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1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漢語拼音方案》50周年紀念日。《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廣普及,為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語言文化水平創造了條件和便利,同時也為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漢語拼音方案》的正式頒布實行,基本結束了四百年以來中國人名和地名在外文拼寫中的混亂局面,成為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聯合國於1979年通過決議,決定以漢語拼音取代「韋氏拼音」;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也於1982年開始,規定以漢語拼音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漢語拼音之所以能在國際上得到認可,除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外,還在於漢語拼音比當時國際上流行的「韋氏拼音」更具有科學性、能更準確地反映普通話的發音。
改革開放以來,漢語拼音在國際上的使用領域有了更大的拓展。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大學的圖書館已完成中文圖書和期刊的漢語拼音編目工作。在這些著名圖書館的網站上,只要輸入作者名或書名的漢語拼音,就可以查找到有關的中文圖書和中文期刊。漢語拼音在重要國際場合的使用頻率越來越多。
使用中也面臨問題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看到,漢語拼音在國內的應用還不夠規範,尤其是在中國人姓名的翻譯拼寫方面。例如:姚明在「火箭隊」(美國)的隊服上印的是YAO(「姚」的音譯);劉翔參加2007年英國田徑大獎賽接受記者採訪時,胸前被別人掛了一個XIANG的標誌(「翔」的音譯);參加2007年世界女排大獎賽的中國女排隊服上出現的姓名是顛倒的,而且名字的每個音節的第一個字母都以縮寫的形式出現(如Q.Y.WEI,魏秋月)。中國的體育明星出現在國際舞臺時,或有名無姓,或姓名顛倒,或無名無姓,或名字的每個音節都縮寫,這種現象不利於平等交流。隨著北京奧運會的來臨,依照國家標準和國際慣例對運動員姓名的翻譯拼寫進行規範已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對於人名的翻譯拼寫,我國是有明確規定的,而且也被世界大多數人所接受。在目前世界上收詞最多、最權威的《新牛津英語詞典》中出現的中國人名的翻譯就非常尊重漢語拼音的拼寫形式:「毛澤東」先以漢語拼音形式出現:Mao Zedong,隨後又標註Mao Tse-tung(「韋氏拼音」);孫中山的名字則是在Sun Yat-sen之後標出Sun Yixian(孫逸仙的漢語拼音),而沒有音譯「中山」(孫文日本名字的中文讀音)。對於人名音譯的重視程度,《新牛津英語詞典》編纂者的良苦用心令我們深思。
除了中國人的姓名以外,中國地名的翻譯拼寫也同樣存在著混亂:時至今日,北京的個別媒體在英語節目中還不敢堂堂正正地使用「北京」的漢語拼音,總拉著「北京」的「郵政式拼音」Peking不放手(Peking這一拼寫形式是1906年西方人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政聯席議會」上確定的中國地名的拼寫形式),Peking帶給我們的是對歷史的回憶,其讀音與普通話「北京」的讀音相差甚遠。有些約定俗成的跟北京有關的名稱如「北京猿人」(Peking man)和京巴(Pekingese哈巴狗),可以保持不變。有些機構為保持名牌效應或為顯示其久遠的歷史而堅持使用Peking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京劇」和「北京烤鴨」是否仍然有必要繼續使用舊時的拼法卻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作為地名的「北京」,決不可在英語中繼續沿用「郵政式拼音」Peking了。在電視裡播放Peking Welcomes You(北京歡迎你)的英文口號是對歷史的無知,是語言文化意識的淡漠,也是語言文化自信心不足的表現。
漢語拼音應用還有廣闊天地
除了人名、地名的翻譯拼寫之外,中國特有文化名詞的英文翻譯也存在問題。用漢語拼音音譯還是用英語意譯?在很多情況下,二者之間的選擇其實是對民族語言文化自信心的考驗。不自信的畏縮心理有礙於文化交流。我國很多懂英語的人都將「餃子」意譯為dumplings。其實,英文中的dumplings是一種類似中國北方農村過去常吃的麵食-疙瘩湯或拌湯,類似於新疆的拉條子。中國的美味佳餚是世人所青睞的,屬於中國特有而西方沒有的,應該以音譯為妥,這樣原汁原味,對方覺得新鮮,同時我們也可從中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如果盲目迎合,枉費心機地去尋找本來在英語詞彙中並不存在的意譯名稱只能說明我們在國際交往中缺乏自信。
在國際範圍內,發達國家都對各自的地名或城市的命名很重視。韓國首都的英文名稱(Seoul)不變,只將「漢城」更名為「首爾」就是典型一例,這其中自然有其深刻的含義。為了發展經濟、促進各地區之間的商貿往來,澳大利亞政府於2005年將包括大白菜、小白菜、油菜、雞毛菜、空心菜、芥藍和莧菜在內的十四種亞洲蔬菜統一命名(此前,同一種蔬菜有多種不同的名稱和書寫形式)。在中國這樣的和諧社會裡,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增強民族語言文化的自信心,克服文化畏縮的心理障礙,我們這一代人一定能在漢語拼音的規範化應用方面做得更好。
當我們坐在電腦前發電子郵件或拿著手機發簡訊時,我們應當感謝漢語拼音帶給我們的便利。此時此刻,我們不應該忘記老一輩國家領導人對《漢語拼音方案》制定工作所給予的密切關注和大力支持,也不應該忘記盧戇章、劉繼善、錢玄同、周辯明、黎錦熙、趙元任、瞿秋白、吳玉章、郭沫若、周有光等語言文字學者的不懈努力和傑出貢獻。正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先生於1958年所說:漢語拼音「是三百多年來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也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的經驗總結。」
如何用好漢語拼音這個工具
應該看到,國家有關部門是非常重視這項語言文化工程的,政府的官方機構曾做出過明確的規定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標準:國務院於1978年批轉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中國地名委員會、城鄉環境保護部和國家語委於1987年聯合頒發《關於地名標誌不得採用「威妥瑪」等舊拼法和外文的通知》;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於1999年發布了《城鄉地名標牌國家標準》;九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2000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其中第十八條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工具。《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
擴大漢語拼音的應用範圍並提高使用漢語拼音的規範化水平,我們有三個方面的工作要做:一、熟悉國家的有關規定,強化語言文化意識,提高民族語言文化自信心;二、在涉及中國人名、地名的翻譯拼寫時,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理直氣壯地使用漢語拼音。在學術研究中,不得不使用「韋氏拼音」譯音名稱的時候也應同時標明漢語拼音;三、在翻譯中國特有的普通文化名詞時,應該採用漢語拼音的音譯,避免牽強附會的英文意譯。
有沒有說話的機會是個話語權的問題;而在有機會說話時,又有如何去說的問題,這同樣是話語權的問題。話語權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和一個民族的尊嚴。享有話語權,就意味著享有權利、權威和權力。在必要的時候不敢理直氣壯地使用漢語拼音是缺少自信心和文化畏縮的表現。文化畏縮可能導致話語權的喪失。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這種文化畏縮的心理障礙。全民意識和有力倡導是達到此目的的基礎,在這方面,媒體和學術界尤其應該做出表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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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