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東漢明帝時期，攝摩騰和竺法蘭白馬馱經來到中國並翻譯出《四十二章經》開始，一直到唐代，以艱忍的毅力往來於印度與中國漫長旅程的胡漢僧人，陸續將印度的佛教經典大體上都輸入了中國，譯成了漢語。
歷代也陸續有人對這些經典進行目錄的整理，並記述翻譯和版本的情況。到唐代開元年間，釋智升寫了開元釋教錄二十卷，詳細記錄從漢明帝水平十年至開元十八年，一共六百六十四年間，傳入中國的大小乘經律論三藏、賢聖集傳，及失譯缺本等，共收錄5048卷。
這一本佛典目錄，成為中國佛教經藏的最完備總結。《宋僧傳》稱讚它說「經法之譜無出生之右」。後來刻印《大藏經》,大多都是依照《開元釋教錄》來組織收錄，經錄按千字文順序標記也成為傳統。
目錄有了，目錄中的經書，翻譯出版的時間、地點、機緣各各不同，零零落落東一本西一本，尋找和收集都很困難。而佛經又是如此之多，幾乎足夠填滿一個圖書館。
雖然隨著經藏慢慢累積，收集所有經藏，整套出版，已是佛教群體的一個渴望，但對於這樣恢宏浩大的文化工程，個適宜的機緣—包括文化和科技的發展、社會組織和經濟基礎方面的合宜—仍然是一個必須等待的條件。
公元960年，時任後周都點檢的大將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奪取了後周恭帝柴宗訓的皇位，歷史上稱之為「陳橋兵變」。趙匡胤定國號為「宋」,史稱北宋。
宋太祖登上皇位後，先後消滅南方各地(南唐、吳越、後蜀、南漢、南平等國)的割據勢力，實現了南北的統一。此後，人民的生活相對安定，濟和文化都有很大的發展。
對於出版事業來說最重要的兩項技術一雕版印刷術和造紙術，也有了很大提高。就雕版印刷技術來說，從南北朝至木版雕印術發明之前，佛教經典的流通主要是以抄寫本形式展開。木版雕刻事業興起，才開始有了木刻本的佛經。
現存最早的木板刻書，是在敦煌發現的唐懿宗成通九年由王階出資雕刻的捲軸本《金剛經》。繼之，則有五代時吳越王錢弘做於顯德三年收令雕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其中四川成都的雕版印刷尤為發達。
而從造紙術來說，唐代長江流域有多個城市形成了造紙中心，盛極一時，四川、安徽、江西、江蘇和浙江等地，有紙坊90餘處。而且南方的紙張質量一直好於北方，甚至超過京都地區的紙張一直到北宋末年，京師仍要從南方輸入大量紙張。
這時初登基的宋太祖，以前曾經親眼見過周世宗滅佛對社會帶來的破壞，並痛心地說：「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
他相信周世宗病死是因為觸犯了佛法。而釋志磐也勸說他做有道之君，興復佛教：「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篤佛教以勸天下。及登大寶，亟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於是宋太祖決定開雕《大藏經》,祈福國運昌隆。
此時，吳越之地仍在錢氏控制之下，北方不具備印刷所需的高水平、大規模的雕版和造紙產業，宋太祖選擇了長江流域的四川來承擔這一項浩大的印刷工程。這是中國第一次結集印刷《大藏經》,正值開寶四年，這部經便被稱為《開寶藏》。
《開寶藏》自此成為漢傳佛教《大藏經》刻印的開端。在宋以前，佛經的傳播抄寫和刻印兼有，自《開寶藏》出版，標誌著宋代印刷產業已經成熟。手寫佛經費時費力，就逐漸減少了，刻印佛經成為主流。
一個寺院應該擁有一套《大藏經》,漸漸成為許多佛教群體的共識。一些地方寺院也會傾盡全力置辦一套《大藏經》作為鎮寺之寶，也有一些居士護法主動為寺院捐贈《大藏經》。
《開寶藏》是官方主持刻印和印刷的版本，但受此影響和刺激，以及受到寺院因此產生對《大藏經》的巨大需求的推動，此後兩宋時期民間也開始刻印(大藏經》,先後有《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磧砂藏》等版本。而且除了《大藏經》,單本佛經的刻印也很流行。
佛教的深入普及，使民間百姓都願抄經、誦經，以求保佑。值得注意的是，兩宋之時，佛教中心已經南移。在宋版的《大藏經》中，《思溪藏》和(《硫砂藏》都是在長江流域刻印的。學者曹剛華通過統計宋代提到有關收藏《大藏經》的資料，發現北方地區有兩處，南方地區有六十三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