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三月三是上巳節，古代人們有水邊飲宴、郊外遊春的的習俗，《論語》中稱：「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當時名士謝安、孫綽等41人，在浙江會稽山陰的蘭亭為修禊事宴集。是日，眾人分坐於曲水旁，以觴盛酒置於水上，即興賦詩。詩文彙編成集，王羲之撰並書序文總述其事。後世《蘭亭序》被推頌為「盡善盡美」、「天下第一行書」，「蘭亭修禊」也因此成為史上最負盛名的一次修禊活動。
作者：肖伊緋
1925年初，80歲的老詩人、梅蘭芳的詩文家教樊樊山（1846-1931，即樊增詳）忽有雅興，他在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廣邀南北才俊，要在上巳日這個傳統節日召集文人雅士進行一次規模空前的聚會。正在清史館中修史的82歲的趙爾巽扶杖前來；曾經的湖南神童、曾於1913年出任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的熊希齡率先響應；天演學家嚴復的高徒侯毅擔任書記員，記下了這次龐大集會的盛況。實到76人、因故未到後補寫題詩的33人，此次雅集共達109人，這是近現代中國一幀空前絕後的雅士集體照。
仿古雅集用上現代技術
老舍先生1936年在《想北平》一文裡寫道：「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可見陶然亭在文人心中的地位。陶然亭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相傳建亭人名叫江藻，是清朝時期在黑窯場主管燒制磚瓦工作的工部郎中。江藻平時喜歡欣賞四周的美景，他覺得此地環境優美，於是修建了一座小亭，取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中「更待菊橘黃家釀熟，與君一醉陶然」中「陶然」二字，命名為陶然亭。亭子建好以後，江藻經常邀請他的好友到這裡來飲酒聊天，來的人越來越多，小亭子就裝不下了，於是江藻就和他的朋友們集資擴建、拆亭改軒，建造了現在看見的三間敞軒，但「陶然亭」這個名字卻一直沿用至今。亭上黑色的匾額是齊白石老先生留下的字，下面楹聯：「煙藏古寺無人道，踏倚深堂有月來」，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書寫的。亭內金色「陶然」二字的匾額是建亭人江藻書寫的，下面「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是禁菸名將林則徐留下的楹聯。在亭梁上還有優美的蘇式彩繪，它們是：採菊圖、八仙過海、太白醉酒和劉海戲金蟾。
樊樊山和陶然亭是有緣的。他是湖北省恩施市人，清光緒進士，曾擔任陝西布政使、護理兩江總督，是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詩派代表詩人、文學家。樊樊山於1899年創作了長篇古體詩《彩雲曲》，因著意為京城一代名妓賽金花樹碑立傳，《彩雲曲》被社會各界所關注與傳抄，風行一時。之後，更於1913年作《後彩雲曲》，「著意庚子之變」，敘述了賽金花與瓦德西的豔聞。這一前一後的《彩雲曲》，時人比之為吳偉業之《圓圓曲》，因其抒寫真人真事而更為時人推崇。事實上，賽金花本人在這次樊氏作東的雅集之後10年逝去，於1936年也葬於陶然亭。當然，除了《彩雲曲》，樊樊山曾賦詩三萬餘首，並著有上百萬言駢文。
既然是效仿古人的 「蘭亭修禊」，那麼這一此次次承接「蘭亭修禊」的千年風雅之舉，當然也少不了要有一個文詞精雅的序文來紀錄和紀念。召集人中的幾位宿儒稍一商議，決定讓丁傳靖來撰序。丁傳靖也是名人，他的詩文負有盛名，尤工戲曲，創作了《霜天碧》《滄桑豔》《七曇果》等傳奇劇本，其中《滄桑豔》寫陳圓圓事，尤為著名。從丁氏自謂的「剩有滄桑新院本，一時價貴海王村」詩句來看，《滄桑豔》傳奇無疑是其頗為自得的作品。 丁傳靖與樊樊山因曲結緣，由來已久。
1925年，樊樊山已定居北京13年，生活境況卻遠不如任前清要員時的氣派。為謀生計，他去給比自己小38歲的梅蘭芳當詩文家教，為其修改戲曲文詞，聊以餬口。此時的丁傳靖也並不比樊樊山的處境好多少，總統府秘書的虛銜，也無非是替人撰寫文書、修改文章的清閒差事罷了。三月三的乍暖還寒天氣，丁傳靖在家裡完成了樊樊山指定的作業，一篇《江亭序》寫得中規中矩，早沒了當年的那份驚豔才情。
無傷大雅的是，此次雅集運用現代技術做記錄與存照，來自天南地北的雅士們分作兩排，就在陶然亭的三間敞軒外拍照留影。照片中雖然人像太小，加之珂羅版的銅版印刷還稱不上清晰，但這在中國雅集史上，也算是開天闢地頭一回了。作為雅集存照，這一張陶然亭合影，刊登於由樊樊山親筆題箋的《乙丑江亭修禊分韻詩存》首頁，這在當時的文化圈子裡也算是摩登新聞了。
當然，在珂羅版印製的合影之後，仍然是免不了還要有丹青寫照的。當天到會的賀履之、林彥博、李雨林三位，應諸老之邀，各作了三幅《江亭修禊圖》，也被不惜成本的以珂羅版印製在合影之後，輯入冊中。
在首頁的合影背面，還用當時盛行的鉛活字印刷術，排印出了到會的76人名單與沒有到會的33人名單。而這109人，無論到會與否，都在冊子中留下了所謂的「分韻賦詩」一首或若干首。其實，「分韻賦詩」也是古代雅集中「曲水流觴」的一種現代化方式。「分韻賦詩」的出現，再不需要鑿出彎彎曲曲的流杯池，也不需要預備水中飄浮專用的酒杯，更不需要所有參加雅集的人都正襟危坐於池邊，挖空心思的預想著酒杯飄流過來時應該對答的詩文。此次雅集，由樊樊山預先選出一首詩來，將詩中的每一個字逐個寫在小紙團裡，到會的人採取抓鬮的方式，拈到哪個字，即以哪個字為詩韻，賦詩一首。詩的體裁不限，七言五言皆可；甚至還可以作詞，而且並不一定當場完成，事後補作也是允許的。
《江亭序》有兩個版本
《江亭序》有兩個版本，沒有到場的代表選了丁傳靖作序，到場的代表則選了李綺青作序。
丁傳靖的序言開篇提到：「夫定武精刊，繭紙非昭陵之本。永和未遠，羽觴猶典午之遺。」追隨自蘭亭以來的文人雅集傳統，仍然是以樊樊山為代表的舊式文人骨髓裡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丁傳靖與之相類，對風雅古意的傾慕一如既往。但世風日下的感慨之後，退而求其次的風雅追求顯而易見，即從追慕魏晉以來的風流神髓，轉而尋求博物通識的風俗傳承。
既然蘭亭的原本早已不復存在，誠如魏晉風流只能仰止興嘆，近現代文人無一免俗的為世道變遷而牽累羈絆、為斯文不復而疲於應付，不可能再獨善其身式的超然世外，則只能通過一些尚在傳承中的風俗寄託一些文化想像罷了。比如說還有的三月三修禊傳統，比如說還有的以樊樊山為首的雅集傳統。丁傳靖筆下的陶然亭與王羲之筆下的蘭亭區別之大，並不完全在於時空上的差距與差異。無論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還是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無論是在縱情享受人生的角度，還是暢談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個雅士都遠不及蘭亭中的42位晉人輕鬆灑脫。更何況寫這則序言的丁傳靖還是坐在自家屋裡冥思慎筆而作，而絕非如當年王羲之那樣酒墨酣暢，一筆呵成。
或許，一個是公元353年的江南，一個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間上的南北差異，時間上的千年更替，都沒有理由去要求以樊樊山、丁傳靖為代表的一幫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晉人的那種風骨意趣，去完成這一場民國時代規模空前的雅集。畢竟，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間始建以來，就註定並非是一處純粹的風雅之地。元代曾在陶然亭地區建慈悲庵，經明、清兩代的修繕、擴建成一定規模。庵內文昌閣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兩代進京趕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祈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了這座名為「陶然亭」的小亭。而以樊樊山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該亭為江藻所建而稱「江亭」，由此可見其前清遺老追思前朝心態之重，已經遠非流風遺韻所能承受之重。無論是先前的考生上香會聚之所，還是後來的眾多近代雅士存照「江亭」，這樣的熙熙攘攘，這樣的車水馬龍，自然都已經與晉人風流和蘭亭風雅相距甚遠。也無怪乎，丁傳靖在序言中只有「故事」、「遊蹤」、「資料」這些類似於存檔日記式的文字面目了。
李綺青是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晚年旅居北京。李序開篇曰：「歲在乙丑三月三日，稊園同人集於京師宣南江亭，為修禊事。」開宗明義，還頗有點「永和九年春」的況味。句中提到的稊園，即稊園詩社。其前身是創建於二十世紀初的寒山詩社，「稊園」得名於當時詩社社長關賡麟，關氏在北京南池子的宅第就號「稊園」。在後面的分韻賦詩中，關氏與李綺青相繼寫出了長篇巨製，許寶蘅亦有賦詩，亦可見當年的稊園情誼與同仁酬唱之情。
李序中除了其擅長的駢體文表述之外，在序言將盡時，有一番話也頗可感嘆。序曰：「僕自以老殘，屢陪文，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荊駝自傷，未忘情於闕下。」風雅畢竟不能當飯吃，一生秉直清貧的李綺青，晚年生活只能靠原本以追慕風雅為名的文人聚會來「打牙祭」。「花豬久缺，如大嚼於屠門」雖是無奈至窘之境遇寫照，卻也是如李氏一般所有「徒具才情、絕無錢銀」的舊式文人之通病——因為恃才清高，不善經濟，而困窘一生。只不過李氏對此並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駢體文寫出了大實話，反倒讓人覺得無傷大雅了。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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