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通透，看不到些許絲雲。雪峰潔白，與曠達的蒼藍映襯，更加晶瑩恬靜。往下看，山腰間雲霧忽濃忽淡，層次異常豐富，繚繞飄拂……立於瑞士首都伯爾尼市正義街的一個斜坡上，遙望東南方向的阿爾卑斯山脈高峰——少女峰，我在心中一直認為這是一首詩，純淨的遠詩！
但我們決意放棄這次觀賞瑞士名勝、世界風光勝地——少女峰的機遇。直抵伯爾尼之後，整個上海新聞代表團拜訪正義街32號，瞻仰愛因斯坦紀念館。
一實際上，這緣由，全生發於一段特殊歷史邂逅，以此而孕育的機緣。其一為，1922年11月中旬、1923年初，當世界物理學革命徐徐開啟大幕之時，愛因斯坦曾兩次訪問上海，歡迎及互動盛況皆為空前，海上知識界一時開口皆談「相對論」，影響不可謂不大。雖然隨著時光流逝，附之於戰亂、動蕩、顛覆性變革，外灘福州路17號，當年工部局禮堂，聆聽愛因斯坦關於相對論報告，三四百名知識分子所迸發出的熱烈而經久掌聲，早就隨風散去。可是這世界科學文化交流史上的濃重一筆，在上海許多地方，留下深深的印痕。
其二則是，時隔八十多年，2006年4月初，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要負責人，收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原會長、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轉來的一封信，寫信人為愛因斯坦的出生地、德國曼海姆市前常務副市長艾格爾博士。艾格爾在信中，鄭重其事地介紹了愛因斯坦兩次訪問上海的情況，並附上幾件材料，包括當時報章的若干報導。同時，在梅大使的陪同下，艾格爾博士又赴上海，與有關方面專門作了會晤。談及當年的情形時，會談者幾乎都有這樣的共識，在那個年代，上海對愛因斯坦的如此尊重和熱情，既可視之為雙方的友誼和感情，又可看作上海這座城市性格特點的重要側面，或者說崇尚科學、重視文化的特有稟賦，如果對此進行深層次的挖掘和梳理，必將對當今時代，帶來新的啟發和激勵。文匯報社領導以高度的熱情，組織一批富有才華的記者、編輯深入調查，抉微鉤沉，於2006年4月24日首發新聞：「一封海外來鴻牽出一段往事——愛因斯坦在上海與諾獎牽手」。並以此為契機，很有聲勢地展開了「愛因斯坦與上海」和「國際科學文化名人在上海」尋蹤採訪報導。歷時三個多月，向讀者奉獻近二十萬字文稿，數十張珍貴圖片。讀者與報社互動踴躍，舊聞成新聞傳播廣泛。期間，上海市政府新聞辦與文匯報聯合召開座談會，邀請科技與文化界的京、滬兩地專家共同探討：上海在這方面彌足珍貴的歷史現象說明了什麼，在當今時代，於世界發展的潮流中努力前行的上海，又有何種激勵與思考。
有此不可忽視的緣由，我們豈能錯失造訪世界上唯一的專門館：愛因斯坦紀念館。1902年，蘇黎世聯邦工學院大學畢業之後，青年愛因斯坦寓居於正義街32號。這是一段極為窘迫的日子， 近兩年工作無著，我曾看到過這樣的資料，萬般困苦的曠世奇才，只得在《伯爾尼城市報》登出一則啟事——1902年2月5日的報紙：「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願私人為大學生或中學生徹底講授數學和物理學。本人持有蘇黎世聯邦工學院的教師資格證書，住正義街32號一樓，試聽免費。」三年之後，也就是1905年，也就是在此困居之地，愛因斯坦拉開了影響世界物理革命序幕，這一年，在《物理學紀事》上連續發表五篇論文，提出三項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光量子假設、狹義相對論、布朗運動和統計性解釋，多年以後，有科學大家認為，憑狹義相對論的三篇論文就應該得三個諾貝爾獎。26歲年青人，震翻物理學界，成為劃時代天才！正義街32號，相對論誕生的地方。愛因斯坦紀念館，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自豪。
二典型的北歐古城、老街，沒有大都市的喧囂，沒有燈紅酒綠。哥德式建築錯落有致，建築群中時有片片綠蔭。這是名城，卻刻意保留鄉村的自然元素。細品，一道靜謐、高貴、充滿中世紀風味的氣息迎面而來。石塊「彈格路」的正義街，承載著深厚寓意的「正義女神」雕塑噴泉立於街中心。走進32號，很有一點特別的感覺。在這個紀念館徜徉，似乎沒有那種年代的疏離感，歷史色彩並不濃厚，人的思緒很容易穿越百年時空。
瑞士伯爾尼正義街32號愛因斯坦紀念館的照片牆。眼前陳列的很多照片，我大部分在過往的雜誌和書籍中看到過。在這裡重睹，仿佛前後、上下、左右、時間相融合成四維空間，把場景、人物、事件連接在了一起。愛因斯坦與愛人米列娃和新生兒子的合影，那是他在報紙上登啟事，苦為稻粱謀的時候，他必須從事部份的家務，一手抱著幼孩，一手拎著爐子，到門外生火。幸好四個月後，在同學父親的幫助下，被瑞士聯邦專利局錄用，成為三級技術員。普通公務人員的月薪已可以維持家庭，但是當緊緊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始終在物理學領域咬住目標，實施其稱之為「徹底」的追求時，另一番更為深刻的艱難，滯滯無法解開的一道道難題，幾乎讓他喪失繼續向前探索的信心。我在紀念館玻璃櫥櫃中看到一把小提琴，這是愛因斯坦的鐘愛之物。少年時，在母親近乎嚴苛的教育下，他七歲學琴，以至成為他的終生愛好，在研究科學之外，他最大的迷戀是音樂，可以說，音樂給了他研究上的靈魂，讓他的生命變得迷人和生動起來。愛因斯坦曾寫信告訴朋友，在他為「廣義相對論」框架絞盡腦汁，困獸猶鬥，無法突破之時，小提琴幫了他大忙，愛因斯坦側身於廚房，一邊拉琴，一邊思考，指尖下的弦上，流淌出萬般迷茫、不盡叩問、執著堅韌。這種狀態，竟然持續兩個多月……終於有一天，青年愛因斯坦在廚房內仰天大喊「明白了！」布展者在櫥櫃內安放這把提琴，當不是告訴觀展者，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風華絕代的音樂家，用心展示的應是一種特殊的苦難！
當然，在紀念館中令我最為震驚的，還是那一套1905年《物理學紀事》雜誌，前後刊登過愛因斯坦的六篇論文。正義街32號沿街的底樓一統間三十五六平方，加上連著二樓的那間，聲名煊赫的愛因斯坦紀念館，也不過七十平方米左右。這套雜誌在二樓的櫥櫃內，隔著玻璃櫥櫃相望八十多年前的雜誌，透過歷史雲煙，心中所見，只有熠熠生輝。其中有一卷，一口氣竟然刊登了愛因斯坦的三篇論文，當年有人斷言，那時物理學界能讀懂愛因斯坦論文者，僅兩人半而已。這是作者的絕世才華，同樣也映照出編輯部的空前識見和氣魄。當人類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之時，美國時代周刊廣泛開展活動，評選二十世紀對人類作出最重要貢獻的一位人物，1999年12月26日，愛因斯坦被評為世紀偉人。人們公認其開創了科學技術新紀元，是繼伽利略、牛頓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維格納曾指出，「我們所有人都在愛因斯坦的庇蔭之下……」世界科學界人士認為，毫不誇張地說，根據愛因斯坦創立的科學理論，衍生出的發明創造，幾乎涵蓋了現代文明的每一個角落。電腦遊戲、公共汽車、數位照相機……我們衣食住行的每個細節都閃現著愛因斯坦的影子！我非理工出身，說實在，對這些認知，缺乏切實的感受。當然，我深知，正義街32號，是愛因斯坦創立偉大理論的空間源頭。
瑞士伯爾尼正義街32號愛因斯坦紀念館一景。那天，接待我們的是愛因斯坦紀念館館長，一位年近六旬的女士。館長很熱誠，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介紹得詳盡而又生動，我們仔細認真地從一樓看到二樓。但很遺憾，我沒有看到一件與中國相關的材料，甚至一張照片都沒有。1936年底，國民黨當局在上海逮捕愛國人士，「七君子事件」震動國內外，愛因斯坦通過他的中國學生在美國獲悉之後，以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身份，聯合美國一批名校的著名教授，給蔣介石、孔祥熙等發來電報，要求釋放「七君子」。此事影響廣泛，當年的電報文稿還在上海的歷史文獻中有所載錄。在中國抗日戰爭最為危急的關頭，愛因斯坦聯合大批美國教授，在美國二千多個鄉鎮進行動員，籌款支持中國人民反擊日本法西斯。愛因斯坦曾影響和培養了周培源、束星北這樣的佼佼者，他們回國後又培養出一大批更年輕、更優秀，乃至有世界影響的物理學家……這些情況，通過翻譯我向館長作了介紹。我特別講了愛因斯坦曾兩次訪問上海的情況，其中發生了許多美妙而動人的故事。他受到上海知識界、新聞界隆重而熱烈的歡迎，應邀在福州路工部局禮堂所作有關「相對論」的報告，在學界特別是年青學子中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即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對愛因斯坦也是抱著深深的崇敬喜愛之情。愛因斯坦第一次途經訪問上海時的當天晚上，中國文化教育界在畫家、書法家王震家裡設宴款待愛因斯坦夫婦，上海大學校長于右任等作陪，地點在上海老城廂喬家路113號的王震居所梓園。
1922年11月中旬，愛因斯坦訪問上海，畫家王震（王一亭）在梓園設宴款待愛因斯坦夫婦，陪同的還有于右任等。歲月滄桑，梓園早已面目全非，但其所在的喬家路弄堂口，一堵白牆上的「喬家路簡介」，不乏自豪地書寫著弄堂歷史，其中就突出而鮮明地記載當年愛因斯坦夫婦來梓園做客的故事。這小馬路上的市民，把此當作一道綺麗的文化風景，口口相傳，滋潤了幾代人。讓愛因斯坦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當郵輪在大海中破浪前行，即將到達上海的時候，收到了獲得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電報，郵輪靠上匯山碼頭，一大批新聞記者、瑞典領館官員、眾多迎接的人群，向新科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發出的歡呼聲，證明這一切不是「夢幻」！愛因斯坦和夫人米列娃在上海下榻的禮查飯店304房間，如今的浦江飯店標有專制銘牌，八十五年過去，整潔如斯……笑容洋溢的館長女士，在我的話語聲中，神情一下子有點懵，繼之驚訝，「真的？這都是真的！」轉而又極其的嚴肅，當講述到最後，我看見已經完全激奮的館長，眼眶中閃眨著淚水，幾次喃喃說道：「太珍貴了，到上海去，應該去一次上海！」
我們要離開紀念館了，館長伸出雙手，往下一壓，要求大家慢走、停步。她快步走到一個大柜子旁邊，拉開抽屜，取出一個大本子，翻譯告訴我，這是貴賓留言冊。館長語速很慢，又極其認真地說，愛因斯坦與上海有如此重要、緊密的關係，我們真的一點都不知道，紀念館沒有這方面的展示，遺憾至極。希望上海新聞代表團能給一點彌補的機會，為紀念館留下你們最想要說的話。
三倏忽之間，伯爾尼這段令人難於忘懷的經歷，已十年有餘。在愛因斯坦紀念館那本紀念冊上寫了什麼？依稀記得大體的意思，準確表述很難想起。印象中，在我題寫的時候，代表團成員小王是站在旁邊摁動過相機的，我電話一問，小王回答很肯定：「有啊，我不但拍了當時的情景，還拍了你題寫的內容。」「有一段時間了，將內容存在電腦裡，要回家翻找。」第二天晚上九點三刻，我收到小王發來的題辭內容圖照及當時的一些場景照片。了不起的數字傳播技術，題辭內容清晰呈現：
1922年當愛因斯坦攜夫人到達上海的時侯，獲悉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上海以最大的熱情歡迎世界上最為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科學家與上海有著特殊的友誼。我們熱愛愛因斯坦，因為我們熱愛科學。在這裡，我們將因為愛因斯坦而更加堅定對科學的探索！
落款是上海市新聞代表團全體成員的籤名。時間：2007.9.21
上海市新聞代表團在瑞士愛因斯坦紀念館的留言。回望這一經歷，似有幾分欣喜，但總覺得有一種缺憾，甚至是一種忽視。
為紀念愛因斯坦兩度訪問上海這一珍貴史實，及其所引發的社會反響，上海市政府新聞辦會同有關方面，決定鑄造一座愛因斯坦青銅塑像。既是永久的紀念，又可作為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價值追求的一個文化坐標，置放於最為適合之處，在人來人往的瞻仰中，形成鼓舞與激勵。可能是綜合因素使然，隨後展開的卻是一個令人唏噓的故事。
初始的進展是十分順利的，原駐德大使梅兆榮、前曼海姆市常務副市長艾格爾博士極其贊成這一想法，艾格爾博士以愛因斯坦故鄉市長的身份，還爭取到法國德高公司的支持，贊助十萬歐元用於愛因斯坦雕像製作。上海油雕院雕塑家唐世儲擔綱主創，作品主體為愛因斯坦頭部塑像。科學英雄是以其非凡的頭腦，為全球人類作出了無法比擬的貢獻，雕塑視覺作如此聚焦，應該說，不但具有藝術性，同時更具有人文性，其臉部為世人所喜愛的特性，自有一種無法阻隔的親和力。整個雕像高2.7米、寬3米，2.6噸的淨重，壯哉，這當是世界上最有氣勢的愛翁雕像。事畢，上海巿城市規劃局、黃浦區城市規劃局批文同意把雕像置放於福州路外灘，臨近黃浦江畔的一綠化地塊，與當年福州路17號工部局禮堂一箭之遙，意在呼應愛因斯坦在此禮堂所作的相對論報告。多磨者好事居多，為迎接上海世博會的召開，中山東一路外灘要修建地下隧道，所有黃浦江畔景觀建設項目均停止，協調配合隧道工程的進展。以致愛因斯坦雕像竣工之時，德國前總理施洛德在梅大使陪同下，只能到原來的上鋼十廠，當時改建為上海城市雕塑中心參加揭幕典禮。以後又遇上各類變化因素，雕像這一遷擱，在外灘安置一事，從延宕而成進退失據。
那是一個秋日雨天的下午，我特為趕去雕塑中心，又是幾年過去了，愛翁安好否！撐著傘，在原址遛了幾大圈，只見風斜雨疏，不見恢宏的青銅塑像，只得落寞而返。直至今年前些時，我方才知道，因為雕塑中心的改建，愛因斯坦雕像一度被鎖在倉庫。作為當時的主事者、參與者，心中感慨可以想見，白雲蒼狗，溯前塵往事，怎能回首……
前一時期，由於工作變動，搬離原來辦公室，幾個月間，抓緊一切業餘時間，整理往時資料。三櫥櫃的文件堆中，順眼見到有一大迭的內容，正是文匯報從一封來信，引出有據有實、生動而鮮活報導的相關材料。猶如故人相見、執手而談。連續多天，我閉門閱讀。那會兒，正是中美貿易摩擦急劇升溫，我國有些重量級企業陷於困境，風聲、雨聲、喧嚷聲，聲聲入耳啊！厚積於心中的思緒，零碎、久遠，但猶如一定量密封且擠壓的粉塵，一旦釋放，遇上氧氣、熱度與震動，自然而然會形成理化意義上的粉塵燃爆。我驀然感到，時至今日，我們應該為愛因斯坦雕像的置放，有一種符合城市精神與城市氣質的再一次思考。 因為歷史，也只有歷史才能從真正意義上激勵和啟示未來！
四我認為，愛因斯坦兩度訪問上海，這是上海極富價值、不容忽視的歷史記憶。
其珍貴之處，在於喚醒和引領一個大都市記憶深處，特別值得重視的內容。原先和文匯報的同事研究報導計劃時，聚焦點僅僅在於愛因斯坦對上海的訪問，儘可能勾勒出一位科學巨人富有內涵的活動框架。隨著採寫深入和研討展開，情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大批具有世界級影響，執所在領域之牛耳的人物，竟然與上海也有著如此密切的互動，這些重要史實不斷地被挖掘、湧現出來。無線電之父馬可尼、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丹麥科學家玻爾、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思想家杜威、印度詩人泰戈爾、戲劇家蕭伯納、電影大師卓別林……萬裡跋涉，分別到訪上海。停留時間雖有長短，但他們以演講、交流、考察、互動的形式，帶來人類全新的科學知識、文化理念，振奮了這座東方大都市，特別是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文匯報這一次面向歷史，近乎於拓荒式的報導，在廣大讀者中形成一個閱讀熱潮，成為當年極富影響力的新聞事件。愛因斯坦是上海這一歷史記憶的代表性人物，其引領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始終認為，愛因斯坦訪問上海的前前後後，具體鮮明而又生動地反映了上海的文化特性。
上海的那種熱情，在其他地方確實是少見的。為了迎接到訪，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三本雜誌，一為《改造》、一為《少年中國》、一為《東方雜誌》，特為刊出三個「相對論專號」。上海的《申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一批主要報紙，甚至於刊登大幅廣告、撰寫社論，歡迎愛因斯坦。事中，又圖文並茂作了大規模的追蹤報導。相較於北方《晨報》《大公報》在此事上「豆腐乾」新聞反映出的淡漠，這種熱情是異乎尋常的。上海一批主流媒體呈現這種熱度，而知識界人士態度之熱烈，更令人瞠目。我曾在一份刊物上，拜讀過當時生活在上海的詩人徐志摩大作「安斯坦相對主義」，在專業人士看來這是不著邊際的淺見，但其真誠到底的態度，卻很讓人會心而笑。有朋友送他一本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淺說》，徐先生說自己即是復看之後，結果還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不懂」。「安斯坦在物理界的革命，已經當代科學家認可。……無論如何他發動了這樣一件大事業，應該引起全世界注意，不但是愛科學的人當然研究，就是只求常識的人，既然明白奈端的身份，就不可不知道安斯坦的價值。」「總之進幾百年科學的成績真是人類最可引為得意，最名貴的家傳遺產，要不枉為二十世紀的人，總得利用這個時期，來領略這點兒洩露的天機。」在那滿城爭說「相對論」的上海潮流中，一些科學界人士，則振臂疾呼：「我願仰慕愛因斯坦的國人，首先要培養科學的精神，奮然興起，來研究自然科學。」說實在的，愛因斯坦與上海只是一個短暫的接觸，但就是從這偶然的瞬間，我們也可以發現歷史的奇妙關係。《少年中國》雜誌出版「相對論專號」，時為1922年2月，李大釗、毛澤東、張聞天、惲代英等當時還都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其時，中國共產黨也剛成立半年多。這一大都市在文化特性上的世界眼光、開闊胸懷和敏銳性，也由此可見。
我感到，對愛因斯坦的來訪及其圍繞「相對論」而表現出的凡此種種，於上海而言，這是應該特別令人重視的精神標識。
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已經開始傳播，在上海已經有相當的熱度，但真正對其有所理解，甚或有所了解者，人數有限。而這並不妨礙人們對其學習、探索的興趣和熱情。1923年1月1日下午三點，愛因斯坦於福州路17號工部局禮堂開講座，內容就是介紹「相對論」，數百人的大廳座無虛席。參與者的專注與凝重相融，歡呼與掌聲並舉。我很贊同這樣的說法，「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創造性都是一種美好而寶貴的品格。……這不是表示崇拜，只是表達對創造性的敬意和尊重」。當然，這種敬意和尊重到了相當高度，也就難免有過度美化的以訛傳訛。我曾看到過這樣的記述，蘇聯學者裡沃夫所著的《愛因斯坦傳》，對1922年11月的第一次訪問，就有這樣的描述，「11月15日，中國大學生在上海為了此事，對他作了熱烈的歡迎，用手臂抬著他在南京路上走過」。顯然，這只能稱之為一種沒有根據的美好想像。愛因斯坦是11月14日下午3時乘船離滬赴日的，當時的報章也全無這一盛況的報導。不過，上海對愛因斯坦學說的重視，確實出乎人們的想像。從現有的記載看，愛因斯坦與中國的材料，基本都和上海有關。早期出版的關於「相對論」的書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文元模編譯的《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夏浮筠《相對論淺釋》、周昌壽《相對律之由來及其概念》等等。世界書局出版王剛森上下兩冊的《相對論ABC》，正中書局、神州國光等出版機構紛紛出版過介紹愛因斯坦理論的書籍……回望與靜思，不難感到，上海骨子裡的真正魅力，並非僅僅因為是「洋氣」。近代以來，現代性和現代化，上海都得風氣之先。外來文化在上海先行消化以後而傳播開去。凝視上海歷史上那些一閃而過的瞬間，無疑是挖掘出上海城市氣質中被忽略了太久的一面——尊重科學、崇尚創新。我是很認同這種意見的，在很長一段時期，在一些方面，上海是有不少被誤讀的地方！即使是流行度頗高的周璇老歌、張愛玲小說，旗袍、百樂門舞步……也只能算作老上海發達的「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的符號。而真正撐出上海魅力的，那深刻的精神標識，就其本質而言，是對現代科學、文化，充滿熱情的孜孜不倦追求！
我深深感到，當年愛因斯坦及一大批國際科學文化名人訪問上海，在更深層面，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記憶，也不只是同現實有某種聯繫或契合。恐怕在於對未來的昭示及前行的路徑指引。
或許是出於防止就事論事地看待愛因斯坦訪問上海這段歷史，有世界科學史專家慎重其事地提出，「愛因斯坦在滬活動的本身，對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科學的意義，需要在五四文化運動（1917—1921）和相對論在中國的傳播這樣的背景下討論，才能看得清楚」。這樣的認識，確實是建立在歷史分析的基礎之上。由於這場二十年代的「相對論熱」，才激發了一批中國青年學習理論物理學的熱情，為往後湧現出中外有影響的年輕優秀物理學家奠定了基礎。相對論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被迅速地接受和吸收，其影響深入和廣泛，引發了當年一場「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參加這場論戰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在自己的文章中以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為佐證。科學，或許這就是科學的魅力、科學的力量。對愛因斯坦讚賞不已的英國數學家、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也是在1923年到訪上海時說：歸根到底，是科學使得我們這個時代不同於以往的任何時代！時隔九十多年，此話不但適用，乃至有極大的警醒！上海尤然。作為國家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必然承擔為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責任和使命。把上海建設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這是何等的緊迫。尊重科學，崇尚創新，又是何等的重要。
愛因斯坦兩度訪問上海，以及近現代大批世界科學文化名人訪問上海，毫無疑問，這是上海不可忽視的文化底蘊，彌足珍貴的社會氛圍。科學技術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之一，取決於科學家的成就，同樣取決於公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一切創新的基礎！那些講座與傳播，激發多少中國青年學子，發憤於現代科學知識的學習與探究。拉近科學與公眾的距離，必將裂變出難以估計的能量。
五有一段記載曾經深深地打動過我，令人難以忘懷。當愛因斯坦到訪上海，出現在公眾場合時，被一大批態度熱烈的人們簇擁著，衝入最裡圈的，毫無疑問，是中外新聞界人士。有不少新聞記者向他提出各類有關相對論的問題，愛因斯坦的回答一如往常的率性隨和，並向身邊的The China Press記者要去紙和筆，寫下相對論的數學因子，認認真真籤上自己的名字，極具幽默和神秘地告訴記者說，這個數學因子是「向著相對論的通關密語」。呵呵，這應該是不得了的獨家收穫，愛因斯坦留在上海的唯一墨寶。第二天，此一書寫刊載於The China Press上。這份報紙是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辦的第一份，也是當時唯一一份中國人辦的英文報。我反覆思忖，那年、那月，書寫者也十分清楚，能看懂並真實理解這一數學因子的人，少之又少，但仍主動書寫，並同意將此展示和傳播，唯一的出發點當然是十分明白的：最為重要的是，科學和公眾的距離。這是能量裂變的前提，將決定人類和社會的進步。知乎、知乎？那「通關密語」！那笑而不答的昭示！
「向著相對論的通關密語」。此回閉門讀材料，又一次念及，愛翁安在！我決意再次尋找愛因斯坦雕像。幾個電話下來，似乎還是遍訪無及。重新制定搜索計劃，認為還是先從源頭上順勢而下詢問各個環節為好。市政府新聞辦在當年是制定和策劃雕像的創作和安放工作的，我和當時的建軍副主任把具體聯絡任務交給事業處落實，處長小湯雖然已經調離，到其它地方負責工作，但畢竟是經歷者，或許就是一把開鎖的鑰匙。電話接通，傳來輕鬆兼有幾分高興的聲音：「對了、對了！是在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哦，在各方努力之下，愛因斯坦雕像歷經八年，終於走出雕塑公園一隅及其倉庫，張江高科集團公司以高度的熱情和認真的態度，迎接愛因斯坦雕像，置放於張江高科技園區諾貝爾湖公園。
平心而論，下決心投入力量，迎放愛因斯坦雕像，作出這樣的決策，張江高科集團的領導是有相當科學及戰略眼光的。所處區位和環境安排，也屬上乘。今年8月2日上午十點，我專門趕赴浦東張江園區，大伏天的烈日下，張江高科集團黨委領導和辦公室人員陪同我，瞻仰愛因斯坦青銅雕像，正逢集團大廈旁邊的諾貝爾湖公園整體改建，好在公園面積不大，春節前工程就可完畢，現在四周用隔離物採取了一些防護措施。中間地帶，赭紅色大理石貼面的基壇上，十分具有愛因斯坦性格特徵的頭部青銅雕塑，與之連為一體。因為高大而頗有氣勢，也因為高大而把刻劃逼真的人物臉部神態，予以放大後強化呈現。何等熟悉呵……這次負責接待的張江高科集團黨委俞副書記很熱情，也很容易溝通。她告訴我，這裡改建好後，既有人工湖，又有噴泉，那片草坪也是比較大的，愛因斯坦這位科學偉人的雕像安放在這裡，對科創熱情是一種激勵。我把愛因斯坦兩度訪問上海，及製作雕像的前前後後作了簡要介紹，特別講到，那雕像，意在把上海這段珍貴的歷史，用藝術形式固化下來，決不讓其隨風飄散。把雕像安頓在上海人流量大的標誌性空間，目的在於更加自然，更加有效地拉近「科學與公眾」的距離！我的敍述是平靜的，雖然此刻思緒萬千，但八年多的時光，八年多的思考，也讓我更加明白地體會了那句話，「誠覺世事盡可原諒」。社會的認識及行為必定體現出階段性，一切認識也必將隨著客觀現實進行變化和提升。張江高科就是為認識的提升構築了一個紮實的臺階！
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諾貝爾湖公園的愛因斯坦雕像。而讓我心中一震的是，俞副書記告訴我，她來張江之前，原在陸家嘴集團公司工作，那時就對愛因斯坦與上海的關係，及其雕像問題有所了解，因為她兒子中考時，試卷上就有一道考題，如果上海有四個地方，其中包括陸家嘴和外灘，可供安放愛因斯坦雕像，請考生選擇一個。她那位應該還是稚嫩的兒子沒選擇他媽媽工作的地方，而是選擇了外灘。據說，很多同學都作了這樣的回答。是的，這是中學生的選擇！ 第二天，我收到了關於這道考題的微信。
上海中學生與愛因斯坦的距離如此之近，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還有什麼能比年青學子的想法更能令人振奮！
寫於2018.8.26
（原題為《愛因斯坦訪問上海隨想：那「通關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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