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周恩來邀請北上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愛國人士中，李濟深是排名第一位的。但是第一批北上的人士中只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
李筱桐六歲時與李濟深在北京李公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周恩來邀請北上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愛國人士中，李濟深是排名第一位的。但是第一批北上的人士中只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
李濟深為何不在此列？
此時在香港的李濟深是在港民主派領導人中威望最高的一位。對他來說，北上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他要面對的複雜情況遠超出人們的想像。今年是李濟深先生誕辰125周年，解放後與李濟深相處時間最長的李濟深的女兒李筱桐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了李濟深在建國前北上的點點滴滴。
在1948-1949年那樣的特殊時期，李濟深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目光和關注：蔣介石、宋子文、美國政府、香港當局、李宗仁等都對他積極爭取。蔣介石要秘密除掉李濟深；宋子文希望李濟深取代蔣介石，保住華南；美國政府試圖利用李濟深在國民黨之外再組織建立一個新政府，取代蔣介石；香港當局則希望李濟深留在香港；李宗仁也希望向李濟深尋求幫助保住華南。而李濟深自己也有個計劃：與中共合作擊敗蔣介石！
北上意味著生死離別
1947年10月初，廣東省省長宋子文在香港拜訪李濟深。據李濟深之子李沛金回憶，「他（宋子文）告訴父親他擔任廣東省省長並不是蔣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國政府的授意。美國政府對蔣很不滿意，想讓宋子文、孫科、張群等取代蔣介石，領導政府與共產党進行和談。他希望父親能夠說服以前的部下陳誠、張發奎、餘漢謀、薛嶽、蔡廷鍇、蔣光鼐、黃琪翔和桂系共同參與。父親反對這個計劃，他認為這將會延長衝突，造成更大的傷亡。」同時，李濟深向宋子文提出了一個反建議：先在廣東省釋放政治犯。宋子文這才意識到自己並無實力做到。
1948年秋天，美國政府感到蔣介石當局的失敗是不可避免了，於是就發出試探，試圖利用李濟深在國民黨軍政界的影響組織一個新政府。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李濟深作為代替蔣介石的新領導人出現將會在國民黨中受到廣泛歡迎，「因為李濟深被普遍承認是稱職的行政官員，他的愛國精神和個人品格也無懈可擊」。該報告在美國國會造成很大影響，所以美國寄希望於李濟深 。
「美國派前任招商局主席蔡增基對爸爸講述了美國的計劃：組織第三勢力取代蔣介石。爸爸認為這個計劃將造成中國的分裂並將捲入無休止的軍事衝突。父親斷然拒絕了美國的建議。」李筱桐說，「但是英國和美國當局都不希望我爸爸去共產黨解放區。」
1948年年底，控制著40多萬軍隊的白崇禧想說服李濟深參加桂系與中共的和談。在此之前，白崇禧曾5次逼迫蔣介石從領導崗位上下臺。白崇禧讓人帶大筆錢款和一封私人信件乘專機到香港聯絡李濟深。而此時，李濟深已經離開香港。
1949年初，李宗仁擔任國民黨政府代總統後，致電李濟深、宋慶齡、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張瀾、張東蓀和另外一些人士，想獲得他們的支持。此時，民主黨派已與共產黨合作。「李宗仁致電父親時，父親早已離開香港到達解放區。」
李濟深在香港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密切的關注。香港特務機構頭子王翠微，被派遣日復一日地拜訪羅便臣道92號，表面上是為了表示尊重，事實上是監視李濟深的行動。「在我們家的周圍，隨時都有港英當局的警察，還有國民黨的特務在監視，在我家樓對面的一個舊車庫裡，國民黨的特務時時刻刻監視我們。在門口，有香港僱傭的印度籍警察走來走去。」
而且，對於李濟深來說，北上則意味著一場生死離別。當時李濟深的第二個妻子雙秀清已經重病在床。
「我母親肝癌到晚期，出現了腹水，很重很重了，我父親北上就是生離死別。我母親病那麼重是不能走的，我們就在等我母親死，等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們才北上。」李筱桐含著淚說。
這時候對於李濟深來說，北上還有著更加難以抉擇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三個兒子都在蔣介石手中。
「北上的時候，我三個哥哥都在蔣介石的手裡，三個男孩：李沛鈺、李沛文、李沛瓊，一個在航空學校，一個在少年航空學院，一個是華南農學院的院長。因為我爸爸反蔣，蔣就把他們控制起來了，這是血肉連心的。父親不是賴在香港不肯走！」李筱桐說，「在抗戰期間，日本人曾派父親的一個朋友來找父親，說只要能夠合作就將中國華南、西南交父親管轄，被父親當面拒絕。父親為了表明抗日的決心，還在1942年和1944年先後送李沛鈺、李沛瓊到幼年空軍學校學習，把孩子送到空軍學校不是為了鍍金是為了精忠報國，和美國飛虎隊員一樣，和日本鬼子在空中戰鬥。所以，我爸爸不像某些電影說的，是賴在香港不肯走。」
何香凝說服李濟深北上
1948年5月的一天，香港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寓所，兩位客人前來拜訪。看到其中的一位來客，李濟深趕緊起身相迎。
來人正是何香凝，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她的兒子廖承志此時任新華社社長。李濟深非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過何香凝來做李濟深的工作。
何香凝向李濟深介紹了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她建議李濟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區。
何香凝對李濟深說：「任公，你還是早去為好，一則是形勢的需要，二則為了你自身的安全。」
同時，李濟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對他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還告訴李濟深，說周恩來對他在桂林主政時提供的幫助念念不忘。當時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負責採購運送各根據地所需的無線電器材、汽油、西藥等重要的物資。而這些物資運到桂林之後，需要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的批示，才能夠有車輛運往陝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濟深批示的，他總是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話，讓李濟深下定決心北上。然而，李濟深不僅上了蔣介石的黑名單，更是各方政治勢力關注的焦點，他如何才能避開各路人馬的視線，「金蟬脫殼」呢？
為了麻痺監視他行動的密探，李濟深巧妙地安排在動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聖誕節，由他發出請帖邀請王翠微夫婦到他家裡吃飯，時間定在12月27日。他們沒有想到李濟深會在26日離開香港。
而在李濟深府邸外，國民黨特務早已安排了監視哨，有一個小雜貨鋪正好能看到李濟深的衣帽間，只要李濟深掛在那裡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說明李濟深走了。當李濟深臨走之前要去拿這個衣服時，一雙手擋住了他。
這個人就是中共統戰戰線和秘密戰線的翹楚人物、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他告訴李濟深，何香凝邀約赴宴。
夜深了，看到李濟深的外套還在，對面的特務以為李濟深還在。小雜貨鋪的燈光仍然亮著，而李濟深已經消失在夜色裡。
1948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的這一天，遠在西柏坡的毛澤東從李維漢送來的電報中接到了這個最好的生日禮物。
當晚，李濟深一行的車隊直奔維多利亞港。他們不緊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幾條遊艇，還隨帶了很多酒菜。遊艇在海面上飄遊了一個多小時之後，突然調頭駛向東南，靠近了早已停泊在此的蘇聯貨輪「阿爾丹」號。李濟深一登上「阿爾丹」號就發現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澤民、柳亞子、朱蘊山、茅盾、洪深等人，他們都是喬裝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裝革履、有的長袍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們都是兩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爾丹」號上，他們迎來了1949年的1月1日。為了慶祝新年，也為了他們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興奮，一起共話未來。同船的茅盾還準備了一個大冊子，請大家題字，李濟深提筆寫下了：「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一艘貨輪駛進蘇聯控制的旅順軍港，蘇聯戰艦鳴笛致敬，這艘船正是 「阿爾丹號」！
為什麼貨輪要捨近求遠，不停靠大連港而停靠旅順軍港呢？原來，周恩來認為，大連港雖已解放，但是國民黨特務仍然有可能在李濟深上岸時趁機暗殺，所以改走旅順軍港登岸。
雙秀清去世之後，李濟深的家人也都動身北上，1949年9月抵達塘沽。
「我們坐的是丹麥的貨船，從香港到塘沽，很危險。因為我最小，小孩們又饞，大孩子們就把最小的我推到丹麥船員室唱英文歌，跟他們要吃的，要點巧克力什麼的。到了以後，我們還不能進塘沽，因為是外籍輪，父親打通了好多關係才能上岸。上岸的時候父親就看見我們都帶著黑紗，人群裡我最小，當時我看起來就像三四歲的孩子，其實我已經六歲了。父親特別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淚縱橫，我從來也沒看見過父親眼睛充滿淚水，他就想我這麼小的孩子就沒媽了……」李筱桐哽咽著說。
「我們家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難，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陽臺上都是人，我和我媽媽睡，三個孩子擠在一個房間裡上下鋪，就為了把最大的房間給我爸，要留一個靠海的最好的房間作為客廳。有一次，在這房間裡，父親接受美國《時代周刊》的採訪，我父親上身穿得挺不錯的，可是腳上穿的鞋，腳大拇指都露出來了。《時代周刊》的鏡頭特別好就把露著腳大拇指的照片登出來了，這張相片美國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國的哥哥也看到了。」
「因為經濟的問題，我母親在生我之前，打了一對雙胞胎，所以身體很虧了，就不能再打了，又懷了我，我就算留下來了，也就先天非常不足。」
1949年2月25日，李濟深和其他民主人士到達北平，參與到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相關事宜中來。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首次開會。李濟深在會上致辭：「我們可以順利地建立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了，這是何等高興的事！」
「及身要見九州同」
來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隨家人搬進了北京西總布胡同5號的「李公館」，這是一棟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層樓房。「原來是三套院的平房，因為家人多住不下了，總理在1954年就親手為我家量身定做，改為了三層樓房。」
李公館共有大小房間40餘間，樓裡有一個大客廳，一間大餐廳，一間辦公室兼書房，兩間會議室，一間撞球室，一個儲藏室和許多浴室（每兩個臥室合用一間）。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層。「我們一家那時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親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蓮、5個兒子、8個女兒、4個孫子輩孩子和一個阿姨。」據李沛金回憶，「國家給父親配備了一個行政助理，三個助手（負責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務），一位醫生，兩輛轎車及司機、廚師和傭人。樓裡駐紮著一個班的警衛人員，每當父親外出時，警衛人員就隨同護送。」
李濟深在忙於各項國務活動的同時,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日常會議。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親李濟深特別喜歡孩子，穿著很隨便，「就穿一個大褂，戴個瓜皮帽。他經常要參加宴會，在家裡吃一點點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詞，背為了什麼、什麼……乾杯！他是負責宗教民族問題的國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請，比如僑胞代表團。」
參加完活動，「回來以後就穿上這身衣服，跟孩子玩。」 李筱桐回憶說。
由於李筱桐看上去瘦弱，來家中議事的客人也對她給予了更多的關心。「張伯駒伯伯送給我一隻小狗,我給它取名叫家虎。父親給我喝的牛奶,我總會偷偷分一半兒給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著八角帽，她給我們展示了一張戴著八角帽的照片說：「這是在解放區買的衣服，別看我戴著小八角帽，穿著小列寧裝，看起來乾淨精神，可是在我書包裡，總是藏著沒吃完的饅頭夾雞蛋。」
雖然李濟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聽說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正式薪水還高。」但李家是一個大家庭，「雖然父親很節儉，沒有什麼奢侈的愛好，他不喝酒，偶爾才抽菸，在家中常穿舊的中式長袍，但這份薪水還是不夠的。」
李濟深派秘書周澤甫去南京賣了他在鐘鼓樓頭條巷2號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來聽說李濟深經濟困難後，要撥款給李濟深，被謝絕。
「1948年,因為在香港籌辦《文匯報》,他賣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時,他為國家買飛機,個人捐款佔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響下,我們家在父親去世後就把北京的李公館退給了國家,而他所收藏的數百件珍品也無私捐出。」李筱桐回憶說，「父親偶爾也在報上發表詩作獲得一筆額外的稿費。每當父親從出版社收到稿費，他就帶全家到飯店吃一頓。只有在這時，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頓好菜、吃頓烤鴨什麼的。」
李筱桐說：「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我父親說的話都非常重視。比如遷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爾濱。比如保護國畫、圍棋、佛教，總理都非常重視。」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後來，毛主席說：民革裡我只認識李濟深。」
在「反右」中，「我父親開會動員大家暢所欲言、提建議，可是這些人都是跟我父親戰鬥了幾十年的戰友，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使我父親非常鬱悶。由於長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導致了身體的不適」。
1957年10月9日，李濟深因病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留下了「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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