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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阿寶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誌社研究員。
來源：本文原刊於《文化研究》第24輯（2016年春）。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全文請參見原刊。
［導讀］中國傳統上以方正為美，中國建築也講究「橫平豎直」，圓形元素在建築中比較少見——大多數人除天壇外說不出第二個。然而，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厚重、方正、莊嚴的建築群中，那座明亮、輕盈、圓潤的國家大劇院，無疑是又一個美麗的例外。在天安門廣場這個體現著國家意志神聖感與崇高感的規訓空間裡，這樣一個人畜無害的「鴨蛋」靜靜躺在廣場一角，以其親切舒緩的造型與親水空間釋放著廣場遊客的壓抑感與渺小感。本文認為，建築師安德魯在設計國家大劇院的過程中已經超越了一個普通建築師對建築本身的考量，而是在為中國首都的政體空間提供一種來自西方民主社會的改造，而對這一改造的接受，正體現了當今中國政治意志的現代意識與開放意識。
中心空間的擾動
撇開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人幫助制定的北京市總體規劃，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是以一個中心、一個十字和若干圓環為基本骨架和特點的，而且這一思路在歷次總體規劃修訂中不斷充實完善.今天我們看到的北京城區，就是這一規劃理念的產物。一個中心是指天安門廣場，一個十字是指南北中軸線和東西長安街的交叉，而若干圓環是指已經建成的圍繞城市核心區域的六條環路，據說還有建設「大七環」的構想。
以長安街為界，北京的中心被分隔為南北兩個部分，北部是人所共知的故宮，這也是一度讓安德魯迷戀的透露大量中國歷史文化密碼的皇家宮苑；南部則是以西式廣場空間為基調，周邊布置了象徵新權威的一組高大的建築——國家博物館（即原來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後來的毛主席紀念堂。南北兩個部分之間不僅有內在聯繫，更有歷史的替換關係：今日的故宮已經成為一座歷史博物館，一個供人們參觀的歷史文化場所，它所扮演的角色幾乎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而是更加凸顯了文化底蘊，它表徵中國傳統文化中帝王政治體制和空間結構的形態和意義，但所有這一切都隱蔽於作為文物呈現在公眾面前的皇家場所、皇家器物、皇家規制的幽處，人們所能夠感受到的只有通過歷史想像而回到過去的皇家氣象。而天安門這扇皇家大門向後來的西式廣場的敞開，則更為明確地表達出這種傳承和接續的意味。人們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一個充滿現代感的規制空間。天安門廣場無疑是在向世人展現一種歷史進程中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格局。一旦人們投身這一闊大的空間，渺小地駐足其間，一種生命本能的歸屬感油然而生。舉目四望，廣場上的建築不僅挺拔高大，而且正義感十足，完全可以從中獲得某種強大的精神支撐。現代權力空間已經完全取代了古代權力空間，並且進一步成為人們嚮往的安身立命的理想場所。當人們回望雄踞北方的具有厚重歷史感的建築群落時，會感到權力的傳承與接續在光陰荏苒、時空變遷中使人有了一種生存的底氣。
在紅色中國的政治架構中，文藝處於與經濟基礎相對的上層建築位置上，有關它的空間安排應該貼近於實體性政權的運作機制。當年毛澤東把文藝定義為兩支能有效打擊敵人軍隊中的一支，可見文藝承擔著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功能。於是，國家級別的大劇院被規劃在緊鄰城區政治中心的位置，既為政治中心服務，又參與政治中心的運作。據說當年的國家總理周恩來親自拍板確定了與人民大會堂一街之隔的國家大劇院的選址規劃，而且即使在21世紀之交北京城市建設一日千裡，北京市總體規劃不斷調整，資本強勢運作大有吞噬一切的情況下，這塊在五十年前規劃中確定的土地竟一直保留了下來，幾乎沒有挪作他用。
然而，今天的國家大劇院明顯擾動了建國初期天安門廣場規劃的整體穩定性，使昔日南北承續的空間布局發生了偏移。據文獻記載，按照安德魯當年的設計，他所考慮的絕不僅僅是國家大劇院作為一座單體建築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問題，實際上他還同時考慮了作為城市核心區域之建築對天安門廣場的空間結構所具有的功能性改造問題。如果說當年周恩來總理只是從中共意識形態出發來安排天安門廣場的空間格局的話，那麼，作為建築學家的安德魯，他的構想則是以國家大劇院的建設為契機，通過對這座建築外觀的創意性設計，通過對其周邊空間綠植的培育和水面的保留，以及通過對國家博物館東側進行大面積的綠化鋪陳改造，使天安門廣場的整體空間意蘊發生徹底的改變，從一個單純的具有政治意義的社會空間轉換成一個帶有休閒功能的城市空間。
或許在安德魯看來，國家大劇院的建造，已經不僅僅是在設計一座國家級的藝術殿堂，而且是在為當代中國首都的政體空間提供一種來自發達世界的建築詮釋：它在其微觀場域內形成了一種國家對人民的充滿溫馨而魅力四射的召喚。想想雪梨歌劇院、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紐約百老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這些世界頂級的藝術聖殿，不僅是國家榮譽的象徵，而且是政治權威體制的某種柔性表徵。對於安德魯來說，中國的國家大劇院同樣具有這樣的功能，但是它對一個東方古老文明國家的首都中心區域的政治空間重塑的狂想更具有撼動人心的魅力。
明亮與圓弧的反叛
改造天安門廣場空間的衝動不僅表現在空間軟環境的營造方面——從生態角度整體性地改善廣場的質地感覺，在硬質的外圍構造出一個軟質的緩衝地帶，使進入者能以輕鬆的心境面對中國首都的這一莊嚴而神聖的政治空間，而且表現在建築本身的設計上。安德魯對此花了不少的心思，材料上的明亮和造型上的圓弧，反差性極強地把國家大劇院植入了一片堅實的大理石和厚重的水泥建築的稜角分明的硬性空間中。
翻閱有關國家大劇院建設的歷史文獻可知，當年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主要爭論兩個方面：一是技術，一是文化。前者陷入建築學家設置的特定技術問題中，充斥著對安德魯方案違背建築理念和建築規則的批判；後者從後殖民主義高調介入，提出安德魯的顛覆性設計以及在中國建築學界獲得的追捧，完全是後殖民主義文化滲透的一個典型表現。不過，這兩個問題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一種跨文化的審美感覺——對人審美感覺的重塑問題。置身於國家大劇院的面前，與它相對而立，一種強烈的視覺印象在平靜水面的襯託下切入腦海，銀白色通體明亮的圓弧和環繞圓弧下方的通透的大玻璃窗，這是在鋼結構支撐下由一萬八千多塊鈦金屬板拼合出的神奇外觀。這裡面透露著一種通過建築外觀來重構人的審美感覺的另類意味。
可以設想，安德魯所面對的空間環境，是一個凝固了千百年歷史的中國政治文化滄桑的場域，它的任何空間安排都是圍繞一個具有核心意志的能指，深厚的歷史感和莊嚴的崇高意識構成了廣場以及廣場周邊的空間氣息，其中的代碼是由雄渾的橫平豎直的立體線條勾勒出來的，兩個所指的銜接也是依靠著某種有力度的線條、某種難以言說的歷史厚重感來完成的。當年的安德魯不得不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延伸這樣一種既定的空間規則，在建築形態上用垂直、厚重、高大等建築詞語來給人以尊嚴感、神聖感；一是獨闢蹊徑，在現有的廣場形態之外建立一種全新的審美規範，開拓出一種全新的游離性、差異性的建築空間。雖然後者也必然會被納入廣場的整體氛圍中，但是一個和而不同的另類存在，它所傳遞的信息或許不再有歷史延續的合理性，而完全是一種在非傳統文化觀念支配下的審美和建築的解放。安德魯選擇的是後者，這一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它自身的期許，成為廣場建築群中最具有特色的一個部分。
從建築來說，細緻品味，國家大劇院本身不是現代的，更不是後現代的，這一點不能不使人驚異。沿著這一思路會發現，國家大劇院沒有用一種特別的藝術觀念作為支撐，而是根據廣場的整體空間氛圍而特意設計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在展示一種建築風格，也不是在實踐一種建築理念，而是一種改寫城市中心空間結構的意識形態訴求。
安德魯對於廣場空間的認知，首先是建立在一種厚重得有些壓抑的感覺之上的，這種感覺或許在他某一天登臨景山俯瞰京城之時就明顯地建立起來了，在一片瓊樓玉宇的視野裡，皇城的恢弘和秩序是無與倫比的；而視線的延伸同樣會有令人震撼的收穫，廣場空間的空曠以及周邊建築的宏偉，不能不使人產生崇拜感和歸屬感，不過它的神聖，它的距離，它的權威，也成為人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最嚴格的約束。於是，安德魯或許意識到，在民主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今天，在威權意識形態不再能夠有效地建立起統治尊嚴的今天，空間本身需要一種能量的釋放，空間本身的權力意識需要一種軟性的緩衝延展感來進行微觀調控和裝扮。這對於一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域外建築學家來說，是需要深刻體悟的。安德魯的成功就在於他超出常人的敏感和悟性。
國家大劇院會重塑出一種什麼樣的審美感覺呢？在安德魯那裡，大劇院外觀的色澤似乎沒有被特別提及，但是形狀是他重點討論過的一個問題，因為建築形狀不僅具有審美功能，而且還決定了建築物本身的實際效用。安德魯是這樣評價的：
複雜的生命，以越小的刻度來測量就越顯得大，蛋的簡單形狀所包含的也是這個道理。大劇院形狀的純淨、精密和準確也是如此。隨著生命的展開，希望比想像中的要多。生命有其設定的功能，也有其可塑性。隨時間和環境的變化去適應新的功能。一旦你被連貫的生命曲線抓住而融於它們的弧和扭曲中，曲線就會顯得無窮無盡，令人目眩。生命初生之時，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打破保護它最初成長的殼，然後自由成長，走向世界。
圓弧所構造的曲線，其魅力就在於一種無窮無盡的生成感，這是源於對生命展開的感悟。這樣的描述完全不像一個建築學家思考建築問題的方式，而更像一位哲學家不經意間的點撥。這是安德魯面對一個建築物所發出的形而上的感嘆。一個圓弧，一個帶給人以豐富想像的形狀，一個卵子抑或一個子宮，一個孕育生命的搖籃……
國家大劇院的圓弧並不是要接續天壇，雖然它們都是以圓為建築特點的，它不是把古老的故事繼續說下去，而是要在對中心空間的拆解中顛覆其凝固的方正模式，這無疑是在孕育一個全新的生命體。圓弧和圓柱，形狀上是有差別的，其中所蘊含的命意也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天壇祈年殿的圓柱是封閉性的，上下一體，它的視覺邊界是穩定的，延伸感是可控的，這一形狀不可能帶來任何僭越的非分之想，而是一種穩重貫通的圓融，一種無欲則剛的內斂，而圓柱之上的圓形屋頂，不僅阻斷了圓柱向上的能夠延伸想像的態勢，而且還以一種從天而降的重壓形式使這一圓柱變身為具有支撐力的實用柱體，徹底抹去了視覺仰望所可能產生的無限張力感。國家大劇院的圓弧顯然更具視覺魔幻力。圓弧本身的視覺觸感是敞開的，它的運動軌跡沒有受到任何外在的幹擾，是在自然的空間天際中勾勒出它的外在輪廓線，這是一種與外界融合的不設自我藩籬的情形，而且在視覺捕捉這一圓弧時，鈦金屬片在規則接續中具有跳動感，這種鑲嵌、拼合的圖景會令視覺具有某種難以抑制的延伸衝動，人在充滿塊狀的律動中收穫身心的愉悅。
國家大劇院圓潤抽象、如夢似幻的殼體。
殼體的景觀政治
國家大劇院的殼體外觀曾引發極大的爭議。殼體的非實用性成為建築學家們詬病的一大問題：這一華而不實的裝飾性外殼，不僅浪費大量建設資金，而且它本身由於跨度結構等方面的原因，也存在難以估量的安全隱患（如應對地震），面對北京的多風沙天氣，銀白色的鈦金屬板還會落得灰頭土臉難以清洗的下場。
其實，對於國家大劇院的殼體建築結構，從內到外，安德魯都有值得留意的說法：「建築的外殼設計算不上是技術上的突破，但它是一個巨大且充滿活力和感染力的內部空間的覆蓋物。當你身處大劇院中的時候，隨著視點轉移，不同景致始終在不斷變化，尤其是在國家大劇院的建築內部，空間的設計內容豐富多變，尺度處理到位」。安德魯所得意的只有殼體才可能營造的國家大劇院的內部空間，正是由於有了這一殼體覆蓋物的存在，各自為政的空間變得混雜而又有序，塑造出區隔而迷離的多變性。這是一種脫離了古典主義秩序的在現代抽象和後現代破碎之間走遊的混搭的空間效果。安德魯對這一殼體的外部空間的想法更值得關注。「安德魯認為，從建築學本身來看，大劇院將和人民大會堂形成一種古典的抒情性的對應結構，即反向的衝突。人民大會堂具有醒目的完全由直線構成的、新古典主義的正面，而大劇院僅有一座幾乎完全由曲線構成的穹頂。兩座格調完全不同的建築各自表述著自己的時間和功能。大劇院表露出一種『非紫禁』的神秘和寧靜……」安德魯所談論的國家大劇院建築的美學價值，就是這樣一種空間形式反差中的令人嚮往的「『非紫禁』的神秘和寧靜」。
不過，如果僅僅考慮安德魯論述國家大劇院殼體的美學價值，就說安德魯嘗試在北京城區的核心位置建構一種差異的美來軟性地誘導人們改變審美觀念，那恐怕不足以使問題得以充分展開。其實，國家大劇院的殼體構造了一種不易覺察的景觀政治。景觀政治是一種意識形態操控技術。在國家大劇院的設計中，安德魯實際上為中國輸入了一種西方現代價值理念，雖然這一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不小的距離，雖然這一理念與中國紅色記憶難以找到契合之點，但是在中國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全球化語境裡，政治意志期待一種現代意識的融入，期待一種開放意識的融合，更期待外來的現代理念作為一種改革動力和開放標誌。我們在何種程度上接受他者，我們在何種程度上容納另類，這是一個政體獲得持久力的重要指標，也是一個民族獲得不斷新生的難得機遇。所以，大劇院政治意志的象徵之所以在表面上被建築的劇院功能和現代風格遮蔽，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屈從於功能和風格的安排，其實是在通過寬容的現代理念和兼收並蓄的古典精神把它們接納為自我機體中的一分子，如同巴黎羅浮宮博物館接納玻璃金字塔一樣。安德魯正是在中國謀求深化改革的語境裡找到了實現自我夢想的路徑。
國家大劇院的殼體技術並不算新穎，但是殼體技術所彰顯的景觀政治在含蓄中具有意想不到的顛覆性。由於這一殼體的植入，北京城區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建築群落髮生了深刻改變，這種改變生發出一種不能不令人心動的建築景觀和政治願景。這確實是法國建築學家安德魯先生留給北京的一份令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或更進一步樂於接納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