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八十年戰爭期間，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荷蘭與西班牙交戰雙方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維持著與對方的貿易，也就說他們各自都將資源供給自己的敵人。在以往所有的戰爭中，雙方維持著違禁品貿易以及走私貿易，但是在1578年至1648年期間，這種貿易如此長 久地存在並不多見。
荷蘭共和國當局中的許多位高權重的人都是船主和商人，他們深深地捲入與伊比利亞半島以及由西班牙與葡萄牙王室統治的海外領地的貿易活動。除了短暫的時間以外，他們允許繼續進行這樣的貿易，只要雙方支付相應的港口稅就可以了。這些稅收的收入成為荷蘭的五個重要的省份即鹿特丹、荷蘭、澤蘭、北角以及弗裡斯蘭建設海軍以及海軍戰艦的主要財政來源，還要用於荷蘭戰艦的維修，這些戰艦中的大部分是由商人僱用的。
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方面，他們也發現沒有原材料以及成品材料，特別是荷蘭 人從波羅的海沿岸以及北歐帶來的穀物以及航海用具也是難以維持國家的運作的，伊比利 亞國家對荷蘭的階段性禁運不過是捉襟見肘而已，西班牙和葡萄牙沒有與荷蘭的貿易就不 能維持長久。宗教信仰上的衝突曾經是導致「荷蘭反叛」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博克塞引證了兩位歷史學家埃諾·凡·蓋爾德和凡赫頓關於從1567年 至1573年西班牙人在尼德蘭設立的臭名昭著的「血的議會」所迫害的12302名受害者的社會成分的調查和分析，可以看到16世紀70年代尼德蘭社會階層的橫截面。這些被迫害的對象對於天主教信仰不是持消極的看法就是持積極的敵視態度，反正都沒有好感。
這些人中有紳士、商人、外科醫生、律師、藥劑師、鐵匠、木匠、石匠，以及許多從事各種經商活動的人們，人數眾多。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不是加爾文派的信徒，在經歷流放以及坐牢等迫害以後活了下來，主要居住在城鎮裡面，後來這些城鎮中都流行加爾文派的預定論思想。在此情形之下，新教在城鎮中迅速地 廣為流傳，自然要超過鄉村地區。而在南方諸省的鄉村地區擁有土地的紳士們中則仍然保 持對於西班牙王室以及天主教信仰的忠誠。新教在北方各省的發展情況也是參差不齊，在 《明斯特和約》籤訂以前，新教徒的人數是否超過大多數居住在鄉村、仍然保留對天主教 信仰忠誠的人是很值得懷疑的。
從1572年開始，一些城鎮的騷亂標誌著荷蘭人開始反抗西班牙人的統治，但是這還並 不意味著尼德蘭的反抗已經發展為一種全民的運動。在一些地區，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 對羅馬天主教會心懷不滿，路德宗、「再洗禮派」、加爾文派以及其他形式的被天主教會視 為「異端」的派別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但是對於天主教會的不滿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人都要擯棄舉行彌撒、神父的獨身制度以及取締宗教修會。好戰的加爾文派是少數，好戰的羅馬天主教徒則分布甚廣。雙方的市民以及工人更關心的或者說更喜歡的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自由，當然他們都不喜歡也不容忍在荷蘭廣設宗教裁判所。參加「反叛」的貴族以及紳士相當多，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運動的領導者。
1572年「反叛」的成功很大程度是由於一批信奉新教的貴族、市民、手工藝人、農民以及半海盜式的海員臨時湊合起來舉事，荷蘭省以及澤蘭省的上層和中層階級勉強地承認了他們舉動的正當性，後者對於西班牙的軍隊橫暴地駐紮在他們的民舍裡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倒行逆施是極為不滿的。 在這一時期，城市的工人以及失業的人們也在反抗西班牙人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特 別是失業者的人數在這個宗教-政治動蕩以及物價高企的歲月裡與日俱增。
在1567年至 1572年間，飢餓和失業特別流行，尼德蘭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也因為與英國關係的破裂，在波羅的海沿岸貿易遇到困難，1571年的瘟疫流行，1571年至1572年穀物價格的上漲而飽受負面的影響，最後，在1572年春天，阿爾巴公爵還仿效西班牙的稅收，加徵一種名叫「第十便士」的營業稅，此時荷蘭人已經快要發動起義了。在起義發生以後， 由於城鎮的好鬥的信奉加爾文主義的市政廳的議員們的加入，起義的方向也由他們主導， 窮苦的底層階級的人們更有理由參加這一行動，因為運動的領導者可以給他們工作和麵包。
另一方面，在西班牙軍隊重新佔領的城市，許多市民也無法馬上就立即調整他們的新 教信仰，去迎合經過反宗教改革運動再度加強和鞏固了的羅馬天主教會特蘭託大公會議的信條。阿爾巴公爵下轄的西班牙人的肆意妄為和來自義大利的軍人士兵使得原來持中間立場的人們倒向了荷蘭的起義者，同時，「海上乞丐」們的激烈的暴力鬥爭也使得許多動搖分子回到了服從教會以及國王的立場。其實，在最初的時候，加爾文主義是在尼德蘭的南部而非在北部獲得許多追隨者的， 但最後形成分野的地方似乎出現在東西之間而非南北之間。當阿姆斯特丹支持羅馬天主教 徒的時候，安特衛普則擁有強大的加爾文派團體。
東部各省，包括後來已經是新教大本營 的東北部省份，當時是保持對於天主教的忠誠的。但是帕爾瑪在16世紀80年代對於佛蘭德斯、布拉班特以及部分東北地區的重新徵服，並沒有使得西班牙的勢力超越由斯海爾德河、馬斯河、萊茵河、埃瑟爾河以及弗裡斯蘭沼澤地構成的那條強大的防衛線。在1592年帕爾瑪去世以後，莫裡斯親王率領的信奉新教的荷蘭軍隊重新徵服了東北地區。他的繼任者韓德列克執政官則進軍南部地區，佔領了東南部的天主教的重鎮馬斯垂克。然而， 直到1637年荷蘭人重新佔領布雷達為止，西班牙人對於北方各省的威脅仍然沒有最後消除。
執政官韓德列克與「沉默者」威廉一樣，企圖在他重新徵服的地區推行宗教寬容的政策，允許羅馬天主教會公開舉行彌撒的儀式，他希望以此方式可以誘使所謂南方「服從的省份」加入北方七省的聯盟。不幸的是，更為嚴格的加爾文教派有足夠的力量阻止這個政策的施行，他們不擇手段地想要建立加爾文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排斥羅馬天主教會以及別的教派。 在1572年的夏天，當「海上乞丐」的鬥爭蔓延到荷蘭省以及澤蘭省的大部分地區的時候，好戰的加爾文派只是少數人，在通過暴力的或是欺詐的手段佔領了一些城鎮以後，他 們就想方設法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他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是在反叛的以及逃跑的人口中唯一的擁有精良武器的群體。他們儘快地和儘可能地在佔領的地區驅逐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父以及修士。
儘管奧倫治親王以及其他的一些政治家主張採取宗教寬容政策，但是加爾文派中的一些強硬派仍然我行我素。他們廢除了羅馬天主教會的聖統制，代之以他們自己的在城鎮的教區以及牧師。當時，大部分北方城鎮的居民在思想上都傾向於他們這個嚴格的加爾文教派，然而，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信奉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居民並沒有受到幹擾並且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教堂裡舉行彌撒。
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勝利的加爾文派教徒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教會組織系統。每一個教區都有各自教會參議會，由加爾文派的牧師以及平信徒組成，由加爾文派的牧師擔任主席。各個教堂還組成了「評議會或教區會」，它們是教區管理和裁決機構，荷蘭聯省共和國7個省在「評議會或教區會」的基礎上再組成一個「教會會議」，當時的加爾文派在北方以及南方各設有一個「教會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