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民間信仰的專著《中國民間信仰》的作者烏丙安教授認為,在中國民間信仰中對賦予實有人物神性或半神性的信仰實體,大致上可以分為神人、仙人、聖人、巫師等四種,而「民間對於關公或關帝、關老爺的崇拜是中國民間信仰中最典型的神人崇拜。其影響之深廣甚至超過了對其它各路神靈的崇信,有清以來遍布全國各地城鎮鄉村的關帝廟就是最有力的明證」(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第四章《對附會以超自然力的文物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泉州崇奉關帝(關羽)的歷史甚早,但有材料可考,目前我們僅能上溯至明朝嘉靖(1522—1566年)年間。在萬曆(1573—1619年)年間,泉州曾出現崇拜關帝的熱潮,時人李光縉云:「今天下祠漢壽亭侯者,遍郡國而是,其在吾泉建宮,毋慮百數,獨我儒林裡中廟貌為勝。詢之故老,不知創所由始,相沿至今。上自監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薦紳學士,紅女嬰孺,無不人人奔走,禱靡不應,應靡不神。」(道光《晉江縣誌》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此「儒林裡中廟」即坐落在城南塗門街的關帝廟,該廟在《泉州府志》明代萬曆版中稱「關王廟」,清代乾隆版改稱「關帝廟」。因鄰近古城通淮門,故名「通淮關帝廟」,民間俗稱「塗門關帝廟」。
民國3年(1914年)增祀嶽王(嶽飛),故改稱為「通淮關嶽廟」至今,但民間信仰者大多沿稱為「帝爺公(廟)」。
從廣泛的意義看,民間信仰也是宗教信仰,因此,有的學者即把關帝列為道教俗神。實際上,關帝已成為儒、道、釋共同尊奉的歷史人物神明,這是歷史上儒、道、釋文化長期互相滲透、影響的結果,也反映了我國民間信仰自發選擇的無明確宗教意識的多樣崇拜特徵。而在這三種文化互相滲透的過程中,尤以儒家文化對關帝信仰的滲透最為顯著,這可以塗門關帝廟的有關碑記加以說明。
塗門關帝創自何時,早在明代的有關文獻記載中已稱無考。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壇廟寺觀·關帝廟》曰:「明嘉靖間長史李一德重修」,這是關帝廟有明確文獻記載的最早重修時間,當時稱關王廟,惜原重修碑記早已失傳,內容不祥。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有關該廟的最早碑記,為明確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李光縉所作,但原碑刻現已不存,其碑文見載於清乾隆《泉州府志·壇廟寺觀》和道光《晉江縣誌·祠廟志》等地方文獻的「關帝廟」條目中。這也是清代人所能見到的關於塗門關帝廟的最早碑記,故乾隆年間官獻瑤才會說:「按廟之建不知何時,所可考者,修於有明萬曆癸卯(1603年),為之記者李君光縉」(道光《晉江縣誌》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李光縉在明萬曆三十一年所作的碑記中,特意點明塗門關帝廟所處的位置,以暗喻關帝明正統,仇孫、曹,乃得先師孔聖之意旨。記曰:「郡人廟侯(道光《晉江縣誌》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於孔氏宮(按:即府學)之左。孔門之教莫大人倫,春秋之誅亂賊,誅其悖乎倫者。若不嘗藥、不逾境、不討賊之類,不必身親弒而後斧鉞之/諸弟子中,所推勇惟忡子路,迂正名死結纓,夫子皆過之,而許其弒君父而不從,則能明倫理之正,而不失食祿死難之義也。侯素好《春秋》,是以明正統,仇孫、曹,使其得吾夫子為依歸,當其在仲由之右與?郡人祀侯甚恪,不盡所以祀,故以此語之。」
因此,李光縉認為當時泉州人之所以會出現崇拜關帝的熱潮,是因為關帝生前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實踐儒家倫理方面為人們樹立了典範。記曰:「今所為頌侯之烈,與侯所以系千百世人心者,得非以一念殉漢之忠乎!竊以為末盡侯也。夫帝室之有隆替,國統之有存亡,自生民有主而來,誰代無之,何但漢?其歷朝死事諸臣,當改姓易命之秋,殺身翼主而極忠無二慮,何但侯?然皆一時能使人嘆息諮嗟,傳之久而名存耳,未有若侯靈響,今凜然如生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惟是生人五倫兩儀不得以墜,二曜不得以晦,人心不得以死。侯始遇玄德,朋友也;約盟而後,兄弟也;及推為中山靖王裔,以主事之,則君臣父子也。平居無裡之歡,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擔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後臣之,間關周旋,各盡其道,此侯之所以獨千古也。」
最後,李光縉告誡崇拜者曰:「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無得入此廟,縱禱於侯,侯亦必不應之。」要求他們平時需以儒家的倫理觀念來規範自己的言行,否則就難以達到崇拜的目的。
萬曆四十年(1612年),塗門關帝廟於廟右增塑劉先生、關壽亭侯、張西鄉侯神像,又附諸葛武侯神像,一併祀之,以「表漢時共事之雅,開泉人未有之祀」。
為此,李光縉又作一記之。《碑記》開篇即言增塑諸神像之緣起:「廟左右堂,左祀壽亭侯,左祀平浪侯晏,不知所以始,久沿弗敢更。萬曆甲辰歲(1604年),奉佛者遷平浪侯於堂右偏,而中塑觀音大士像,為善信皈依之地,識者非之。壬子(1612年)春,移大士像於月臺之禪室,而裡中孝廉鄉君汾、文學楊君某某、何君啟升、張君某,相議塑劉先生、關壽亭侯、張西鄉侯,附諸葛武侯,祀於其中堂,位南向,而奉平浪侯於前廳,位北向。」
這段話使我們得知明萬曆年間發生在該廟裡的儒、道、釋文化相互滲透的一個重要史實。碑記接下去的內容主要是闡述儒家思想的義利觀念:「夫古今言義者,皆屬之君臣,而於朋友則言信。然近於義而言始可復,則信亦義之符也,雖謂朋友為義交可矣。乃若兄弟未有言義者,其親本乎父子夫婦之生,其倫秩乎胞乳先後之序,乃天之所洽,非人之設,安得言義。兄弟而以義言,則自劉先主於關、張始也。……夫自古未有非輕大利之人而能與人成大利者。壽亭、西鄉以君臣之義,完手足之好;武侯釋兄弟之好,完君臣之義。或先弟而後臣,或先師而後臣,則先主以義始,而三臣以義終。」
其中,李光縉還特地提及:「武侯亦自表於先主: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其見大義而忘利如此。」
最後,李光縉道出他作此碑記的目的:「嗟夫!使人而皆能見義以忘利也,使恩誼之情篤,而身家之心輕矣。以處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何所不可哉?餘故特表而出之,以為世之臣弟友者勸焉。」
明代嘉靖、萬曆年間泉州崇拜關帝之風特盛,就其社會政治背景而言,與全國的大氣候有關。明朝中期,內憂外患並至,北有蒙古貴族餘勢力的威脅,東北有滿洲族的興起,東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擾。
另外,由於政治的黑暗,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為維護封建政權的地位,嘉靖以後的統治者特別注重體現在關帝身上的儒家忠義思想,對民間關帝信仰有意識地加以扶植和引導,以為現實政治服務(吳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鷺江出版社,1993年6月)。
就其社會文化背景而言,則與泉州地區的小氣候有關。泉州自唐代歐陽詹中進士後,向學風氣大盛,南宋時一是我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過化之區,素有「海濱鄒魯」之稱,中科第者不僅數量多,而且出現過四世進士、三世進士,以及父子進士、祖孫進士、兄弟進士等盛事。就明代而言,泉州人讀書治經蔚然成風,出過70部左右具有一定影響的研究四書的專著,而明朝中期以後的福建朱子學的代表人物,則全是泉州府人。
程朱理學在泉州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明代泉州回民的漢化,也與之有密切關係,時在嘉靖、萬曆間,正是泉州崇拜關帝風氣特盛之際。實際上,泉州士大夫在關帝信仰活動中,是十分積極和活躍的,他們或主持修廟,或撰寫碑記,或塑神像奉祀。
到了清代,儒家對關帝信仰的文化滲透仍在繼續,這可從撰寫於清代的其它的幾篇碑記得到反映。在對泉州民間信仰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儒、道、釋互相滲透的文化現象是相當普遍的,並不只局限於關帝信仰,而且一直綿延至今不息。
作者:李天錫:《關帝信仰在華僑華人中的傳播和影響》,刊《泉州道教文化》總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