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荒謬的世界，我們都是異鄉人：卡謬的思想旅程（下）
然而，巴黎的天空不是阿爾及爾的天空。這也是卡繆與沙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 1986）、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雷曼阿隆（Raymond Aron，1905- 1983）……等人之間的距離。後者皆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是法蘭西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精英。卡繆只是來自北非的學生，也沒有進入過巴黎任何一所培育文化精英的學校。因此，因為《反抗者》一書而與卡繆筆戰的沙特，與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的阿隆，都曾在文章中評論卡繆是個一流的作家，卻只是個三流的哲學家。對於這些巴黎高師畢業的才子們而言，來自法屬殖民地的卡繆，終究無法在精細的哲學思辨上與他們平起平坐。
1951年，卡繆出版文集《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卡繆以《反抗者》反對當時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並提醒人們意識型態的爭論，將會使人們付出道德與自由的代價。在各種互不相容、卻又包含著部份真理與眾多虛偽的意識型態之中，往往會使人們無法深入認識世界與生活的複雜性，並將人們推向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深淵。而產生於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國家，只會遍布廢墟與遺址。與極權主義、合法化的殺人一樣，這些是卡繆要拒絕、要反抗的「惡」。因為，這些「惡」將在意識形態的祭壇上，奉上活生生的生命與生活，作為獻祭的犧牲。
1948以來，沙特試圖把存在主義哲學融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於1960年出版《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以存在主義與左派知識分子自居的沙特認為，自由就是無止境的選擇：
「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親自做出選擇。這樣也就意味著，人在為自己做出選擇時，也為所有的人做出選擇。因為實際上，在為了把自己造就成自己願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採取的一切行動之中，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間做出選擇的同時，他也就肯定了所選擇形象的價值；因此，我們不會選擇邪惡的……我在創造一種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鑄模自己時，我鑄造了人」。
所以，對於存在主義者與追求「革命」的左派知識分子而言，成功就意味著自由的終結。革命宣布成功的同時，就已經安置了自己。已經成功的革命就不會認識到新的問題。一旦革命已經被宣布成功了、完成了而被建制化，革命就會反過來指責質疑者與批評者是革命的叛徒。所以，沙特的籲求是一種「永恆的革命」：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完成的革命。這樣的沙特不會同意卡繆對共產主義與左派發起的反抗。
十二年前，在卡繆對沙特小說《嘔吐》與《牆》的評論中，卡繆稱讚作為小說作家的沙特，卻沒有成為沙特存在主義哲學的跟隨者；九年前，在沙特對卡繆《異鄉人》的評論中，沙特稱讚卡繆的文學成就，卻認為卡繆的思想平凡無奇。1951年的現在，卡繆的《反抗者》揭發各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傾向，反對虛無主義、辯證法、普遍主義與歷史決定論；沙特則在稱讚卡繆文學成就的同時，認為《反抗者》顯示卡繆對於哲學的理解實屬平庸。作為「革命者」的沙特與作為「反抗者」的卡繆在他們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了。[4]
沙特的評論對卡繆在1950年代的聲譽是個重大的打擊。畢竟，雖然卡繆聲稱自己不是存在主義者，但《異鄉人》、《鼠疫》（La Peste，1947）、《卡裡古拉》（Caligula，1945）、《薛西佛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中充滿存在主義論調的文字，已經使卡繆被當時人歸入存在主義的陣營。上述作品被當時人視為反思、批判法西斯主義與維琪政府的介入文學，也使得卡繆被當作是沙特的左派同路人。
沙特的批判使得卡繆逐漸失去1950年代法國知識文化界的讀者。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卡繆抨擊法國在北非殖民政策的恐怖與歧視，以及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所展現的暴力。這使得卡繆被夾在法國官方與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之間，被迫成為局外人的卡繆只能逐漸地選擇沉默。
但是，卡繆的著作真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嗎？得過克魯格獎（有人文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法國哲學大師呂格爾（Paul Ricoeur，1913－2005）就認為，卡繆的《反抗者》是20世紀法文著作的經典。
所以，究竟是沙特的評論中肯？還是呂格爾獨具慧眼呢？暫且撇開這個問題，以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觀點出發：任何的文本都是掛搭在巨大意義之網中的一個小環節，在這個巨大的意義網絡中，文本與周遭的牽涉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所以，文本被作者製作出來後就是向世界開放，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所創造。
世界與生活充滿深邃的複雜性，在世界這個舞臺上演著無止盡的戲劇。每一套戲劇都會落幕，好讓另一部故事上場，永恆地排演著人事的繁華滄桑。這是作為世界真實的荒謬。
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讚嘆承受永恆罪刑的薛西佛斯不斷重複地推巨石上山的行動。卡繆認為，在巨石被推到山頂的那一瞬間，薛西佛斯回首來時路的自我意識，以及接下來薛西佛斯跨出下山的步伐，正是對荒謬與虛無的「否定」。在作為世界真實的虛無與荒謬中，這種「否定的否定」，是卡繆所進行的「存在主義式的掙扎」（雖然卡繆宣稱：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薛西佛斯的神話》也不是一部存在主義作品。）
在荒謬的世界中，卡繆也搭建了一個舞臺、一齣戲劇。在舞臺上演著各種人際友誼交織構作的生活戲碼。戲劇中的演員是荒謬的存在。
但是，劇場上的行動，也讓卡繆能夠面對荒謬的真實世界。真實就是劇場，劇場就是真實。荒謬的世界本身就是一部名為「生活」與「生命」的戲劇。所以，卡繆認為：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並非結束，而是開始。點點星辰只閃耀在黑夜的深邃中，即使是太陽也有黑點，就像阿爾及爾那溫潤的大海，緊鄰著倔強的巖岸與孤傲的山崖。卡繆要在荒謬世界的複雜之中，緊貼真實的生活感受，以及深深浸染於從中迸發的真實生命。意義只會產生於真實的生命與親身的生活情感：在陽光下嬉戲於沙灘與大海的歡愉；黃昏夕照以黃澄的纖纖素手，溫柔地撫慰著善感的心靈；與友人共飲於妝點有繁星的蒼穹……這些都是真實不虛假的生活與生命。
這就是卡繆在《反抗者》中提出的「南方思想」：從認識荒謬出發，繼而肯定生命、勇於反抗對生命尊嚴的各種否定。
與沙特的決裂、以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使得1950年代的卡繆生活再次深刻體會到荒謬。此時，夏爾（René Char，1907－1988）的友誼與對卡繆著作的捍衛，支持著卡繆度過這段支離破碎的歲月。就如卡繆與夏爾合作的攝影集《太陽的後裔》，夏爾與卡繆都散發著熱愛生命與生活的光芒與熱情，這是認識到世界的荒謬之後才會綻露的太陽。
也是在夏爾的介紹下，卡繆造訪了以和煦的陽光、清爽的微風、蔚藍的大海、多層次的紅酒著稱的普羅旺斯。位於巴黎與阿爾及爾之間普羅旺斯成為卡繆在「荒謬」世界的庇護所，為永恆流浪的異鄉人提供暫歇的棲居。
北方的氣息總是吹拂著一股南方的海風。卡繆說：「為什麼我要製作戲劇？我常常問我自己為什麼對你而言，我唯一找到的答案也許非常陳腐老舊：很簡單地這個舞臺是世界上的一個空間，而在此處我很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