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孫平化先生的遺作《中日友好隨想錄》，孫老那風趣、豪爽、睿智的音容笑貌便立刻浮現在我的腦海和眼前。
我所接觸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
中國有句俗話：「飲水不忘掘井人。」孫平化前輩堪稱是戰後中日邦交正常化當之無愧的掘井人之一。他從1952年起就在周恩來總理和廖公（廖承志）的領導下，成為新中國開拓中日關係的先鋒，參與接待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訪華的日本來賓。直至1997年8月不幸仙逝，他一直是中日民間交往的旗手，把畢生精力、才華與熱情都獻給了中日友好事業。
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孫平化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重託，於1972年7月率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日本，於同年8月15日受到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會見，並轉達了周總理對田中首相訪華的邀請，促成了田中角榮首相於同年9月25日成功訪華，為中日恢復邦交鋪平了道路。因而稱孫平化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一點也不過分。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孫老的事業更加紅火。他根據黨中央對日政策方針，一天到晚忙個不停，接待來訪的日本朋友不計其數。人稱「老孫」的他，好像孫悟空似的有渾身魔法，無論何時何地，總能把各種各樣的日本人吸引到身邊來聽他講「故事」、與他交朋友。當年，周總理和廖公啟用了這位忠心耿耿、足智多謀、談吐幽默的「東北怪才」，也真是慧眼識珠。
提起孫平化的大名，我1975年在北京外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系日語專業讀書時就如雷貫耳。作為學習日語的學生，我一直對孫老充滿敬佩崇拜之情。我與孫老的接觸可說是一種「由近而遠、由遠而近」的過程。
先說「由近而遠」。我在大學學習日語期間，孫老的千金孫曉燕是比我高兩年級的師姐。當時我們上課的教室相對，每天上下課抬頭不見低頭見。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時，我們幾個年級的同學甚至還男女生分開，在學校操場的帳篷裡一起住了個把月。當年這位師姐絕對是眉清目秀、才貌出眾，但穿著樸實，為人非常低調，以至於我們在校期間幾乎沒說過一句話。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敬而遠之」。
再說「由遠而近」。在校期間，最早見到孫老還是在北京的中國政協禮堂。具體日子記不清了，只記得那天是孫老在歡迎日本「部落民」代表團大會上講話致詞。由於座位離得較遠，看不太清，只覺得臺上孫老的腦門和頭頂比較亮。他講話底氣十足、聲音洪亮，不斷激起場內陣陣掌聲。
我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日本方面的研究，記得一次到中日友好協會開會，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孫老。會下他曾對我說：語言是重要的工具，但我們的學生只學日語不行，還要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既是他的殷切期望，也成為我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
孫老緣何看重「稻門會」？
「稻門會」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校友同窗會，在日本國內外設有分會。會員中包括曾經在早大進修或做過特邀研究員的外國人。20世紀90年代，我和孫老作為早大的校友曾多次應邀出席過「稻門會」在北京的聚餐活動。
1987年至1988年我曾經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博士課程，後因國內工作的緣故而輟學回國。就在回國前夕的1988年3月23日，我非常榮幸地應邀出席了早稻田大學授予孫平化名譽博士學位的招待會。當時，在場的還有早大總長（校長）西原春夫、全日空公司會長岡崎嘉平太等長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老朋友。那天，孫老顯得特別高興，始終笑容可掬。
2010年3月12日我在東京與西原春夫先生重逢時，還一起回憶起22年前那段歷歷在目的往事。或許是因為有早大這段緣分，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經常應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稻門會」的聚會活動。正巧，那時孫老是早大「稻門會」北京分會的會長，我的師姐孫曉燕也曾在早大留學，自然是逢會必到的重要會友。於是乎，我們又由遠而近地走到一起，與日本朋友共同度過許多難忘的美好時光。記得那時經常給我發邀請信的是三洋公司駐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川西重忠先生（現任日本櫻美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
2010年6月19日我在杭州出席「中日戰略互信與戰略合作」國際研討會時，與川西重忠先生重逢。孫平化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又自然成為我們的話題。川西先生回憶說：孫平化特別幽默，談笑風生，人緣特好，所以很多人都是想和他接觸才來參加北京「稻門會」活動的。我記得有一次他在致祝酒詞的時候一本正經地對在場的日本朋友用日語說：「有人把我稱為孫平化閣下，大可不必啦。因為『平化』的日語發音是『陛下』，只有天皇才被稱為陛下。既然我已經是『孫陛下』了，就不必再稱『閣下』啦！」他拿自己的名字開玩笑，自己沒笑卻引起全場一片笑聲，氣氛一下就輕鬆活躍起來。這就是孫老的本事，有點像今天的趙本山那種能侃的遼寧人，一般人學不來。
不過，至今似乎仍令川西先生略感不解的是，孫平化早年留學日本東京工業大學，而後來早大只是授予了他一個名譽博士學位，可他生前卻為何那麼熱衷於參加早大校友會「稻門會」北京分會的活動呢？我的解釋是，這是由於孫老把這些活動與他所從事的中日友協的工作融為一體的緣故。其實，也許我們可以從孫老遺作《中日友好隨想錄》一書的自敘中找到最正確的答案：
「早大授名譽博士始於1957年，第一位授予石橋湛山，後來有松下幸之助、井深大、河野謙三等名流；外國人士有印度的尼赫魯、甘地夫人，德國的阿登納、法國的密特朗等。廖公是第25名，當時他因病委託我代領；菲律賓的阿基諾夫人是第32名，現在我躋身第33名，是很高的褒獎，極大的榮譽。
兩場畢業典禮之間，在大隈會館與西原總長等教授共進午餐，手端飯盒環顧四周，往事又湧上心頭：就在這個會館，松村謙三曾宴請我；我也曾在此出席他孫子的婚禮；還有字都宮公子的婚禮……都是在我任廖辦首代時期，一晃二十多年了。
當晚西原總長在『福田家』設宴祝賀，座中有川瀨武彥教務部長、安藤教授夫婦、安江國浩外事課長及其前任山代先生。我說，我是早大新生，今天入學、今天畢業並獲博士學位。西原總長說：『六年前你來為廖先生代領名譽博士，我就想，將來不是代領，而是親領這個學位。今天終於實現了，感到特別高興。』他拿出一本日文版《隨想錄》要我籤名，我恭敬寫下：『請總長指教。早大新生孫平化。』
至此，這光輝的一頁可以翻過去了。明天上午將回國繼續工作，實踐為中日友好貢獻餘生的諾言。
天涯何處無芳草，早大何處無校友——世界各地都有稻門會，北京稻門會有日、中人士近80名，現在我也成為其中一員，會長是三菱商事駐京辦主任金田讓二，幹事是東洋工程北京事務所長吉田治夫。」
孫老生前還特別記下一筆：「早大贈予我這個新生三箱書籍，還把『式服』、博士帽、學位章，連同證書裝在有早大標誌的提包裡一起送給我留念，這是最珍貴的禮品，是遠高於財物的永恆紀念，不知道我的子孫能否依照我的心願一直保存下去？」
《中日友好隨想錄》是孫老的化身
遺憾的是，健康而健談的孫老卻不幸於1997年8月15日病逝，享年80歲。與我們如此親近的孫老竟忽然離我們遠去了，這令中日兩國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的各界人士不勝惋惜和悲痛！
幸好，孫老早有遠見，在晚年曾以搶救「文物」似的緊迫感，百忙之中筆耕不輟，把他在戰後中日關係中那些寶貴的親身經歷追憶並記錄下來，直到病逝前三周才被迫擱筆。在這期間，孫老的大作《中日友好隨想錄》、《我的履曆書》曾先後於1988年和1998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並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書中生動地記述了戰後中日兩國化敵為友、實現邦交正常化、締結《中日友好和平條約》過程中，那些鮮為人知的獨家「爆料」、人物細節、經驗之談和對日政策方針的由來。每當讀到孫老遺作就會感到孫老沒有走遠，仿佛還在我們的身邊。
2009年12月，孫平化的又一力作《中日友好隨想錄》出版。該書是一部價值極高的中日關係事實錄，是留給中日兩國子孫後代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該書記述了自1984年到1997年孫平化擔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會長期間，直至生命的最後旅程，與日本各界人士交往的400多個真實故事。該書是此前出版的兩部作者傳記的續篇，進而構成「孫平化與中日關係」的三部曲。
該書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專著，但更勝史學專著。史學專著往往是考察別人的歷史文獻與史實，並進行有條理的加工整理，而這部《隨想錄》記載的則是當事人獨特的親身經歷。即便在正式的國家檔案中，也不會記載那些鮮活的歷史事實。這是它的史學價值所在。
全書文如其人，坦誠明快，敘議結合，愛憎分明，自然灑脫，語言生動，文筆流暢，不拘形式，毫無雕琢粉飾之狀。書中每個故事都堪稱是作者對所見之寫真、對所聞之實錄、對所想之坦言，讀來好像在聽毫無拘束的朋友跟你「侃大山」，讓你身臨其境。作者非凡的記憶力為讀者留下許多往事的細節，篇篇精彩，令人愛不釋手。
作者筆下的那些真人實事可以使讀者更加形象、深入、小中見大地了解那段中日關係的歷史。它會告訴你，那些日本友人曾經為中日關係做過哪些好事。中國人有不忘本、不忘別人恩德之美德。但是，如果作為後人根本不知道在日本誰是小人、誰是恩人，就很難妥善應對、繼往開來，甚至可能眉毛鬍子一把抓。
孫平化的大名早已載入戰後中日關係的史冊，孫老之所以在晚年拼命地撰寫他的人生經歷，絕非為個人樹碑立傳。他曾經把廖承志作為良師益友與工作楷模，深為廖公突然去世而帶走了無法挽回的寶貴歷史記憶而不勝惋惜。
有心的讀者如果仔細品味書中的故事，也許會從字裡行間體會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他是在以「隨想錄」的形式，竭盡全力為身後繼承他事業的人留下前行的路標、留下續寫中日友好的人物庫和檔案館、留下發揚光大中日友好事業的機緣和資源、留下發自肺腑的囑託與期許，目的就是要使中日友好事業的薪火世代相傳！
書中不僅記載了作者同日本友人情深意長的交往，也記下了與日本一些阻撓中日友好的人針鋒相對鬥爭的場面。這可以使人了解中日友好關係的確來之不易；也可以使人看出，作者是位既講人情、更講原則的人。書中不僅記載了中日兩國的許多大人物和老戰友，也記載了一些在他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可見作者是位既能把握大局又平等待人的人。書中不僅記載了作者陪同日本客人走訪中國各地的旅程，也記載了他每到一地都盡力促進當地與日本經貿投資合作的經歷。可以看出作者是位既講朋友交情又重務實合作的人。
書中不僅記載了中國的大好河山與經濟發展，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國存在的問題和弊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位嫉惡如仇、深愛祖國且極有自尊的人。書中不僅記載了與老友相聚的歡樂，也描述了與摯友生離死別的悲傷。從中可以讀出作者是位既愛交新朋友、更不忘老朋友的人。同時，對那些阻撓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孫老提出要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下面是書中的兩個例子：一個是「浜野清吾逝世」；另一個是「赤尾敏死了」。
浜野清吾逝世：「1990年6月24日浜野清吾老人病逝。我7月14日將去東京，已在日程中安排看望浜野老人，不料他還是先走20天，沒給我留下最後一晤的時間！去年冬天訪日，未能擠出時間去看他，只是寫了張『色紙』請他恕罪。在那之前幾個月我和王秀雲去醫院看他時，他還談笑風生。但畢竟是九旬以上老人，又是有恙住院，確也隨時有走的危險。
浜野老人早在1954年就隨團訪華，訪問中忽然提出他有私事要先回國。我說，無法安排，一定要回的話，只好走著回去吧。後來幾十年，『走著回去』成為不斷提及的笑柄。建交不久他來訪，對於締結文化協定特別積極，說50年代訪華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在那個時候就提出過文化協定的事。無獨有偶的是，70年代的這次訪問中他竟又要單獨提前回國！不過這次卻非私事，是國內緊急召回——內閣改組，要他立即就任法務大臣。
從法務省離任後，他當了日中議聯會長，正值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無進展的時代，他為早日締約，穿梭於東京北京，急起來竟不惜威脅福田首相說：如不答應，就要掀起倒閣運動。1978年8月12日締約終於成功，他興奮地率日中議聯代表團專程來京慶賀。9月1日，中日友協在大會堂宴會廳隆重慶祝，餐檯中央擺著浜野特地從日本帶來的小豆飯和巨型年糕，那吉祥喜慶的碩大年糕和浜野清吾熱情開朗的笑臉，還像12年前一樣清晰地印在我腦海間。」
赤尾敏死了：「從《讀賣新聞》上看到赤尾敏（91歲）於1990年2月6日逝世的消息，又引起一番回憶。此人一生是從左到右：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叛變，成了保皇派，和頭山滿搞在一起；戰後組織『大日本愛國黨』，成了有點名氣的右翼團體頭目，還當選過國會議員。
記得1956年隨梅蘭芳京劇團訪日那次，赤尾敏到處破壞。用特大號字體印製了大量傳單，貼滿東京主要街道的電線桿，宣揚『孫平化是中共大特務』。我同日本朋友笑說：我非大人物，不值得用這麼大的字體。後來劉寧一率團訪日，他又故技重施。起初我們想針鋒相對，鬥爭、交涉，後來明白這類組織是私下收錢，鬧出動靜，一上報紙、電視，就正中下懷，『揚名立萬』了。索性不理睬他，反倒讓他沒趣。
60年代初，松村謙三告訴我，訪華回日本遭到右翼的威脅，赤尾敏找上門去。找去了怎樣？松村沒有明確講，我理解無非是破財消災。
還有一次，我代表團去代代木體育場出席群眾集會，赤尾敏站在一輛宣傳車上，架著大喇叭，放著日本軍歌，手持棍棒朝我們揮動，大喊大叫。我經他旁邊進會場，喊些什麼聽不清，卻有幸第一次見到了這位瘦小老頭的尊容。
中日建交第二年廖公率中日友協團訪日、1979年『中日友好之船』訪日，都有『大日本愛國黨』的宣傳車尾隨，到各活動地點去搗亂。日本警方趕不開他們，乾脆用吊車將宣傳車吊走，吊起來它還在『頑強』地喊叫，真成了異景奇觀。
在廖辦工作時期，對於『大日本愛國黨』的宣傳車和電線桿上貼的傳單，我已習以為常，不屑一顧了。右翼組織多如牛毛，唯有赤尾敏及其『大日本愛國黨』，因為與我如此有緣而被我記住。從後來的情況看，赤尾敏是廣種薄收——那麼費力也沒能鬧成大氣候，誰都不把他當回事，在分析日本政局和社會思潮時他也不佔什麼分量。這一代右翼人士也成了歷史過客。赤尾敏的死也沒引發什麼評論，無聲無息。在他身後，也不知那個『大日本愛國黨』會怎樣？」
孫老生前一直關心中國對日本研究的發展，臨終遺願是設立「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並在彌留之際堅持辦好捐款手續。孫老就是這樣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一個智商和情商雙高的人、一個有益於中日兩國人民的人！
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二）會見孫平化（右三）
1956年，梅蘭芳率團訪日演出，引起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