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榮/文
詩人多短命。普希金活到37歲，著名的英國詩人雪萊終年29歲，拜倫死於36歲，法國詩人蘭波命喪37歲，美國詩人愛倫·坡終歲39，最著名的短命作家勃朗特三姊妹，大姐夏洛特活到38歲，二妹艾米莉死在30歲，小妹安妮病逝於29歲。
相比之下，在短命且有世界聲望的作家中，米哈伊爾·萊蒙託夫大概算是短命之最。他生於1814年10月15日（俄國舊曆是10月3日），死於1841年7月27日（俄國舊曆7月15日），生命歷程不滿27周歲。但是，在這短暫時光裡，萊蒙託夫的生命卻放射出格外耀眼的光芒，在俄羅斯和世界文學中留下了不朽的豐碑。
今年是詩人誕辰200周年，在俄羅斯，他的光芒卻被不同的三稜鏡分析折射著，這位普希金的繼承人、沙皇帝國專制制度的犧牲品、憤世嫉俗的叛逆者，如今又被戴上了國家主義愛國者和東正教神恩歌頌者的花環。
「是人間的逐客，不過長著一顆俄羅斯的心」
10月15日，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的下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奔薩省省長、總統文化助理弗·託爾斯泰陪同下參觀了國立「塔爾罕內」萊蒙託夫莊園博物館。至此，俄羅斯今年的這場紀念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的文學饗宴達到「尊貴」的頂點。「塔爾罕內」是一個隱藏在俄羅斯大平原腹地的莊園，坐落在遠離莫斯科的奔薩省，不通火車，汽車也只能停在五公裡之外的大路邊。但是，它卻因為詩人萊蒙託夫而成為俄羅斯最有名的聖地之一。略微聯想一下萊蒙託夫那浪漫而又短暫的生命軌跡，自然能夠理解塔爾罕內對萊蒙託夫的重要性：萊蒙託夫誕生在俄羅斯古都莫斯科。轉年春天，半歲的小萊蒙託夫被母親帶到外祖母的「塔爾罕內」莊園。詩人在外祖母的羽翼保護下生活到13歲。如此算來，詩人一大半的生命都是在這裡度過的。1841年7月27日萊蒙託夫與人決鬥，死於高加索的五山城。一年之後，外祖母把至愛外孫的屍體運回到「塔爾罕內」，安葬在家族專用的教堂裡。這裡又成為萊蒙託夫永遠安息的地方。正因為如此，普京在眾多萊蒙託夫紀念地中選擇了塔爾罕內。「塔爾罕內」是莊園所在村落的古老名稱，到了1917年，這個村莊被命名為「萊蒙託沃」（意為「萊蒙託夫村」）。現在，「塔爾罕內」只是一個莊園，只是俄羅斯聯邦國立萊蒙託夫莊園紀念館的別名。如今，普京總統的光臨勢必會讓這個遙遠的莊園更加著名。
但是，俄羅斯總統瀏覽萊蒙託夫遺物時所問的問題，會讓人感到俄羅斯首腦的思路與萊蒙託夫的詩文不很相干。
在塔爾罕內莊園博物館，普京看到了萊蒙託夫的軍旅遺物，於是問館長：「萊蒙託夫服兵役是他外祖母的主意，還是他個人的選擇？」館長似乎沒有明白普京問題的要旨，所以她的回答更讓人感到與詩人的文學主題無關：「儘管萊蒙託夫完全可以成為職業文學家或者職業畫家，但是，他投身軍旅，自然是個人的主動選擇。研究者早已指出，萊蒙託夫本人在軍隊服役的表現非常出色，作戰勇敢，非同尋常，總是第一個上馬，最後一個卸鞍。」在這一問一答中，萊蒙託夫的生命重心從作為詩人的文學支點轉到了作為軍人的社會政治立場。
普京並非不知萊蒙託夫的生平，作為一個俄羅斯人，萊蒙託夫是中小學必讀的課程，他把問題引到萊蒙託夫「自願」的軍旅生活，是因為他的興趣不在萊蒙託夫的詩歌小說上，也不在萊蒙託夫的繪畫上。作為自稱從早到晚為國家服務的首腦，普京參與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活動，實有它意，普京的意向似乎定位在「為國家服務」的焦點上。
果然，離開萊蒙託夫的「塔爾罕內」莊園之後，普京轉身飛落到奔薩省城的「全俄人民陣線論壇」會場。在討論大會所定主題之前，他特別強調，他今天的演講很想從祝賀那些讓俄羅斯的文化、語言、文學變得珍貴的人開始。他說：「今天是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我很榮幸，在這樣的時刻，終於參觀了『塔爾罕內』這個偉大詩人生活的地方，這個培育了偉大詩人的地方。關於他的生活，關於他的作品至今還有很多爭論。到現在為止，還在爭論萊蒙託夫所持有的政治觀點。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但是，所有參與爭論的人都不能否認一個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個天才，正是我們的天才。也可以不加任何條件地說，萊蒙託夫是一個愛國者，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愛國者這個詞，不同的人可能會對它採取不同的態度，會賦予它不同的內容，但是，（萊蒙託夫是一個愛國者）這絕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由此可見，普京關心萊蒙託夫是否主動選擇軍旅生活，是藉此把萊蒙託夫和愛國主義連在一起。
「一堆破碎的希望沉在心底」
作為俄羅斯政治領袖，普京的邏輯是很自然的，論斷自然也是千真萬確，萊蒙託夫是一個職業軍人，而非一個職業作家，而且萊蒙託夫當然無疑是一個愛國者。
但是，稍微知道萊蒙託夫生平遭遇的人，都知道萊蒙託夫的愛國主義是一種被流放者的苦戀。
萊蒙託夫的軍旅生活並非都是「主動的」、「自願的」選擇，1837年萊蒙託夫去高加索前線，不是自願，不是主動，而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親自批示下被流放的結果。1841年詩人最後死在高加索，表面上是死於「浪漫胡鬧」的決鬥，但是，詩人對生命如此輕率，難道不正是因為世事對他生命的壓抑，社會對他命運的殘酷冷漠的結果嗎？所以，正如普京所不能迴避的那樣，「愛國者」這個概念，實在是一個永遠都在爭論不休的事實。
了解今日萊蒙託夫的最新爭議，我們知道，普京的「愛國者論」，應該是針對當下的爭論所作的「有感而發」。他身邊有文化助理當然知道，在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的喜慶氛圍裡，也正在進行一場有關「愛國」的辯論。其中，頗有一些專家教授十分想打破俄國文學的「革命民主主義總體神話」，十分努力「在祖國文學作品研究中儘早擺脫這種懷疑的、仇俄的態度」（見 《俄羅斯文藝》2014年，第三期，萊蒙託夫專號）。
然而，又怎能擺脫呢？對於19世紀的「經典」作家，如萊蒙託夫，無論「重寫派」如何重寫文學史，也無法否認萊蒙託夫身上的憤世嫉俗。這個「世」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的「世」，這個「俗」就是延續了一千年的俄國專制農奴制。假如淡化了萊蒙託夫的「憤世嫉俗」，那麼，萊蒙託夫還是那個滿紙都是激憤的萊蒙託夫嗎？
我很不想用「專制」、「農奴制」這些「落俗套」的詞語來表述，似乎都是些老掉牙的舊腔調。但是，面對歷史文件的書寫文本，我實在無法換另外一套現代或後現代的新詞語來表述這個事實。
那麼，在講述萊蒙託夫「憤世嫉俗」的故事時，我又怎麼能改換另一套表述呢？
「流亡他鄉的聞名的青年」
萊蒙託夫從來不是一個「主席臺上就座」的桂冠詩人。他很早就開始寫詩，14歲就有詩作流傳下來，但是，在1837年23歲之前，他只公開發表過一首詩。直到1837年1月28日，當他寫下了《詩人之死》這篇著名的「悲憤詩」，萊蒙託夫這個近衛軍軍官才成為俄羅斯文學的耀眼新星。
至今，《詩人之死》依然是俄國文學史上家喻戶曉的作品，人人都知道這首詩歌的「本事」：1837年1月27日，俄國文壇大詩人普希金和法國僑民丹特士進行了一場決鬥，普希金受了致命槍傷。第二天，彼得堡全城都在流傳普希金受傷身亡的消息。聽聞這個消息，萊蒙託夫按耐不住心中的「懷疑」和「憤恨」，提筆寫下了：
「詩人死了！這榮譽的俘虜！
被謠言擊中，倒下了，
胸膛帶著鉛彈，也帶著復仇的渴望，
垂下了高貴的頭顱。」
這首詩飛快地流傳，萊蒙託夫一夜成名。但是，它給萊蒙託夫帶來的不是詩人的榮譽，而是牢獄之災。2月18日，萊蒙託夫被捕，20日被抄家，23日被審訊，27日被判處流放。所謂「流放」，不如說是「發配」，本來是駐紮在首都皇村的近衛軍少尉萊蒙託夫被「按原來的軍級」派往高加索邊陲服役。
萊蒙託夫的母親早亡，一直與外祖母相依為命，突然傳來至愛外孫被抓捕的消息，外祖母完全不能理解，為了減輕罪罰，外祖母上下奔走，以求改判，但是，最高決策者沒有為此寬大處理。5月13日，萊蒙託夫不得不到高加索。
這便是萊蒙託夫「自願」的軍旅生活。
老祖母早在至愛外孫出發的時候，就已經預感到「上帝會給他派來一個死神」。老祖母不能理解，萊蒙託夫「由於年輕、浮躁而寫下的詩歌」，竟有如此大的罪過。
那麼，萊蒙託夫的《詩人之死》到底觸動了最高決策者的哪根神經呢？
萊蒙託夫這首詩分兩段完成，最初，萊蒙託夫寫了56行，詩意集中在質疑為何一個法國流亡僑民丹特士可以在俄國宮廷逍遙自在地挑釁俄羅斯詩人，怒斥法國人這一槍背後那股密布在整個俄羅斯的惡風劣俗，它窒息幻想，埋沒激情，扼殺天才，阻斷新思想，推波助瀾的流言蜚語滿溢宮廷。萊蒙託夫並非是「圈內人」，他不知，當他寫下這56行詩句的時候，普希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只是到了決鬥後的第三天，詩人普希金因為槍傷感染不斷惡化，才不治而亡。當普希金死亡的確切消息再度傳來的時候，萊蒙託夫又提筆添寫了16行詩句，這後續的詩句鋒芒直接對準了「站在皇座兩側」的那幫貪婪的人，怒斥這幫「扼殺自由、扼殺天才、扼殺榮耀的劊子手。」詩人憤怒地說：「還有一個神的法官等候著你們……即使你們用你們全部的黑血，也洗不淨詩人的義人的血。」
很多中文譯者將「黑血」翻譯為「骯髒的血」、「罪惡的血」等等，我想不如尊重萊蒙託夫直譯為「黑血」，無論俄語還是漢語，我們都能充分理解這個「黑」字。
萊蒙託夫在前後兩段詩行中還使用了一個人人皆知的典故：耶穌受難。他是想從中引出「天庭的法庭」，憤怒的詩人是要終審「皇座兩側」的那些人。
萊蒙託夫的詩句被自由派人士爭相傳誦，也很快被「皇座兩側」的人傳到了沙皇直屬辦公廳的第三廳，打報告的人在萊蒙託夫的詩句旁批註：「革命的宣言」。第三廳主管、憲兵總部首腦、治安部隊總管家A·貝肯道爾弗伯爵「審時度勢」一段時間之後，便把此案直接報告給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在報告中說：「寫入這些紙張的內容如此狂妄大膽，究其根底，這是比刑事犯罪更為無恥的自由思想」。沙皇尼古拉一世立即在報告上批示：「美妙的詩，沒什麼可說的。我已經派魏瑪搜查萊蒙託夫在皇村的房間裡的所有紙張，搜查其它可疑的東西，我已經命令逮捕他。剛剛我已經派近衛軍高級醫生去探訪這位先生，檢查他是否瘋了，然後我們將合法地懲治他。」
這裡應該稍微說一下萊蒙託夫事件所涉及的「第三廳」。
尼古拉一世剛剛接受皇位，聖彼得堡就爆發了著名的十二月黨人起義，3000名起義官兵在上議院廣場舉行兵諫，其中大多數是貴族身份，尼古拉一世鎮壓了十二月黨人的貴族民主運動。接著，尼古拉一世很快停止了亞歷山大一世在沙皇專制框架下所進行的那一點點政治改革，拋棄了略帶立憲意味的政治改革方向，代而行之鞏固專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有創意的就是把「沙皇陛下直屬辦公廳」的權限無限擴大。新沙皇在這個內閣（漢語常用內閣翻譯西語的皇帝陛下「辦公室」一詞）當中，相繼創辦了六個分廳。其中第三個分廳就是臭名昭著的保障專制制度安穩無恙的「第三廳」，它成立於尼古拉一世即位的第二年，即1826年，一直延續到1880年關閉，此後，其職能還在「內務部」的編制下繼續延續。這個第三廳是憲兵總部，是監視國內情勢的密探總部，也是鼎鼎有名的「書報檢查」總部。上面提到的A·貝肯道爾弗伯爵就是這個第三廳的首任長官，他在這個崗位上「鞠躬盡瘁」一直工作到死（1844年）。
在剛剛出版的A·貝肯道爾弗《回憶錄》中，1837年這一則日記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冬季比平日略為輕閒，幾場舞會，幾個節日都增進了皇帝的健康，他還是覺得虛弱，但是，他依然為增加所有人的福祉而努力，而這些人也都關心著他。他的健康和努力多少打消了人們擔心失去這樣一個人的可怕的恐懼，因為這個人對於俄羅斯來說是拯救的源泉，對於革命來說是則是令革命者恐怖的根基」（A·貝肯道爾弗 《回憶錄》，莫斯科，2012年，第650頁）。在這篇回憶錄中，在1837年的段落中既沒有提及普希金，也沒有說到萊蒙託夫。但是，這些話語恰好可以映襯這一年春天，第三廳處理萊蒙託夫「不可容忍的詩歌案件」的過程。對於第三廳的首腦來說，這些詩人實在不算什麼，他只為皇帝負責。整個1837年，貝·肯道爾弗自己都是處在重病當中，有時要靠僕人抬著行動，然而他卻更加關心皇帝的健康，關心增加皇帝健康的舞會。正是這些1837年前後的舞會上的「流言蜚語」中傷了偉大詩人普希金的榮譽。而1837年，貝·肯道爾弗伯爵正抱病為皇帝工作著，其中一項，就是把為普希金的死亡憤怒，從而寫下了《詩人之死》的萊蒙託夫流放到高加索。
「他已在地下長眠不醒」
派往高加索，對於萊蒙託夫來說，「法律上」是懲罰性流放，而且，當時高加索戰事頻繁，這是「死神」相伴的流放。但是，萊蒙託夫內心對高加索軍旅生活確有一層欣喜。小時候，他就曾幾次隨外祖母到高加索養病。十四歲能寫詩的時候，便不斷歌頌高加索。他的《我愛高加索》，是每一個俄羅斯人都能背誦的。
然而，1837年以後，萊蒙託夫到高加索，則是一個囚徒的可悲的「自由」。還在首都被關押的時候，萊蒙託夫寫到：
「為我打開牢門吧，
把白日的光芒放進來，
把黑眼睛的少女放進來，
把黑鬃的快馬放進來，
我先親吻我的甜蜜的美女，
然後跨上駿馬
像風兒一樣，
在草原上狂奔。
……
但是，牢鎖沉甸甸鎖在門上。（囚徒）」
萊蒙託夫在高加索的戰鬥中，的確格外勇敢，「基層部隊」幾次給他上報戰功爭取獎勵，但是，都被高層從獎賞名單中圈除。
1840年，萊蒙託夫的生命出現一點轉機，軍銜提升為中尉，年底獲得了休假批文。但是，1841年初，當他出現在聖彼得堡社交場時，最高首腦覺得很奇怪，於是，萊蒙託夫接到了48小時內必須離開首都返回高加索的命令。
這一年的五月，他回到高加索，不久在給外祖母的信中說：「請祝願我受個輕傷，這恐怕是我希望的最好的結局了。」這一年的7月15日，萊蒙託夫在高加索山城一次無謂的決鬥中死亡。
從1837年到1841年，萊蒙託夫開始陸續發表新作和舊作。就在1841年年初，他的代表作《當代英雄》集結成最後規模再度出版。這篇小說是俄羅斯文學的精華之作，在整個世界文學中也屬不朽之作。在萊蒙託夫的筆下，在高加索軍旅生活的浪漫故事中，始終遊蕩著一個內心冰冷的主人公，一個絕望的、憤世的「英雄」，這是詩人的自我寫照。萊蒙託夫早逝於高加索之後，生前留下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陸陸續續被發表，1889年已經匯集了六大本全集。縱觀這些作品，萊蒙託夫的主題非常單一：孤獨、憤世、叛逆、絕望地追求自由和愛情，這是他所有作品的基本特徵。
其中自然也有愛國主義的詩篇，但這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的憤世者對祖國的愛，是失戀的苦戀。
愛國詩人的愛與恨
早在2011年5月24日，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就籤署了第674號總統令：「鑑於М.Ю.萊蒙託夫為祖國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為迎接2014年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我決定：1、接受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在2014年舉辦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慶典活動的建議。2、責成俄羅斯聯邦政府組建籌備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慶祝活動的組委會並保障推進和審批涉及籌備和組織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慶典相關的大型活動計劃。3、建議俄羅斯聯邦和各地方政府的國家機關，參與籌備和推進紀念М.Ю.萊蒙託夫誕辰200周年的活動。」
今年5月16日，在普京總統的推動下，俄羅斯政府出臺了《國家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的綱領性文件。普京在與自己的文化助理弗拉基米爾·託爾斯泰討論這個「國家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時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統一最主要的精華。一個人在『國籍』表格裡填寫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自身做出了怎樣的認同，重要的是他對自身的界定，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就應奠定的文化原則基礎，重要的是培育的環境，以及道德——倫理發展的根本方向。」
由此可見，今年的萊蒙託夫誕辰慶典是俄羅斯國家文化戰略的一部分，普京參觀塔爾罕內國立萊蒙託夫莊園博物館應該是復興俄羅斯「統一」的文化「精華」的一個代表性動作。有普京的推動，俄羅斯古典作家正在重新放射光芒。
但是，在這場名為「萊蒙託夫」的「饗宴」中，出現了一種新風向。一些號稱要重寫文學史的人，很鄙夷對萊蒙託夫的傳統定性，認為把萊蒙託夫「公認」為「反沙皇主義的鬥士、十二月黨人的擁躉、充滿革命激情的浪漫主義作家、自由的思想者和反抗上帝的人」是一個虛假的「神話」（《俄羅斯文藝》2014年第3期）。
這大概就是普京所指的今天還在繼續的關於「萊蒙託夫所持政治立場」的爭論吧。身為總統，普京沒有參與爭論，但是，在參觀塔爾罕內國立萊蒙託夫莊園博物館後的演講中，他明顯想用「愛國者」這個不爭的事實來統領爭論。
而質疑「革命民主主義傾向」文學史觀的人也正是以「愛國者」立論的。比如一個活躍於當今俄羅斯文壇的批評家，對萊蒙託夫那首著名的詩歌《別了，滿目汙垢的俄羅斯》發出了激烈的質疑。他憤怒地說：至今我們的課本中還把這篇「偽作」當作「祖國詩人」的代表作，要求我們的孩子必須背誦。這首詩的署名權是有很大爭議的，很可能是後人冒充萊蒙託夫寫的偽作。他希望這篇幾十年來假冒萊蒙託夫的作品，「從此別再冒充萊蒙託夫的『名片』，或被當成臆想的『滿目汙垢』的俄國『名片』出現在中小學和高等院校的教材中」。這位專家的理由是：一個祖國的詩人，怎麼會把祖國誣衊到如此程度呢？
這是科學的文獻學意義上的考證嗎？這種文本甄別方法豈不也是「神話思維」嗎？
其實愛祖國和恨祖國，是同一種愛國主義的兩個方面。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詩人海涅在《德國，一個冬天的神話》中，把德國的36個郡，稱作36個糞坑。德國小說家伯爾，在獲諾貝爾獎後的演講中，第一句話就說：「我愛德國，我恨德國」。
同樣，萊蒙託夫是愛國的，這被流放的不朽靈魂正因為深深地熱愛俄羅斯，才憤憤地揭發俄羅斯的滿目汙垢。
（本文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