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領域最高的獎項和榮譽，儘管從來沒有人站出來這樣說過，但是人們確實達成了這樣一種約定俗成的共識。其實談到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中國人心中難免就有點義憤填膺，其緣由自然是因為此文學獎長久以來被歐美作家「壟斷」，而中國自近代以來誕生了那麼多優秀的作家，卻愣是連一個作家都沒有評上。
這也就不難怪國人心中多少有些不平和憤懣，這種心情當然應該誠實的說是摻雜著幾分嫉妒、酸楚和無奈。中國人什麼都喜歡爭個第一，或者認為人家有的，我們也得有，人家做得好，就成了中國人的原罪。這種想法在網際網路時代被曝光的如此直白露骨，公知們，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們常常一見其它國家如何，便說瞧瞧人家如何如何，我們自己又如何……
這種心理便如中國式家庭文化中，中國的家長們見別人家的小孩如何如何，便不免有些嫉妒的說自己的小孩如何如何。諸如此類，頗為好笑，談這些是指其實中國作家之所以難以入選諾貝爾文學獎，首先在於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優秀作品的確乏善可陳，當然優秀的定義有許多種，尤其像文學這種「一千個哈姆雷特式」的領域。
究竟何為文學的優秀？
我認為有一個思路倒頗為不錯，王國維評價李後主的詞說：
尼採謂一切文字，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文學自然也是有境界之分的，如《紅樓夢》之格局與境界，故事的深度和廣度自然是完全夠格得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只可惜此獎並不頒給逝者，否則人類歷史上不知該有多少作品得戴上這麼一個桂冠。一個好的作品，實際上它的評判標準有時也相當簡單，不管一個文學評論家把一部小說評價的多麼天花亂墜，那些都不過是其自身的主觀感覺。
一個實用的評判標準在於——這部作品能不能普遍的闡述或反映人類的感受和境遇，這自然來說是要其有一種在廣度上把全人類都含納進去的描繪，不管是美國人、非洲人還是日本人看了都深有感觸，這種描繪超越了民族、種族和國別的界限，作用於人類的心靈之上，這也是所謂經典能夠彌久常新的緣故。
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並非沒有這種作品的存在，如1954年頒發給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老人與海》，又或如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局外人》，這些作品都有很遼闊的廣度。當然，這種標準亦並非絕對，如川端康成的《雪國》就很「局限」的描繪了日本人的物哀精神。
如此來看，一部好的作品要麼足夠的廣大，要麼足夠的精凝。如像《百年孤獨》一個中國人看了或許多少讀的有些雲裡霧裡，只當做魔幻故事來看，但一個美洲人看了或許就會直呼是偉大之作，畢竟它的讚譽就是「再現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圖景的鴻篇巨著」。很多人說讀《百年孤獨》感覺孤獨感爆棚，但對我來說全無這種感受，作家的巧妙構思令我驚嘆，若說作品中的孤獨感亦覺其遠不如《雪國》帶給我的感受強烈。
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差異，但這些並不妨礙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所以這裡凸顯的一個尷尬現實在於中國作品中的傳統文化印記難以被西方人理解，當然其原因也可能在於沒有一個中國作家能夠在其作品中把他的故事和中國的文化精神巧妙的和內容融合到一起，既要寫出精髓，又要讓不管是俄羅斯人，美國人或法國人都看的懂，這確實考驗文字的編排能力。
西方作品很好翻譯，但中國作品就不是那麼好翻譯了。這也是導致中國作品很少獲得此獎的緣故，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賴於他遇到了一個好的翻譯家。負責評獎的瑞典文學院中只有馬悅然（瑞典人）一位漢學家，這是一位中國通，有些中國學者興許都沒有他對中國文化典籍的了解深。
他翻譯了《水滸傳》、《西遊記》，向西方介紹了《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荀子》等等先秦典籍，此外又翻譯了大量辛棄疾的詞。要把這些晦澀難懂，玄奧高深的文言文翻譯成準確而又直白的通俗語言，毫無疑問都是十分考驗功力的。另一方面，像辛棄疾的詞翻譯成通俗的白話英文，恐怕其意境和美感無疑要打個半折了。
而莫言能夠得獎就是因為那位翻譯家陳安娜（瑞典人）是馬悅然的學生，她的漢學功力儘管沒有老師深厚，但是也是一位優秀的漢文翻譯家，如莫言的《紅高粱》，餘華的《活著》，蘇童的《妻妾成群》她都翻譯過。這就是中國作品的尷尬處境，一個好的翻譯家似乎成為一部分的影響因素，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差異也是影響其評選的重要因素，此外還要考慮到評委們的個人觀念和品位，這些都無疑讓中國作品的評選多了一些影響因素。
馬悅然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又是歐洲漢學協會的會長，過去他曾說中國最有希望獲得這個獎項的是沈從文。1988年的時候本來要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沈從文的，但是很遺憾那一年沈從文去世了。這讓馬悅然非常失落，他多次對人說：如果沈從文1988年沒有去世，他肯定獲諾獎。
為了促成沈從文獲獎，馬悅然甚至遊說當時的評委會，希望他們打破慣例把獎項頒發給已經去世的沈從文，但是他多次遊說無果，評委會不願打破規矩，這讓馬悅然十分失落。由此可見，如果不是沈從文那一年碰巧去世，那麼首位獲此獎項的自然非沈從文莫屬了，其時間也將提前二十餘年，而沈從文的地位恐怕還將再升一個檔次。
目前基本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翻譯難成為中國作品難以被大量介紹到國外的尷尬處境，另一方面中國的作家也很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大量的地方土語和方言，刪了沒那個意味，作品也將被閹割成四不像，不刪西方人又理解不了。更尷尬的還在於，需不需要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放棄這種語言風格和寫作習慣。白話文運動已經讓傳統的文言文寫作的簡練之美喪失殆盡，倘若再為了迎合西方人的閱讀習慣，那麼長遠來看也是一種頗為遺憾的事情。
因此，並不是諾貝爾文學獎沒有了含金量，其真正導致中國作品鮮少獲得此獎項的原因在於語言和文字之間的隔閡，中國人可以很輕鬆的理解西方作品，但西方人卻並不容易能夠輕鬆理解漢字作品。觀察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不難發現其主要的獲得者都集中在歐洲大陸上，這恐怕就是因為分別於兩個文明體系，想要準確理解另一個文明體系的文化作品，對於諾獎評委來說恐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最終釀造了一個尷尬處境，仿佛猶如雞同鴨講，雞要講的讓鴨明白，少不得要學幾句鴨語，但又不能完全放棄雞的語言，因此學的儘可能像，叫鴨聽得懂，則已經是實屬不易了。譬如法國華裔作家高行健的諾獎作品《靈山》雖然是以中國為背景，但講的已經不是中國故事了，其語言也完全是通俗的現代語言文字了。
凡此種種，諾獎自然還是可以繼續憧憬，它作為一位作家所能獲得的在這個星球上世所公認的最有分量的文學獎項，自然將會為作家帶來巨大的影響力和榮譽，世界範圍內的認可，之於作家而言它當然是有含金量的肯定。不過倘若把諾獎拿來和「國家爭光」這種無聊的話題聯繫到一起，那麼一個區區文學獎實在難以有爭光之處，但恰恰有些人就是這樣認為的，於是其言論中自然就是醋味十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