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而言，德國的餐飲文化顯得相對單調乏味。雖然他們能將土豆和香腸吃出上千種花樣來，但歸根結底，那也只是土豆肉糜而已。比起我泱泱中華，美食天堂，那簡直根本不是一個力量級上，毫無可比性。也難怪「留德華」們學成歸來之後個個都成了大廚，燉肉烘焙蒸饅頭，川菜粵菜東北菜，無所不能。
無論是在德國旅遊還是工作學習，吃了一個星期之後的麵包夾香腸（不是熱狗！德國人說了，重點在香腸，各種各樣的香腸，香腸是食物的靈魂之所在！麵包是佐餐用的，和俗氣的美式熱狗不一樣！傲嬌臉）之後胃油膩得受不了。可每天下課下班之後又累得天旋地轉，哪還有力氣下廚？可憐肚子又不爭氣，實在想吃點熱熱乎乎，營養均衡的東西。於是，開滿大街小巷的土耳其烤肉卷店就成了奔波一族的最佳選擇。土耳其大叔會將拌有酸奶醬的沙拉和熱乎乎的牛羊肉用皮塔餅卷好，裹上錫紙讓你帶回家慢慢享用。星夜闌珊，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屋，扔下書包甩掉皮鞋，抱著暖暖乎乎的土耳其烤肉卷邊吃邊追劇，勞累一天之後，這簡直是莫大的安慰。
改良後的Döner（土耳其肉夾饃）二戰結束後，德國經濟在馬歇爾計劃的支援下迅速恢復。1960年，在西德總理艾爾哈德的帶領下，德國社會市場經濟蓬勃發展，開創了二戰後的「經濟奇蹟」時期。然而，由於二戰中歐洲人口大量損失，非常缺乏勞動力，於是西德政府計劃從南歐及土耳其招募勞工（Gastarbeiter），專門填補那些如搬運工，裝卸工和流水線工人這一類德國人不願從事的崗位空缺。1961年，首批土耳其勞工抵達德國，按照當時的規定，勞工在工作滿兩年之後必須返回自己的國家。雖然當時德國支付給土耳其勞工的工資也並不算高，但比起他們在土耳其本國找不到工作的狀況還是要好很多。這些來自土耳其的勞工們吃苦耐勞，對於苛刻的工作環境也不抱怨，給口飯吃就死心塌地的幹活，比動不動就罷工的歐洲工人要更討僱主喜歡。兩年合同到期，土耳其工人已經適應了一板一眼的德式生活，也能講不錯的德語，掌握熟練的技術，僱主當然不願意換人從新培養，自然熱心幫著土耳其勞工申請延長籤證。於是，來自土耳其的勞工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
土耳其勞工的湧入也帶來了土耳其的飲食文化。入鄉隨俗，隨機應變的土耳其商人根據德國人的飲食習慣和快節奏生活模式改造了Döner Kebap的吃法，一經推出便大受歡迎。1971年，在西柏林克勞次貝格（Kreuzberg）區的科特布斯大街（Kottbusser Damm）上，一家土耳其烤肉店首先推出了改良版的Döner Kebap。在德國經濟崛起的時候，重活累活很多，而人們又總是步履匆匆，很難停下來坐在餐廳裡慢悠悠的吃上一頓飽餐，於是高熱量的街邊小吃市場迅速打開。德國人愛吃的麵包夾香腸和改良版的土耳其肉夾饃成了最受歡迎的食物。既能吃飽，又能吃好，何樂而不為？到了上世紀90年代，Döner Kebap已經成了西歐最流行的快餐，比漢堡、三明治還要更受歡迎。
第一位發明這種卷餅/夾饃吃法的土耳其人究竟是是Mehmet Aygün還是Kadir Nurmann，如今已很難考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Döner Kebap的美味讓每一位食客都難以忘懷。無論是匆匆遊覽，還是學習生活，Döner Kebap的味道總讓人倍感親切。在2013年傳出Kadir Nurmann作為Döner Kebap之父去世的消息之後，網上向他致以敬意的人數以萬計，這在餐飲界也是難得一見的情景。 Döner Kebap在德國被稱之為Döner，而在奧地利卻被稱之為Kebap，一時之間遊客們也鬧不清頭腦，所以如果在歐洲旅行想要嘗試一下Döner Kebap，千萬要向老闆確認你想要點的到底是肉卷，肉夾饃，還是散裝的肉餅。改良版的土耳其烤肉在歐洲太過出名，以至於歐洲人認準了Döner Kebap應該就長成捲起來或夾起來吃的樣子，哪怕到了土耳其旅行，也吵著要吃改良後的Döner Kebap，讓土耳其餐廳老闆哭笑不得。為了照顧歐洲客人，現在在土耳其也開始賣改良後的旋轉烤肉，只不過這種吃法反而是從德國回傳到土耳其本土的。
雖然土耳其的飲食文化已經成為如今德國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自1960年籤訂勞工協定以來，前來尋找工作機會的土耳其族裔卻並沒有很好的融入德國社會。50年過去了，在德國工作和長大的土耳其人已經經歷四代，然而大多數在德國生活的土耳其人仍然處在自己封閉的社交圈子裡，很難在德語社會中獨立生存。
早期的土耳其勞工拖家帶口，一家人千裡迢迢來到德國駐紮生活。父親做的工作很可能就是裝卸貨，看大門之類的工作，學不學德語並沒有太大影響，而同事大多數也都是土耳其人，於是父親的社交圈子就限定在了土耳其裔中。母親如果出去工作，情形大概和父親也差不多；如果不去工作，那麼社交圈子也都是鄰裡街坊在家帶孩子的其他媽媽，當然也都是土耳其裔，如果上街買東西，由於文化不同，她們也不會選擇德國超市，反而是土耳其商人自己開的超市的東西吃起來更合口味。父母的社交圈子如此封閉，又怎麼能期待孩子結交的小朋友來自五湖四海？
由於沒法和老師溝通，也不能輔導小孩子德語，就算在德國出生長大的小孩子也只會講土耳其語，讀土耳其小學中學，畢業之後像父母一樣找一份薪水低廉的勞動工作。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土耳其人自己形成了特有的社會生態圈，將那「奔向西歐發大財」的夢想鎖在這個系統中。極少有人想要逃出這個循環，畢竟在德國這個福利社會中，生存下來也不是太難的事。
在小孩子長到18歲的時候，他們要自己選擇德國身份還是土耳其身份。於是，這也為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到底什麼是德國人？誰是德國人？會講德語的就是德國人嗎？不說德語就不是德國人嗎？拿了德國護照就是德國人嗎？信伊斯蘭教的可以是德國人嗎？這些問題不僅對於年輕的土耳其裔來說很難回答，對於整個德國社會，也是一項不小的挑戰。歷史倒流兩百年，俾斯麥之前尚無統一的德意志。那時德國人就在問自己，到底什麼是德國？誰是德意志人？移民文化融入德國主流文化，而新移民的身份認同與德國社會的接納感也在相互衝擊融合，不斷引發新的社會思考。
德國足球一直被看成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徵。二戰之後，西德國家隊在1954年的日內瓦世界盃上問鼎冠軍，成為戰後德國人最驕傲的一個瞬間。如今，德國國家隊裡少數族裔日漸增多，許多來自土耳其，波蘭還有許多非洲國家的移民後代成為足球運動員，代表德國馳騁賽場。一方面，他們出色的表現為德國國家隊贏來極大的讚譽，另一方面，不少球星在身份認同這件事上不得不面對媒體和社會的追問。
德國球星厄齊爾（Mesut Özil）出生長大在魯爾區的蓋爾森基興（Gelsenkirchen），祖父是當時從土耳其來德國的勞工之一，算下來厄齊爾應該是土耳其第三代移民了。由於球踢的很好，年紀輕輕就被足球俱樂部選中，並送到綜合學校接受精英教育，這對於大多數土耳其人絕對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在如今已取得德國身份的60萬土耳其裔中，大概有30%的土耳其移民沒有中學畢業，只有14%通過高考獲得了上大學的資格。18歲時，厄齊爾選擇保留德國身份，他說著流利的德語，接受了德式教育，球技過硬，人緣不錯，在俱樂部裡很受重視。即使憑藉自己的本領良好地融入了德國社會，厄齊爾的土耳其身份也經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2010年，德國和土耳其隊曾在柏林有一次正面交鋒，來觀戰的有一大半都是土耳其裔球迷。每當厄齊爾碰到球的時候，看臺總有一側會噓聲一片，不過這倒沒影響他的發揮，只不過進球後厄齊爾並沒有慶祝，而是立即轉向下一攻勢，以免影響某一方球迷的情緒。2011年的歐洲杯預選賽中，他本有機會代表德國隊在伊斯坦堡出戰土耳其國家隊，但在比賽當天教練勒夫決定不讓厄齊爾出場，理由是腳跟受傷，最好靜養觀戰。消息一出，媒體譁然，土耳其媒體尤其憤怒，大聲斥責說厄齊爾「懦弱」，「耍花招」，「臨陣脫逃」。設身處地為他想一想，如果真的上場，全力進攻碾壓對手，土耳其球迷可能會罵他是叛徒；如果考慮土耳其隊伍的面子，故意放水，又違背了作為足球運動員的職業道德；如果全力進攻卻未能進球，德國球迷可能會懷疑他有放水的嫌疑……總之厄齊爾的處境真的會很為難。無論是出於傷勢還是職業聲譽的考慮，厄齊爾發表聲明說他很遺憾沒有參加這一場對決，但他也同時鼓舞土耳其隊希望他們振作精神，迎戰亞塞拜然。當時土耳其隊落後比利時隊一分，只要在幾天後的比賽中德國能夠擊敗比利時，土耳其隊就遊戲王晉級附加賽。果然，在對戰比利時的賽局中厄齊爾打入一球，助攻再入一球，最後德國以3-1打敗了比利時，幫土耳其隊完成了晉級的願望。此時土耳其媒體轉勢對厄齊爾大加讚揚，稱「土耳其為厄齊爾歡騰」。
在很多場合下，媒體總愛追問厄齊爾的自我認同，他明確表態要為德國隊效力，並聲明「我是德國人」。又因為家族傳統，厄齊爾時常也會回到自己在土耳其的老家休假探親，他也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同時也說著流利的土耳其語，媒體總喜歡將厄齊爾作為土耳其裔成功融入德國社會的案例來報導。但總的來說，如厄齊爾一樣成功的人終歸是少數。大多數土耳其裔仍然很難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他們仍然延續著祖輩父輩從事的廉價行業，在每一次經濟危機襲來的時候，依舊是最先被裁掉的那一批工人。誠然，德國如今的發展離不開每一位辛勤的土耳其勞工的貢獻，但是這個人數龐大的社群也成為德國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德國的難民政策開放後，大批來自難民湧入德國，更讓這本來就動蕩複雜的社會結構風雨飄搖，少數族裔群體分化嚴重，社會福利政策支離破碎。幾百年前拷問德國人的那個問題，如今被時代賦予新的內涵，重新拷問著這片土地：德意志，你在哪裡？（本文轉自十五言）
德國投資移民項目：半年後獲得3年居留，居留3年轉德國永居。德國藍卡居留項目：10萬歐元辦理德國歐盟藍卡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