然盛行。而青銅器皿也僅為統治階級所專享，逐漸帶有了等級標誌，成為階級、權力和地位的象徵，並由最初的食器發展為祭祀的禮器和傳國現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銅器重器。
司母戊大方鼎(商代)，鼎是最早出現的青銅食器之一，許慎在《說文解字》裡形容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早期的鼎是黏：土燒制的陶鼎，夏商時期出現了用青銅鑄造的銅鼎，其形狀有三足圓鼎，也有四足方鼎。
鼎最初被作為煮肉的食器，後來逐漸演變為祭祀專屬的。禮器，用以祭天祀祖，並作為貴族死後的隨葬品之一。 據先秦典籍記載，夏初時期，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各州牧向大禹貢金(即青銅)鑄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並將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珍異物鐫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將九鼎集中於夏朝都城。
禹鑄九鼎的傳說，使後來「九州」演繹成為國家和天子權力的象徵。鼎也因體積龐大、材質厚重、不易移動等特點，逐，漸演化為象徵國家政權的傳國重器。作為統治階級專屬的青銅食器，其演化為禮制的體現，被用以「明尊卑，別上下」，承載了特殊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藏禮於器」。
《周禮》中記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西周時期，人們的飲食習俗表現出了更多的禮儀和社會等級的差別。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傳》中有「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之說。這一按照禮制而定的列鼎制度，對不同地位等級的人所使用食器的數目，都有著明確的規定。
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統治階級的生活開始窮奢極欲，飲食也由基本的溫飽過渡到追求食禮文明。這一時期，禮制日益成熟，除了食器，樂器也被作為禮器之一。上層階級貴族在飲宴的時候，常常要擊鐘奏樂，供食者享樂，並列鼎盛放珍饈百味，場面極為豪華鋪張。《呂氏春秋》為秦相呂不韋組織門客編纂而成，其中有我國烹飪史上最早的理論文字。如《本味》篇，以「伊公說味」的故事，對飲食的選料、調味、火候等做了專門的論說，提出了著名的「三材五味」論，並列舉了當時的天下美食。這篇文字是對先秦時期的飲食烹飪經驗進行的首次文字總結。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馬醫，淺方，張裡擊鐘。」張衡的《西京賦》也有「擊鐘鼎食，連騎相過」之說。後來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寫道「間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
所謂的鐘鳴鼎食，作為封建食禮的標誌性場景，自周朝始，奠定了此後數千年我國上層社會的飲食文化基調。而作為封建禮制的發端，其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飲食本身。先秦時期飲食文化的另一大進步，就是出現了有關烹飪、食禮的著作，其中有呂不韋編著的《呂氏春秋本味》《黃帝內經》，以及《論語》中孔子有關飲食的言論記錄等，這些著作首次將我國飲食文化。上升到了理論高度。
《黃帝內經》是我國最早的醫學典籍，其中也包含了大量關於食養食療的論述，反映了我國古代樸素的飲食養生觀念。全書以探究人與天地自然萬物的關係為核心，總結了五味調和、養助益充、飲食有節、醫食同源等食養食療的理論，闡釋了我國古代飲食養生文化的內涵。其中，《素問》篇提出，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萊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這種食養模式，確立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健康飲食結構。作為儒家學說的代表，孔子的飲食觀自成體系，涉及飲食禮儀、烹飪技術、飲食原則等諸多方面。
參考資料《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