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① 記錄以對抗時間
「如果伯外公沒有記錄下來，將永遠消失在時間之中」
衛毅小時候的家在廣西平樂，他上中學時，喜歡去山上找個地方，靜靜看書。有時候，他會走到外公的墓前，他覺得「那裡的視野很好，能看到樹林、山巒與河流」。
外公的墓碑上刻的名字姓林，但事實上，他姓陳。他從40年代在遊擊隊時就開始用化名，至今，真名沒多少人知道。外公的爺爺「青年時，隻身於故土閩漳州入經粵羅定，再入桂蒙山平樂」。就是在那時，有了衛姓族人。
衛毅當時總會想，那外公的爺爺再往上，他們是從何處來的呢？
當年衛毅高考的作文題目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他寫的是議論文，開頭引述的是高更在大溪地島畫的那幅畫——《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何處去？》。他從小對這些問題很困惑：「我們在世上身處的地方，後邊都有無數的人走了漫長的路，才來到這裡。」「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我』便不再是『我』，這些作為人的基本問題便無從回答。」
衛毅的小時候，在家鄉縣誌「民國時期歷任縣長、縣知事更迭表」裡，看到了他外曾祖父的名字，只是一個表格，沒有多少文字。他也曾從外公的二哥那裡，看到了一份四頁紙的家史。就是這些留下來的文字，他知道了未曾謀面的外曾祖父「自幼家貧，聰穎好學，字畫兼好，字近王羲之，擅畫菊、梅，年少時負責管理大家族的藏書。為家庭生計，離鄉闖蕩，在南寧一家客棧偶遇陸榮廷，受其賞識，成為其師爺……」
這些已經被捲入歷史塵埃的人和事，通過文字，又重新上演在衛毅年幼的頭腦裡。他想，「外曾祖父走過的路，如果伯外公沒有記錄下來，將永遠消失在時間之中。文字的力量在乎此，記錄下來比口耳相傳更能對抗時間之河的衝刷。」
伯外公留下來僅僅四頁紙的記錄卻讓衛毅有了更大的好奇，那些歷史細節如何，他更想更清楚地了解。比如，外曾祖父與陸榮廷曾多次爭吵，那些更加生動的現場是怎樣的呢？
衛毅在蘭州大學畢業前的那段日子裡，泡在系裡的資料室，翻看著20世紀20年代的報紙影印件。那時的下午，灰塵透著西斜的太陽光飛旋，他就在想，這些灰塵漂浮了億萬年，比我們所見都多，地球只不過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塵，億萬年也只不過是倏忽一瞬間，而個體的人生，是瞬間的瞬間。可是，這一瞬間，卻有古往今來的冷暖悲欣。
衛毅上大學在西北待了4年，大學畢業後回到廣西，在南寧待了4年。2007年，到了廣州。2008年，到了北京。直到現在，他已經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11年的人物記者。他希望通過文字，讓那些流走的時光，能留下一些。
當時上大學時，衛毅回到家，舅舅總會對他說，你外婆現在每天都看蘭州的天氣預報。外婆也總對他說，那邊冬天好冷啊，氣候好像不好，還是回廣西得了。他想，如果外婆還在的話，「她一定會關心北京的霧霾。」
② 良知與道義
「即使被開除也還是要點名」
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痛。而最早把這一事件擺上檯面，讓它接受質量問責風暴的記者，就是簡光洲。
簡光洲採訪時，在醫院看到有一家人，送不到一歲的嬰兒去做全身麻醉，做腎結石的手術。在手術室門關上的那一刻，嬰兒的父母、爺爺奶奶痛哭欲絕，如同生離死別。
醫生跟他說，做這個手術需要把尿道擴張器從嬰兒的尿道裡塞進去，然後又是5毫米的導管插進其膀胱甚至腎臟。因為孩子太小，全身麻醉完全可能讓他們隨時死在手術臺上。當這些孩子送到醫院的時候，很多已經是雙腎結石，幾天不能排尿，不治就得死，治還可能有一條活路。
聽到醫生的講述，簡光洲的眼淚譁地一下就下來了。嬰兒那麼小，那種痛苦可想而知。有些孩子這樣的手術得做三次，他當時就在想，如果三鹿集團的高層領導在問題發生後，能夠親自到醫院去看看，看看這些嬰兒的痛苦、嬰兒父母的傷心無措，他們或許能改變「遲遲不報」的決定。因為那時，鐵石心腸也不能不動容。
是否要點名「三鹿」奶粉，簡光洲當時有些猶豫。因為他意識到，報導刊出後，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風險。他說，如果繼續寫「某企業」，良心上會感到不安。此前一些含糊其辭的媒體報導，幾乎所有人都強烈要求點名是哪家企業。有很多嬰兒的母親留言：「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夠這樣的含糊其辭？」最後，他決定，「即使被開除也還是要點名」。
簡光洲在論據求證上格外嚴謹，行文時更加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對於三鹿強調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的回應，他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聞標題裡，他再次強調了三鹿公司所聲明的「沒有證據表明奶粉導致嬰兒患腎病」的結論。
《甘肅14名嬰兒同患腎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報導一出，輿論譁然，引發前所未有的質量問責風暴。三鹿集團停產整頓，河北石家莊市副市長張發旺、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長冀純堂等被撤職處理，三鹿集團多位高管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 5 年至 15 年。這篇報導直接推動了食品安全法的提前出臺，也讓國務院下決心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沒有這個報導，就不會有這個部門。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進步，特別是在食品安全質量方面，媒體的輿論監督是必不可少的。 」簡光洲這樣說道，「從業多年，不是所有報導都會驚天動地，但有一天你發現，你的報導能為老百姓振臂而呼，能對改變這個社會不好的方面起一點作用的時候，你會感到欣慰，你會覺得『值』。」
③ 新聞人的工匠氣
「新聞就是狗屎，如果你當它是狗屎，它就連狗屎都不如」
袁蕾《南方周末》做記者，與石巖同事了將近十年。在袁蕾的「記者使用手冊」中，石巖就代表兩個字——「難搞」。袁蕾對石巖生活上的問題一概不了解，不知道她住哪，也不清楚她愛吃什麼，唯一記得最深的是，他們倆吵過比任何人都多的架。
吵架從來不是家長裡短，你欠了我什麼，或者我招惹了你怎麼樣，每次吵架，共同的主題都是——稿件。
南方周末文化部部門主任向陽老師說，石巖是個「怨女」，對題目挑三揀四，但是拿定題目之後，又能一條道走到黑，是個「執女」。
石巖前腳出清華，後腳便入了南周的門。她在文化部做採寫，但她卻對一些知名人士，敬而遠之。因為這個，袁蕾還經常跟她吵架，認為與浪尖上的人保持距離、冷眼旁觀當然是好的，但不能因此就「歧視」他們。不管是哪路名人，能夠說服石巖的，「要麼作品過硬，要麼想法過硬，要麼足夠有趣，要麼足夠典型。」
2011年冬天的一個星期裡，石巖每天下午都會去作曲家王西麟的家裡，聽他講人生。王西麟戴著助聽器，但耳朵還是很背，「說話近乎咆哮」。他經常說著說著，下巴抖動，一行老淚就留下來，用手背擦拭。王西麟在石巖採訪前，基本上沒有什麼報導，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好的作曲家，又有人卻說他的音樂一錢不值。很多機構對他的態度有一種默契：「作品可以演，話不要說。」
石巖採訪王西麟進行到兩三天的時候，她興奮地給袁蕾打電話：這是一個「中國病人」，時代的沉痾變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他既是奮起反擊的勇士，又是重軛之下的囚徒。
這篇稿件的題目為《中國病人：作曲家王西麟這輩子》，長達一萬三千字左右，獲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聞獎提名獎。獲獎理由是：報導為一個被遮蔽的中國當代傑出的作曲家立傳，包含了強烈的個性、跌宕的命運、歷史的洪流、動人的音樂，這些元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文字交響曲，是人物稿中的精品。
在文化部，向陽就經常對石巖他們說：「新聞就是狗屎，如果你當它是狗屎，它就連狗屎都不如」「寫字兒的人就是工匠，手藝是飯碗，也是尊嚴和榮耀」「大家子和小家子的不同，不僅在於排場的大小，更在於細節是不是講究」。
初聽時，石巖總覺得其中摻雜著頭巾氣、市井氣、江湖氣，有一股酸酸怪怪的味道，但聽多了，卻將這「二十一條軍規」化成潛意識，融匯在每一次的採訪、寫稿和改稿當中。
她在南方周末做了十幾年的文化記者，這也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說：「我更願意與人維持清淡的關係：如果我要採訪你，我會認真做準備，耐心問、仔細聽；一旦動筆，我會把文字很當回事，這類似木匠、錫匠在意職業榮譽，也因為我要講述的是真實的人生，筆下樁樁件件關乎活人的利益、形象、人生冷暖。」
④ 堅持不懈地追逐真相
「作為記者的職責是去偽求真，而不是成為社會活動家」
關於性騷擾、性侵犯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從去年好萊塢反性騷擾和性侵害運動開始，就一直在進行著。2018年普利茲新聞獎將調查性報導獎頒給了《華盛頓郵報》，獲獎的那篇報導調查了阿拉巴馬州參議院候選人摩爾的不正當性行為。
主導這次調查的是史蒂芬妮‧麥可羅門，她是《華盛頓郵報》的全國企業事務記者。
最開始，麥可羅門的目標並非調查摩爾的不正當性行為，她甚至對此一無所知。她深入了自己的家鄉——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只是為了嘗試找出被視為「明星參議員候選人」的摩爾為何支持者眾。這位候選人已經71歲，反移民、反同性戀，以其強硬態度備受關注，曾兩度當選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兩度參選該州州長並以失敗告終。
在採訪過程中，麥可羅門從當地居民那裡了解到一些關於摩爾的傳聞——在30多歲擔任地區助理檢察官期間，「喜歡年輕少女」。她最開始懷疑流言的真實性，但是去偽求真的精神一直支撐著她繼續深入調查，她開始和同事們一起尋覓當年的那些「少女」們。
雖然循著線索，找到了這些受害者，但卻沒有人願意實名接受採訪。「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贏得她們的信任。這包括解釋如果接受實名採訪的話，整個過程是怎麼樣的、我們會如何核實細節等等。」
麥可羅門和她的同事們根據採訪時得到的信息，結合多個信息源進行交叉驗證，對各種細節花了大量精力、時間進行核查。採訪當年受訪者吐露過自己遭性侵細節的知情人；查閱了證明受訪者可能在場的法庭文件；找到了摩爾讓被害人飲用葡萄酒的餐館；同時，他們還憑藉過硬的專業素養，識破並曝光了一位假意偽裝成受害者前來「釣魚」的女性。
2017年11月9日，《華盛頓郵報》率先曝光了四位女性對摩爾的性侵控訴，年紀最小的女孩遭受性侵時年僅14歲，最大的也僅僅只有18歲。一名叫柯夫曼的女性說，1979年，14歲的她在法庭外遇到了32歲的摩爾，摩爾支開了要去參加兒童監護聽證會的柯夫曼母親，向柯夫曼詢問了電話號碼，在數日後帶她至自己家中，發生了親吻、撫摸等性接觸行為。最終，陸續有六位聲稱受害的女性向記者們揭開了這樁40年前的系列性侵醜聞。
2017年12月，在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員補缺選舉中，共和黨25年以來首次敗北，摩爾敗選給了民主黨候選人、前聯邦檢察官道格·瓊斯。
雖然這篇報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Metoo」運動，但她始終認為這是「信息的力量」。她說，作為記者的職責是去偽求真，而不是成為社會活動家，在參與性侵事件報導時，不應持有預設的立場，要始終存疑，步步驗證。
記者可以通過文字記錄每一個「人」的故事，對抗時間，保存溫度；記者可以轟轟烈烈，幹一番大事，推動社會改革，引領思潮；記者可以專心地做一個匠人，用心打磨每個字；歸根到底，記者就是做一個求真的人，不預設立場，始終存疑……不管是專業主義精神下的理性，還是那份溫熱的感性，那些在平凡日子裡為自己、為社會、為歷史注入深刻和榮光的記者們，都值得我們致敬，並向著他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