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傳統農區的土地規模流轉過程中,一些新問題和風險逐漸顯現出來,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轉加快、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種糧成本居高不下等情況下,種糧大戶普遍感到資金吃緊。不少大戶不得不四處借債,甚至靠借高利貸種地。同時,與土地流轉相配套的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嚴重滯後。
萬畝「糧王」破產記
從2009年起,重慶永川區農民梁自然租種了1萬多畝糧田搞規模經營。為提高種糧效益,梁自然設計了完整的集約化生產方案:組建勞務合作社,解決無人種地問題;建立農機服務隊,提高種糧效率;統一供種、施肥、植保,保證糧食品質……但這個看似完善的集約化設計卻在現實面前碰壁,生產成本超過種糧利潤,「糧王」累計虧損200多萬元,最終破產。
規模種地集約經營,「糧王」開闢種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鎮石對窩村村民,早年外出務工,回鄉後搞起了稻米加工廠,年銷售收入達2000多萬元。他告訴半月談記者:「搞大米加工,最煩心的就是要從一家一戶收購稻米,糧源沒有保障,稻米品種不一,優劣混雜,農藥殘留多,很難賣上好價錢。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種糧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區朱沱鎮8個村47個村民小組、2632戶農民的10663畝稻田,種植水稻,變身重慶最大的「糧王」。
為種好1萬多畝地,按照集約化設計,梁自然以村社為單位,組建了15個勞務合作社,梁自然負責統一提供農藥、化肥、良種等生產資料,合作社完成勞務承包,負責育秧、抽水灌溉、施藥、收割、晾曬等生產環節的勞務需求,由梁自然付給勞務費。
為提高種地效率,梁自然還組織了30多人的農機服務隊,負責統一種植良種、統一病蟲害防治、統一施肥、統一機耕機收等。與勞務合作社提供的季節工、時段工不同,農機服務隊是長年的專業隊伍,每人每月工資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會種地,他專門聘請了8名農業專家做技術指導,月工資1700元。租地後,梁自然還專門註冊了「道森」優質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約化生產設計,萬畝糧田每年能提供5500噸左右的穩定糧源,而且通過統一良種、統一生產標準,建立品牌,還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說:「普通大米市價約1.2元/斤,而我生產的優質水稻,價格能達到1.7元/斤。如果通過集約化生產能達到無公害、綠色大米標準,價格還能翻番。」
梁自然測算:土地流轉後,平均1畝地投入成本約為960元。通過集約化經營,能在糧食生產環節實現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環節則能盈利。種植1萬多畝水田,一年純收入可達到200萬元左右。
集約化、規模化處處碰壁,年年種地年年虧
在規模種田的過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萬畝糧田集約化生產方案,一方面沒能降低種糧成本,反而由於僱傭勞力成本猛漲,不斷擠壓種糧利潤;另一方面沒能解決田塊細碎,單位面積投入高的問題,反而是租地面積越大,虧損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勞務合作社籤訂的勞務承包價格為810元/畝,但由於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供不應求,梁自然實際付給合作社的勞務報酬已經超過900元/畝。
「租地種糧遇到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農村勞動力很短缺。勞務合作社僱傭的大多是散工,如果價錢低了,他們寧願外出打工,實際勞務價往往超過合同約定價,我們也沒辦法約束。」梁自然無奈地說。受勞務價格明顯上漲影響,梁自然種地第一年就虧了50多萬元。
在西部丘陵農區,糧田高度細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落後,梁自然組織的農機服務隊功能大打折扣,沒能發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轉的1萬多畝地細碎分成了8500多塊稻田,雖然有農機服務隊,還有200多萬元的農機設備,但也只能解決40%左右連片水田的機械化耕作問題。」梁自然說,剩下的田塊農機服務隊派不上用場,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畝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環節成本攤下來,比散戶種糧還高。
同時,梁自然流轉土地配套的水利設施大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現已完全廢棄。單是為了平整田塊、整修水渠和田間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萬元,但這也只能解決不到30%田塊的灌溉、機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約化經營並沒能解決生產現實難題。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畝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種糧持續虧損。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轉面積縮減到2900畝,但當年又先後遭遇凍災、旱情,糧食減產超過30%,搞得農民土地租金沒法兌付,還拖欠了20多萬元工人工資和農藥物資款。最後,梁自然種地累計虧損已有200多萬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轉地,種糧以破產告終。
農業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撐體系待健全
半月談記者跟隨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經轉包的農田,看到有的田塊已經種上了樹木,有的則被改造挖成了魚塘,還有不少土地荒蕪,只是偶爾能見到一兩個老農民在犁土翻田。看到這樣的場景,梁自然連連嘆息。
為啥有了完整的集約化設計,種糧還是不賺錢,甚至虧本?梁自然經過反思認為,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種地過分求大,盲目投資,沒有真正做到適度規模經營。梁自然坦陳,當初是憑著一腔熱情種地,沒有充分考慮農業生產實際,也沒搞風險評估。轉包1萬畝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萬元以上,這已經超出了梁自然的經濟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經營虧損,就容易使資金鍊斷裂,梁自然本人和農民的利益都會受損。
二是政府農業補貼、農業金融、保險等政策性支撐體系建設滯後,使大戶種地抗風險能力脆弱。
規模種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規模種地以來,梁自然幾乎天天為錢發愁。「政府農業補貼標準低,還經常拖欠。直到破產時,政府還欠我30多萬元補貼款。」梁自然說,他三天兩頭跑銀行貸款,但是很困難。農業項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資產,不能抵押融資。自己只能到處籌錢,甚至借高利貸。
「種糧以來,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但災情損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經常跑永川各家保險公司諮詢辦理農業保險,但得到的答覆都是「農業風險太大,公司不辦相關險種」。
梁自然認為,投資風險評估、社會化服務配套、政策性補貼、農業金融、保險等環環相扣,如果這些環節都能發揮作用,自己集約化經營可能不至於一敗塗地。面對失敗,梁自然仍不甘心,他還盤算著出去考察,準備再次包地種糧。(半月談記者 李松)
農業項目「壘大戶」風險重重
在部分傳統農區,半月談記者走村入戶,深入田間地頭,傾聽種地大戶的酸甜苦辣。不少農戶反映,在土地規模流轉的過程中,一些新問題和風險逐漸顯現出來,亟待進行破解。
土地流轉求大、求快,農業項目「壘」起了大戶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中央鼓勵通過土地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但是在實踐中,「多大規模是適度」標準較為模糊。半月談記者在各地調研發現,近年來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出現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動向,一些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虛胖」現象嚴重。
在中部某糧食主產縣,截至2013年,該縣流轉土地1000畝以上的農業大戶有80多戶、4000畝以上的有11戶、1萬畝以上的有3戶,最大戶土地流轉面積近4萬畝。
採訪中,基層幹部坦言,大規模土地流轉被領導看成衡量農業發展政績的指標。雖然農業部門並不贊成土地大規模流轉,但上級官員很推崇,因為「大項目」才是看得見的政績。
無獨有偶,中部某農業大市也出現了類似土地流轉規模過大的問題。據農業部門對土地流轉項目分析來看,這個市一次性連片流轉千畝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積近80萬畝,佔已流轉面積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轉項目在發展過程中也確實出現了「圈田佔地有後患、規模過大有風險」等問題。
當地農業局幹部告訴記者,土地流轉面積過大投入就大,面臨的市場風險也大,不符合適度規模經營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場風險,容易引發生產波動,影響社會穩定。
除了通過行政命令、下指標的方式「壘」起大戶之外,有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業時,對經營項目不熟悉,盲目認為流轉規模越大、經營效益越高,資金、技術、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產生風險。重慶永川區種糧大戶梁自然種糧破產後,不少流轉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費。
在重慶市農學會會長張洪松看來,土地規模經營風險較大,應該堅持的原則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形式如何選擇,應由承包農戶自主決定,不能用簡單化的行政幹預手段來推進流轉;第二,嚴格設立社會資本入農門檻,對其經營能力、項目前景、預期風險進行有效評估,降低土地流轉的風險。
「如果有專業服務,何必下血本買這麼多農機」
半月談記者採訪發現,隨著農地加速流轉,各地種地大戶不斷湧現,但與土地流轉相配套的農技推廣、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滯後。社會化服務供給不足,使不少農業大戶不得不「自操自辦」,甚至患上「大包大攬症」。
「種地一年利潤也就五六十萬元,如果專業組織能提供低成本服務,何必下血本買這麼多農機設備?」談到自己花70多萬元買了30多臺農機種地的事,重慶彭水縣聯合鄉種糧大戶何世素話語中透著無奈。
何世素農機作業「自操自辦」,原因在於彭水縣農機服務組織發展趕不上大戶增長的速度。彭水縣農委主任羅遠江介紹,彭水縣耕地面積超過70萬畝,2012年種糧大戶增長到118戶,而目前縣裡只有1家農機專業合作社,農機具只有15臺。「10家大戶才能平分一臺農機,能搞出啥服務?」
在河南農區,農業大戶也面臨類似難題。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彭店鄉農民柳學友,流轉了3000多畝地種高粱,他說:「高粱種植對播種技術、農藥施用有很高要求,但縣裡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僱工大多是55歲以上的閒散勞力,很多人不會使用農機具,藥物配比、機械噴灑,掌握得也不精準,農藥殘留經常超標。」為解決高粱植保難題,柳學友不得不自己組織起20多人的植保勞務隊,育苗、播種、田間管理、收割、歸倉,環環不落,都得親力親為。
同時,隨著農業市場化不斷發展,種糧大戶對專業服務需求也從單純的生產環節服務向資金、信息、加工、運輸等綜合性服務擴展。相比於農機、植保等產中社會化服務,產前、產後服務體系建設更顯薄弱。
河南省武陟縣喬廟鄉農民王福軍流轉了1700畝地,年產糧超過150萬公斤。王福軍說:「大戶種糧最關心的是糧食收儲、供求、糧價走勢預測等專業市場信息。但現在這塊服務基本上還是空白。」
「種糧患上『貧血症』,不靠高利貸不行」
在土地流轉加快、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種糧成本居高不下等情況下,種糧大戶資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資金吃緊。為了種糧,不少大戶不得不四處借債,甚至靠借高利貸種地。
「以前包三四十畝地,資金投入不多,還可以自己解決。但現在我土地轉包面積已超過1200畝,每年投入接近150萬元,種糧已經患上了『貧血症』,不靠高利貸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蘆村鎮蘆村農民王明傑說,「到信用社貸款很難,農民沒有抵押物,沒人給你貸款。」去年王明傑為了種糧,找遍10多家親戚,東拼西湊才湊齊40多萬元,最大的一戶借了10萬元,其餘兩三萬元不等,每家每戶都要挨個打欠條、籤字蓋章。顯然,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資金鍊斷裂,很可能導致破產。
半月談記者在各地採訪發現,農業大戶所患的資金「貧血症」較嚴重。僅以重慶為例,據重慶市農委專題調研課題組調查,全市1.7萬個農業合作社融資需求近65億元,目前獲得貸款只有1.4億元,需求滿足率僅為2.15%。涉農貸款除了要支付銀行貸款利息之外,一般還要額外支付擔保費、抵押資產評估費、手續費等,涉農貸款實際成本高於城鎮非農貸款。
同時,由於農業生產自身的高風險性,決定了農業信貸項目風險高,不可預見性大,這與商業銀行資產運行的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需求產生矛盾。陝西省涇陽縣中張鎮西王村種糧大戶張高民苦笑著說:「我去銀行貸款,銀行的人說,種個地貸什麼款!」
針對高利貸種地的難題,不少種糧大戶建議,應對農民生產貸款實施基準利率,差額部分由財政貼息,從而刺激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同時,從惠農、保障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農民種糧應當享受基準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國家可給予銀行貼息政策。(半月談記者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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